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刽子手的刀光闪过，来俊臣那颗恶贯满盈的头颅就飞离了身躯。围观的百姓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怒，就像一群疯狂的公牛一样蜂拥而上，将来俊臣扒皮抽筋，开膛破肚，并且抠出他的眼珠子，掏出他的五脏六腑，扔在地上踩成烂泥，最后一片一片撕下他身上的肉，争先恐后地抢着吞吃……须臾之间，来俊臣的尸身就只剩下一副血淋淋的骨架。
得知刑场上发生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时，武曌惊呆了。
虽然她早知来俊臣民愤极大，但是大到这种程度，还是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
她不禁为自己最终痛下杀手而感到庆幸。假如她一意力保来俊臣，天下人的愤怒无疑将集中到她的身上，日后一旦爆发，后果不堪设想！
有鉴于此，武曌决定和来俊臣彻底划清界限，随后特地颁布了一道《暴来俊臣罪状制》，在制书中历数这个昔日宠臣的斑斑罪状，把他骂得狗血喷头，最后还掷地有声地宣布：“宜加赤族之诛，以雪苍生之愤！可准法籍没其家。”（《资治通鉴》卷二○六）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伸张正义，替天行道的立场。
数日后，来俊臣被满门抄斩，家产全部抄没。朝野上下人人拍手称快，互相在道路上庆贺说：“从今往后，终于可以一觉睡到天亮了。”
随着来俊臣的身死族灭，一个血雨腥风的酷吏时代终于落下了帷幕。如果从垂拱二年（公元686年）盛开告密之门算起，到这一年（公元697年）来俊臣伏诛为止，武曌借助酷吏实行恐怖统治的时间长达十一年之久。
毫无疑问，酷吏政治是女皇武曌一生中最让人诟病的一大污点。
初唐（高祖、太宗、高宗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法律体系最为完备，司法制度最为健全的时期之一，尤其在唐太宗贞观时代，“宽仁慎刑”成为立法、司法的主要原则，人权在这个时代得到了最有效的保障和体现。迄于高宗初年，宰相长孙无忌等人更是在《贞观律》的基础上制定了古代中国最具有典范性的一部法律——《永徽律》及《律疏》（后世合称为《唐律疏议》）。然而，这一切优良的制度传统却在武周革命前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和致命的颠覆。在酷吏肆虐的十余年间，朝廷的司法制度形同虚设，所有的法律全都变成了一纸空文。君臣之间相互猜忌，朝野上下人人自危，真情贱如粪土，他人即是地狱，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信任荡然无存。在这个黑白颠倒，正邪易位的年代里，世界就像一个蓦然打开的潘多拉盒子，人性中所有最丑陋的事物都在阳光下尽情飞舞，疯狂地吞噬着一个个无辜的生命，无情地践踏着法律、道德、公序、良俗、正义、良知，以及生命的价值与尊严……
所幸的是，武曌并没有让这个世界陷入彻底的疯狂。
因为酷吏们始终在她的掌控之中。
无论武曌表面上多么宠信酷吏，她也只是把他们当成铲除异己和巩固政权的工具而已。所以，她给予他们的权力通常囿于监察权和司法权之内，很少涉及行政权。综观武周一朝为患最烈的二十七个酷吏（参见《旧唐书·来俊臣传》），仅傅游艺因带头劝进之功而一度拜相，但时隔一年就被武曌借故诛杀，其他几个着名酷吏如周兴、来俊臣等人，均未掌握相权，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左右帝国大政。因此，武曌才能做到“计不下席，听不出闱，苍生晏然，紫宸易主”（《资治通鉴》卷二○五）。亦即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改朝换代的目标，避免了大规模的动乱。
换言之，尽管在酷吏横行的十余年间，帝国的统治高层被清洗得面目全非，但是基层政权和民间社会却基本能够保持正常运转和稳步发展，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说，武曌就像是一个高明的驯兽师，既能从容地驱使虎狼去撕咬猎物，又能不动声色地迫使虎狼自相残杀。最后，当武曌意识到酷吏们已经在政治上造成相当程度的负面作用时，尤其是当她确认自己的统治不再受到威胁时，她又能从容收网，兔死狗烹，给臣民们一个交待，还帝国政坛一个朗朗乾坤。
武曌比谁都清楚，杀戮立威只是一种手段，恐怖统治也不能维持长久，要想坐稳江山，就必须得人心，而要想得人心，就必须在适当的时机结束阴霾密布的政治冬天，逐步恢复帝国原有的法律和道德秩序。为此，武曌在诛杀来俊臣之后，便重新起用了一批颇具时望和贤名的正直官员，让他们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枢。
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十月，一个差点死于酷吏之手的前宰相终于从地方上风尘仆仆地回到了洛阳，开始着手进行拨乱反正，制度重建的工作。
他，就是一代名相狄仁杰。
第三章 李唐归来
【一代名相狄仁杰】
狄仁杰，字怀英，并州太原人，生于官宦之家。从童年时代起，狄仁杰身上就有一种特立独行，不畏权贵的勇气。有一次他家的门人被害，县衙里的官吏前来调查案情，府里的老老少少都忙不迭地前去接受问话，惟独狄仁杰拿着一本书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县吏一看这小子那么有个性，心里老大不爽，就上去命他接受问话。狄仁杰啪的一声合上书本，没好气地说：“我跟书中的圣贤对话都惟恐不及，哪有空理你们这些俗吏！你凭什么凶我？”
这是史书记载的有关狄仁杰生平的第一个故事。未来神探狄仁杰在史书中刚一亮相就与命案有关，也算是一个有趣的巧合。作为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清官和神探，狄仁杰的探案故事通过千百年来的公案、话本、戏剧、小说，乃至当代影视而广为传播，几乎已经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到了二十世纪，狄仁杰更因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所创作的《大唐狄公案》而享誉西方，被西方读者惊呼为“东方的福尔摩斯”。
那么，真实的狄仁杰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他是否被后世的这些虚构作品过度神化了呢？
答案是：不。
历史上的狄仁杰确确实实是个神探。高宗仪凤年间（公元676～679年），狄仁杰担任大理丞，“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旧唐书·狄仁杰传》）。一年之内勘断的积压案件所涉及之人犯就达一万七千人，而且事后还没一个喊冤的，这当然是不折不扣的神探了！
作为神探，最重要的素质就是智谋。在小说和影视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狄公身上那种超越常人的机敏和睿智。而历史上真实的狄仁杰，其智谋比起虚构的人物似乎也不遑多让。长寿元年（公元692年），狄仁杰与魏元忠等人一起被来俊臣诬陷入狱。当时朝廷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人犯如果一被讯问就承认谋反，可以免于死刑。所以当来俊臣审问狄仁杰时，狄仁杰立刻就说：“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意思就是说，既然大周已经代唐而兴，我身为李唐旧臣，当然只有死路一条，你说我谋反我就谋反吧！来俊臣一看这家伙这么老实，也就放松了警惕。随后就没人来找狄仁杰麻烦了，酷吏们只等着判决下来，到时候执行就是了。
可来俊臣绝对没有想到，狄仁杰是在跟他玩心眼。
由于当时已是初春，天气逐日转暖，于是狄仁杰就跟狱吏讨了一副笔砚，然后撕下被单上的一角布帛，写明了自己的冤情，最后又拆开身上的棉衣，把帛书藏在衣服的棉絮内，交给狱吏说：“天太热了，烦请把衣服交给我家人，让他们拆掉里头的棉絮，再送回来给我穿。”
狱吏拿起那件棉衣左看右看，也看不出什么毛病，于是就转交给了狄仁杰的儿子。他儿子狄光远也很聪明，知道父亲肯定要传达什么信息，于是拆开棉衣仔细检查，果然发现了那封帛书，随即以告密为由求见武皇，把帛书当面呈上。
武曌看过后，立刻召见狄仁杰，问：“你既然没有谋反，又何必承认？”
狄仁杰说：“我要不承认，早就被他们打死了。”
武曌想想也是，随后就赦免了狄仁杰、魏元忠等人，把狄仁杰贬为彭泽县令，魏元忠贬为涪陵县令。狄仁杰就此躲过一劫。
狄仁杰之所以能够青史留名，被后人千古传颂，除了通达权变、智谋过人、断案如神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他对民间疾苦的关怀和对下层百姓的体恤。在武周前期那种视人命如草芥的年代里，他是少数几个真正能够坚守道德原则，珍爱百姓生命的官员之一。
狄仁杰一生仕途浮沉，辗转四方，历任各地的县令、刺史、都督。每到一地，他几乎都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并留下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早年担任宁州刺史时，当地百姓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