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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只能信任武后。
如果说，李弘和李贤其中任何一个现在还是太子的话，高宗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武后的势力，同时加强太子那一头的权力比重。只可惜，眼下的帝国储君既不是李弘，也不是李贤，而是一直让他深感失望的李哲。
早在服食丹药期间，高宗就首度命太子李哲监国。离开长安之前，高宗还特意安排了三个宰相给他辅政，并且对其中的薛元超（其时兼任太子左庶子）作出了郑重的嘱咐：“吾子未闲庶务，关西之事悉以委卿。所寄既深，不得不讲！”（《旧唐书·薛收传》）
就像当年不遗余力地培养李弘和李贤一样，如今高宗也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李哲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储君。
然而，令高宗大失所望的是，李哲和他的大哥、二哥根本没的比！
从小，李哲就沉湎于斗鸡走马，喜好射猎宴游，既无出众的品行，又无过人的才学，属于皇族中那种典型的纨绔子弟。其实对于一个普通的亲王而言，这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没有人能料到，高宗和武后最终竟然会三易太子，把储君的桂冠戴到李哲头上。所以，从小到大不曾受过严格的储君教育的李哲，身上的纨绔习气难免就会浓厚一些。
但是不管以前怎样，至少在当上太子之后，李哲就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已经今非昔比了。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储君，就必须主动减少一些玩乐，多学习一些治国理政的经验。
只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就在高宗和武后东幸洛阳期间，留守京师的太子李哲还是照样飞鹰走马、射猎宴游。深受高宗重托的薛元超一再劝谏，可李哲却依然故我。最后薛元超只好一状告到了东都，高宗赶紧遣使慰劳薛元超。
李哲这副烂泥扶不上墙的德性，自然是让高宗极度失望。
在这种情况下，高宗当然只能希望在自己宾天之后，武后能够继续把握大局、全力辅佐太子。
虽然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但是除此之外，高宗又能作何选择呢？
【高宗驾崩：终结与开始】
永淳二年（公元683年），帝国的宰相班子里头又出现了一些人事变动。
首先是在三月初，李义琰因改葬父母之事有违礼制，武后趁机对高宗大吹枕头风，使得高宗对李义琰大为不悦。李义琰自忖再恋栈禄位必定是凶多吉少，于是主动以足疾为由提出辞职，随即获准致仕。紧接着在三月末，崔知温又因病亡故。至此，整个宰相班子中除了一个年逾八旬的刘仁轨，其他人都已经是清一色的后党。
一切都在按照武后的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与此同时，高宗李治的病情也在无可挽回地恶化着。
这一年七月，原定将于十月举行的嵩山封禅，因为天子的健康原因不得不推迟到下一年正月。
八月，高宗紧急下诏，命留守京师的太子李哲赶赴东都。表面上的理由说是为明年的封禅大典作准备，实际上是高宗的病情已经不容乐观，所以必须让太子守候在皇帝身边，以便随时接班。
趁着太子离开京师的机会，武后又以高宗名义下令，由李哲的儿子、年仅两岁的皇太孙李重照留守京师，同时命老臣刘仁轨为副留守，辅佐皇太孙。
让一个八十多岁的宰相辅佐一个两岁的婴儿，如此绝妙的组合恐怕也只有武后想得出来！一位是已经老态龙钟、行将就木，一位却还在蹒跚学步、牙牙学语，假如在此期间京师真出了什么乱子，真不知道这两位留守长官该如何应付。
其实，武后之所以这么做，目的无非就是把刘仁轨钉死在长安，以便她能够在东都大展拳脚。
十月，高宗和武后从东都起程，前往嵩山脚下的奉天宫（今河南登封县境），看上去似乎是为了筹备两个月后的封禅大典，可实际上一到奉天宫，高宗就因病势沉重而下诏取消了嵩山封禅的计划。
十一月初，高宗的病情再度恶化，眩晕越来越严重，到最后甚至出现了失明的症状。御医秦鸣鹤立刻被召来诊治天子的病情。据有关学者考证，这个秦鸣鹤是来自大秦（东罗马帝国）的景教徒。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其教徒在初唐时期大量涌入长安。他们除了传播基督教义之外，也带来了西方的外科医术。据说，为失明的患者实施开颅手术，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秦鸣鹤仔细观察了高宗的症状后，马上作出诊断：“风毒上攻，若刺头出少血，则愈矣。”所谓风毒上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脑部血管堵塞，压迫到视觉神经。所以，只要适当释放脑部淤血，便能恢复视力。
但是秦鸣鹤话音刚落，珠帘后立刻传出一声怒叱：“此可斩！天子头上，岂是试出血处耶？”
毫无疑问，珠帘后的人就是武后。
秦鸣鹤当即吓得面无人色，不住地叩头谢罪。
还好这时候高宗发话了。他说：“医之议病，理不加罪。且我头重闷，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大唐新语》）
武后闻言，只好悻悻地闭上了嘴。
秦鸣鹤战战兢兢地针刺高宗头部的百会、脑户二穴。片刻后，高宗果然发出一声惊喜的呼喊：“吾眼明矣！”秦鸣鹤顿时如释重负，赶紧擦了擦额头上不断冒出的冷汗。
武后在帘后，立刻作出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向秦鸣鹤顶礼致谢，说：“这是苍天赐我神医啊！”
据说为了表示对这位神医的感谢，武后还“自负彩百匹以赐鸣鹤”（《资治通鉴》卷二○三），也就是亲自背了一百匹彩帛赏赐给秦鸣鹤。
武后这个举动实在是有够夸张。就算她确实对秦鸣鹤充满了感激之情，似乎也没必要亲自动手。要知道，背一百匹帛是需要相当体力的，尤其对武后这么一个年届六旬的老妇来说，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可见武后此举，摆明了就是要拍高宗的马屁，而且还拍得相当肉麻。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唐人刘肃才会在他编撰的《大唐新语》中，把这个故事归入了《谀佞篇》。
根据常识，一个人越是对另一个人大献殷勤、猛拍马屁，越是表明这个人心里有企图。
而且，很可能还是不可告人的企图。
武后有不可告人的企图吗？
据刘肃记载，高宗的病情之所以极度恶化，就是因为武后“幸灾逞己志，潜遏绝医术，不欲其愈”，武后希望高宗的病情加重，以便早日实现她的个人意志，所以暗中阻止良医诊治，不希望高宗病愈。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作了类似的表述：“（武后）不欲上（高宗）疾愈。”
尽管大秦医生秦鸣鹤的医术确实高超，可令人遗憾的是，短暂的复明对此刻的高宗来讲只能是一次回光返照。
十一月末，高宗下诏命太子监国，数日后返回东都。
十二月初四，高宗李治在病势垂危的情况下，宣布改元弘道、大赦天下。
本来高宗还想登上则天门楼亲自宣布赦令，可是严重的气喘已经让他无法骑马，只好召集百姓代表在殿前听宣。大赦典礼结束后，躺在病榻上的李治轻声问侍臣：“百姓们都高兴吗？”
侍臣答：“百姓蒙赦，无不感悦。”
李治苍白的脸上缓缓露出一个笑容，可最后凝结在他嘴角的竟然是一丝凄怆。他微微地叹了口气，说：“苍生虽喜，吾命危笃。天地神只，若延吾一两月之命，得还长安，死亦无恨！”（《旧唐书·高宗本纪》）
这是史书记载的高宗李治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个心愿。
然而，他已经回不去了。
弥留之际的李治只能在美丽而忧伤的回忆中静静地遥望自己的故乡长安。当半个多世纪的岁月烟云和人世沧桑从他的眼前倏忽飘过，李治无力地伸出了手，想抓住什么，然而他终究什么也没有抓住。
最后他无力地垂下了手。
同时垂下的，还有他噙满思乡之泪的疲惫的眼帘。
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十二月初四深夜，唐高宗李治崩于东都洛阳的贞观殿，享年五十六岁。
高宗留下遗命，由宰相裴炎辅佐朝政，同时留下了一份政治遗嘱，史称《大帝遗诏》。
〖天下至大，宗社至重，执契承祧，不可暂旷。皇太子可于柩前即皇帝位，其服纪轻重，宜依汉制。以日易月，于事为宜。园陵制度，务从节俭。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唐大诏令集》卷一一）〗
一个时代就这样终结了。
在这个时代里，唐高宗秉承贞观时代之余烈，将帝国的文治和武功都推向了一个新的巅峰，并且将大唐的疆域拓展得比太宗时代都更加广袤而辽远。然而也是在这个时代里，帝国的命运出现了重大的转折——外交和军事频频受挫，内忧和外患纷至沓来，李唐的江山社稷也面临着从内部被颠覆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