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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大唐帝国的皇太子李弘,于上元二年四月随高宗和武后从幸东都,忽然暴亡于合璧宫绮云殿,年仅二十四岁。
太子之死让高宗李治悲痛欲绝。
他绝对没有想到,自己刚刚宣布要禅位,年纪轻轻的太子就遽然离世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无疑是世间至深至痛的悲剧之一。
高宗李治在无尽的哀伤中颁布了一道《皇太子谥孝敬皇帝制》,在制书中履行了对太子李弘的承诺,破例追赠他为孝敬皇帝:
〖皇太子弘,生知诞质,惟几毓性。直城趋驾,肃敬着于三朝;中寝问安,仁孝闻于四海。自琰圭在手,沉瘵婴身,顾惟耀掌之珍,特切钟心之念,庶其痊复,以禅鸿名,及腠理微和,将逊于位。而弘天资仁厚,孝心纯确,既承朕命,掩欻不言,因兹感结,旧疾增甚。亿兆攸系,方崇下武之基;五福无徵,俄迁上宾之驾……天性之重,追怀哽咽,宜申往命,加以尊名……慈惠爱亲曰‘孝’,死不忘君曰‘敬’,谥为孝敬皇帝。(《旧唐书·孝敬皇帝传》)〗
作为以高宗名义发布的官方文件,这道制书承担了两个任务:第一,对太子进行追赠;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在第一时间对太子死因发表了官方声明,宣称李弘是因“沉瘵婴身”“旧疾增甚”而自然死亡。
那么,李弘究竟是怎么死的?是像大多数史料记载和民间纷传的那样,被他的母亲武后鸩杀,还是如这份官方声明所言,是因罹患疾病而不治身亡?
要弄清李弘之死的真相,首先有必要回顾一下李弘的病史。
作为高宗的嫡长子,李弘不仅遗传了李治仁厚的性格,而且遗传了李治羸弱的体质。李弘从童年时代起就体弱多病,上面这道制书中所说的“自琰圭在手,沉瘵婴身”,就是说他打小就重病缠身了。“琰圭”是一种上尖下方的玉器,通常在举行某种大典时使用。李弘执圭的年龄难以具体确定,但是有两种可能:一是在他四岁被册立为太子的时候,二是八岁加元服并奉旨监国的时候。而无论哪一种,都足以说明李弘得病时的年龄还很小。而“沉瘵”的“瘵”(zhài)指的是肺结核。在古代,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基本上无法根治,只能依靠长期的药物调理来控制病情。
到李弘长大成人后,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有日渐加重的倾向。咸亨元年,也就是李弘十九岁时,负责太子膳食的典膳丞邢文伟,就曾因为太子长久居于内殿、很少接见东宫臣僚而上书批评,并依照礼制减免了对他的膳食供应。李弘连忙回信解释,说:“比日以来,风虚更积,中奉恩旨,不许重劳”(《旧唐书·邢文伟传》),也就是说他近来病情加重,所以皇上特意命他多休息,不许过度劳累。
到了咸亨二年正月,高宗和武后至东都就食,留李弘于京师监国。当时的宰相戴至德、张文瓘都兼任东宫的左庶子,于是受命辅佐太子。可李弘还是由于“多疾病”、精力不济而无法打理政务,所以在监国期间,实际上“庶政皆决于至德等”(《旧唐书·孝敬皇帝传》)。
这一年五月,高宗又下诏,命时年十八岁的沛王李贤帮助太子处理朝政——“尚书省与夺事,及须商量拜奏事等文案,并取沛王贤通判。”(《唐会要·储君》)此举的主要目的固然是为了给李贤提供政治上历练的机会,但同时也从侧面表明,李弘的身体状况实在令人担忧,以至高宗不得不让李贤替太子分劳。
时至上元二年,婚后李弘的健康状况也并未因新婚之喜而有所改善。就是在这个时候,高宗向李弘表示要禅位于他,“庶其痊复,以禅鸿名”,就是说一旦太子身体有所恢复,就实行内禅;“及腠理微和,将逊于位”,这句话意思同前面一样,也是说等太子肤色稍微好看一点(指病情改善),就正式传位给他。
按照上面那道制书的表述,高宗很可能是想通过这个“禅位”的好消息,让太子的心情愉快一点、振作一点,借由心境的改善促进病情的好转。可高宗万万没有料到,“天资仁厚、孝心纯确”的李弘在听到这个消息后,非但不感到快乐,反而“因兹感结,旧疾增甚”,也就是因不忍父皇为他逊位而产生极大的伤感,导致病情更加严重,以至“俄迁上宾之驾”,突然就去世了。
鉴于李弘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这种病恹恹的状况,加之李唐朝廷又以高宗名义发表了官方声明,宣称李弘是因病而亡,所以《唐实录》就对此做了模糊处理,只用了“暴卒”这种耐人寻味的字眼,没有明说李弘是怎么死的;而《旧唐书》中的李弘本传,除了把高宗的这道制书客观地记录下来之外,就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太子从幸合璧宫,寻薨。”事实上也并未说明李弘的死因。
然而,几乎就在朝廷发表官方声明的同时,民间关于李弘之死的另一个版本却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舆论的矛头一致指向李弘的亲生母亲——武后。
大多数的人认为是武后毒死了李弘。比如《资治通鉴》就称:“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
此外,如《旧唐书》中李弘本传以外的其他传记以及《唐会要》《唐历》《新唐书》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上也都持这种看法。
其中,《旧唐书·肃宗诸子列传》《唐会要·追谥皇帝》这两种史料,都记载了中唐名臣李泌与唐肃宗的一段谈话,明确认为是武后鸩杀了李弘:“孝敬皇帝,为太子监国,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
成书于中唐时期的《唐历》也称:“弘仁孝英果,深为上所钟爱,自升为太子,敬礼大臣鸿儒之士,未尝居有过之地。以请嫁二公主,失爱于天后,不以寿终。”所谓“不以寿终”,实际上就是死于非命。
《新唐书》的记载更是毫不含糊。该书的《则天武皇后传》直截了当地说:“后(武后)怒,鸩杀弘。”《高宗本纪》也说:“己亥,天后杀皇太子。”《孝敬皇帝传》称:“后(武后)将骋志,弘奏请数拂旨。上元二年,从幸合璧宫,遇鸩,薨。”
李弘死后,大唐帝国的储君位子并没有虚悬太久。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六月,也就是李弘暴亡的两个月后,有个人立刻补上了这个空缺。
他就是高宗和武后的次子——雍王李贤。
这一年,李贤二十二岁。
相对于多愁善感、体弱多病的故太子李弘而言,新太子李贤的出现顿时让朝野上下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因为李贤和他那病恹恹的大哥截然不同,他身体强健、文武双全,是一个标准的阳光男孩。
不过此时的李贤并不知道,无论他过去的生命有多么阳光,在未来的日子里,他很快就将被一团巨大的阴霾所笼罩。
因为他坐上了大哥李弘曾经坐过的位子,所以他必然也要面对李弘曾经遭遇的命运。
一场新的噩梦开始了。
【扫除最后的障碍——李贤】
据说李贤天性聪敏,很小的时候就已熟读《尚书》《礼记》《论语》等儒家经典,并能背诵古诗赋数十篇,有“暂经领览,遂即不忘”的本领。由于他勤奋好学,腹有诗书,所以自然也就“容止端雅,深为高宗所嗟赏”。
上元二年六月,李贤刚刚继任太子,高宗旋即命他监国。
在治理朝政方面,新太子的经验固然是不及一生中七次监国的故太子李弘,但是李贤的表现也并未让朝野失望。在监国期间,史称其“处事明审,为时论所称”。高宗喜出望外,很快便降下一道手诏,对李贤大加褒扬,说他“自顷监国,留心政要。抚字之道,既尽于哀矜;刑网所施,务存于审察。加以听览余暇,专精坟典……”他在施政中既能做到宽厚公正,又不失精明审慎;而且表扬他在繁忙的政务之余还能用功读书等等。总之,新太子的各方面表现都让高宗十分欣慰,所以在手诏的最后,高宗还特意强调了八个字——“家国之寄,深副所怀!”(《旧唐书·章怀太子传》)
在此,高宗的满腔殷切之情溢于言表——他迫切希望李贤能够在政治上尽快成熟起来,以便早日接班。
高宗之所以表现得如此迫不及待,是因为李弘之死对他造成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高宗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刚刚把李弘培养成一个朝野公认的合格接班人,可他却说没就没了。这不仅让高宗多年的努力全部白费,而且给东宫造成了一个青黄不接的权力真空。所以,此时摆在高宗面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必须在最短时间内重新打造一个储君——一个让文武百官和朝野上下都能服膺并拥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