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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生的三个儿子都封了朝散大夫之职，此外，还命人把早已准备好的十车金银珠宝和绫罗绸缎赏赐给长孙无忌，搞得太尉府的上上下下都受宠若惊、拜谢不暇。
不出所料，天子今天果然是“行贿”来了！长孙无忌暗自冷笑，可脸上却不动声色。除了正常答礼并保持一个矜持的微笑之外，天子和武昭仪始终无法从他身上找到任何可乘之机。后来天子终于忍耐不住，只好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对长孙无忌表示，王皇后膝下无子，这无论对她本人还是对于朝廷而言，都是一件莫大的憾事，是否可以考虑在其他的妃嫔之中，物色一个德馨才淑者立为皇后？
天子言毕，目光便停留在了武昭仪身上，以此暗示长孙无忌。
然而，让李治和武媚大失所望的是，长孙无忌对这种强烈的暗示却完全不加理会，一直顾左右而言他。李治和武媚的脸上不约而同地罩上了一层浓重的阴霾，而长孙无忌则是一脸若无其事的表情，频频端起酒盅向天子敬酒。
他甚至连看都不看武昭仪一眼。
这顿酒再喝下去实在是毫无意义了。天子和武昭仪最后带着不悦之色拂袖而去，一场貌似其乐融融的酒宴就这么不欢而散。
长孙无忌领着家眷在府门前恭送天子一行。家眷们大多面面相觑，不知道刚才还欢声笑语的天子为何会中途离席、愤然而去。
天子的銮驾很快就走远了，可长孙无忌依然久久地伫立在雪地里。
人们看见簌簌飞落的雪花转眼就染白了他的须眉。
然而，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帝国大佬的眉宇间隐藏着一丝深重的忧虑，也没有人听见他心里发出的那声叹息。
那是一声不安的叹息。
那是一个权倾朝野的老人对未来深感不安的叹息。
第五章 永徽政局：长孙无忌的网
【影子皇帝与无冕之王】
永徽是唐高宗李治登基之后的第一个年号，徽是标帜、美好之意，也象征着他的政治理想——秉承太宗皇帝的遗训，高举贞观之治的伟大旗帜，让大唐帝国江山永固，永远保持一派政通人和、四海升平的盛世景象。
就是在这种理想的指引下，年轻的李治踌躇满志地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涯。而太宗皇帝给他留下的两个顾命大臣——长孙无忌和禇遂良也在他们的岗位上表现得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史称他们“同心辅政，上（李治）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永徽时代也可以称为后贞观时代。
永徽之初，一切看上去都很美。君臣同心，上下一致，帝国马车在贞观时代开创的宽衢大道上笔直地向前奔驰，没有人感觉有什么不妥。
唯独有一件事情，让高宗李治的心头始终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那就是晋州（今山西临汾）地震。
从贞观二十三年八月开始，晋州地区就频频发生地震，仅第一次就倒塌了众多民房，压死了五千余人；同年十一月以及永徽元年四月、六月，晋州又接连地震，“有声如雷”，令高宗李治困惑不已。
世人皆知，晋州是大唐王朝的龙兴之地，又是天子李治任晋王时的封邑，如此龙脉所系之地，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二连三地发生地震，这对刚刚君临天下的李治而言，实在是一个不祥之兆。
古人大都相信天人感应之说。他们认为，大自然一旦发生灾变，或者发生什么奇异现象，一定是人事出了问题，尤其是政治上很可能出了问题。所以当高宗李治针对此事询问他的东宫旧僚、时任侍中的张行成时，老臣张行成就直言不讳地吐露了他的隐忧：“今晋州地动，弥旬不休。虽天道玄邈，窥算不测；而人事较量，昭然作戒。恐女谒用事，大臣阴谋，修德禳灾，在于陛下。且陛下本封晋也，今地震晋州，下有征应，岂徒然耳。伏愿深思远虑，以杜未萌！”（《旧唐书·张行成传》）
此番直言的核心在于八个字：女谒用事，大臣阴谋。
如果放在许多年后来看，张行成所说的这八个字无疑是惊人准确的预言。
因为前四个字说的就是几度浮沉而最终崛起的女人武曌，后四个字说的就是权倾一时而最终垮台的元老重臣长孙无忌。
当然，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帝国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高宗李治更不可能预见未来发生的一切，但这并不等于他会对张行成的一番直言无动于衷。相反地，李治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尤其是“大臣阴谋”四个字，更是有如一声惊雷炸响在他的耳边。
究竟是什么样的大臣，又将制造出什么样的阴谋？
李治对此忧心忡忡，却又百思不得其解。
“深思远虑，以杜未萌！”
张行成说的是对的，李治想，不管朝中隐藏着怎样巨大的隐患，自己都必须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并且想办法把隐患挖出来！
而李治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像太宗皇帝那样，命群臣上疏进谏，直言朝政得失。随后，李治在朝会上对文武百官公开宣布：“朕谬膺大位，政教不明，遂使晋州之地屡有震动。良由赏罚失中，政道乖方。卿等宜各进封事，极言得失，以匡不逮。”（《旧唐书·高宗本纪》）
天子的诏命一下，群臣的上书立刻像雪片般飞来。
然而，令李治大失所望的是，百官们的奏疏虽然洋洋洒洒、文采斐然，可基本上都是一些大而无当的陈词滥调。李治真正关心的问题，没有人提出只言片语。
就在李治大感不满的时候，一桩突如其来的案件，似乎让他找到了问题的症结。
这是一桩弹劾案，被弹劾的对象是时任中书令的禇遂良。
发起弹劾的是御史大夫李乾佑和监察御史韦思谦，他们指控禇遂良“抑买土地”。所谓抑买，就是压低价格强行购买；被强买的是一个胡人，其时在中书省担任翻译，是禇遂良属下的一个小职员。
此案的性质一目了然，只存在两种可能性：要么是禇遂良仗势欺人、以权谋私，要么就是他以“抑买”的方式变相收受下属的贿赂。而无论是哪一种，禇遂良显然都已触犯了法律。根据《唐律》，官员枉法求财者，可处以三年以下徒刑，并追还赃物；情节特别严重者，最高可处以绞刑。此案移交到大理寺后，大理寺丞张山寿经过查实，很快就作出判决：罚禇遂良铜二十斤（按《唐律》，罚铜二十斤相当于徒刑一年）。
这个判决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案情属实，禇遂良确实触犯了相关法律；二，量刑结果是以罚代刑，基本上属于一种象征性处罚，明显有从轻发落、大事化小的意味。
可是，这个显然已经属于从轻发落的判决到了大理寺少卿张睿册那里，却仍旧被视为量刑太重。张睿册马上推翻了下属张山寿的判决，改判禇遂良无罪；理由是他购买土地的价格是按照国家的征收价，并不算强买强卖，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涉嫌受贿的问题了。
如果说张山寿的判决已经有轻描淡写之嫌，那么张睿册的改判则是赤裸裸的官官相护了。监察御史韦思谦义愤填膺，当即上奏抗辩。他认为：“国家征收土地是一种政府行为，而官员们的私下交易纯属个人行为，岂能按国家征收价执行？张睿册是在任意曲解法律，目的是谄媚高官、欺罔君上，其罪当诛！”
在弄清基本事实并听取双方的意见之后，高宗李治采纳了首席宰相长孙无忌的建议，作出了最终裁决——将禇遂良和张睿册一起贬职。
永徽元年十一月末，禇遂良被外放为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刺史，张睿册被外放为循州（今广东惠州市）刺史。
这就是永徽初年的禇遂良抑买土地案。
案件至此似乎已经了结，但是李治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
首先，禇遂良是当朝宰辅，又是太宗皇帝亲自指定的顾命大臣，如今却触犯法律，不得不被贬出朝廷，李治实在是有些于心不忍；其次，这个案件本身的性质并不严重，可是在审理过程中却暴露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司法官员似乎都在有意袒护身为宰相的禇遂良，而且越大的官越是明目张胆地维护他。
这个现象顿时引起了天子李治的警觉——莫非朝中隐然已有朋党迹象？莫非张行成所说的“大臣阴谋”，已经在此露出了端倪？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或者说为了打消自己的疑虑，李治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的闰九月，与首席宰相长孙无忌进行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谈话。
这番君臣对话表面上波澜不惊，双方都显得和颜悦色，可实际上却暗藏机锋，充满了弦外之音。
话题是高宗首先提出的。他说：“朕广开言路，命群臣上疏，希望得到一些对朝政有益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