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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尽管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可付出的代价却极为惨重。
而更让世人料想不到的是，三征高丽竟然成了隋帝国由盛而衰的致命拐点。短短几年后，一度繁荣强大的隋王朝就因国力耗尽、民变四起而轰然崩塌。
对于杨广来说，桀骜不驯的小国高丽就是他生命中的滑铁卢；而对于代隋而兴的唐王朝而言，该死的高丽照旧不让人省心。
武德年间，高丽与唐帝国之间有过一个短暂的蜜月期。双方曾经交换战俘，高丽还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遣使上表，奉唐正朔，在国内颁行唐朝历法。唐高祖李渊也分别对高丽、新罗和百济进行了册封。
然而好景不长，从武德末年开始，高丽便又故态复萌了。它不但频频阻挠新罗和百济从陆路对唐的朝贡，而且不时出兵侵扰新罗和百济。即位之初的唐太宗李世民不愿轻启战端，于是积极施展外交手段，遣使对三国进行调解。高丽表面上做出谢罪与和解的姿态，暗地里却一直秣马厉兵、积极备战，并于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在边境线上修筑了一条一千余里的长城，东北起于扶余城（今吉林四平市），西南直达渤海的入海口。
在贞观初期和中期，由于唐帝国对内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对外积极经略漠北和西域，所以暂时无暇顾及辽东，但是李世民却一直密切关注着高丽的一举一动。他曾经对朝臣说：“高丽本是汉朝四郡之地，只是后来国家不武，以致沦为异域。倘若我们发精兵数万进攻辽东，高丽必以倾国之兵相救，到时候再派一支海军从东莱直趋平壤，海陆夹击，要攻取高丽并非难事。只是如今中原地区仍然凋敝，我不忍心发动战争，让百姓受苦。”
由此可见，一旦时机成熟，李世民必定要征服高丽，完成隋朝两代帝王未竟的事功！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十一月，机会终于出现了。
高丽国内爆发政变，其东部总督渊盖苏文杀了国王高建武，拥立高建武的侄子高藏继位，然后一手把持军政大权，成了高丽王国的实际统治者。
这个渊盖苏文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
他不仅是个工于心计的权臣，而且还是个异常凶悍的武士。史书说他“状貌雄伟，意气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视”（《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一个人居然随身佩带五把刀，实在是有够威猛。暂且不说他的功夫如何，光是这份气势就让人畏惧三分。
这位猛人平常还有个习惯，凡是他上下马的时候，左右的大臣和武将必须趴在地上当他的下马石。甭管你官阶多高，在渊大人面前你们通通是脚蹬和脚垫！
每逢出门的时候，渊大人就更是威风八面、派头十足。仪仗队的前导大老远就开始驱赶行人，如果是在大街上，路人还可以往两边躲，可要是碰上狭窄的山路，那行人就惨了，不管两边是悬崖峭壁还是万丈深渊，你都得闭着眼睛往下跳！
碰上这么一个猛人掌权，高丽的臣民们真是苦不堪言。
渊盖苏文的弑君篡权和擅作威福无疑给唐帝国出兵高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借口。
但是，就在李世民刚刚把目光锁定在高丽时，国内的一连串政治危机就相继爆发了。李世民一下子陷入了焦头烂额的困境之中。直到贞观十七年夏末，当所有内部问题彻底解决后，李世民才重新想起了高丽。
他对长孙无忌说：“如今渊盖苏文弑君篡权，令人难以容忍。以我们现在的军事力量，要击败他易如反掌，但是我不想劳民远征，所以考虑征调契丹和靺鞨的兵力进攻高丽，你认为如何？”
长孙无忌答道：“渊盖苏文自知罪无可赦，一直担心我们讨伐，现在必然严加防备，陛下可暂且隐忍。只要渊盖苏文自以为安全，必定更加骄横凶暴，到时我们再出兵讨伐也为时不晚。”
李世民听从了他的意见，随即下诏，册封高藏为辽东郡王、高丽王，表示对新政权的认可，同时也是想借此麻痹渊盖苏文。
李世民和长孙无忌之所以不在此刻用兵，真正的原因其实有两个：一，储君危机刚刚平息，朝廷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稳定政局；二，唐朝刚刚对漠北的薛延陀悔婚，双边关系趋于紧张，所以必须作好与薛延陀开战的准备。在此情况下，高丽问题只能继续搁置，否则就有可能陷入内外交困和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
然而，仅仅几个月后，朝鲜半岛上风云突变，迫使李世民再次把高丽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九月，新罗遣使向唐朝告急，说百济悍然出兵攻占了新罗的四十余座城池，并与高丽结盟，新罗危在旦夕，请求唐朝火速发兵救援。
李世民立刻派遣使者相里玄奖携带诏书前往高丽。他在诏书中对高丽发出了严厉警告：“新罗是中国的藩国，一直朝贡不断，你们与百济应该马上收兵，如果再侵犯新罗，明年必将发兵攻打你们。”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正月，相里玄奖抵达高丽都城平壤，对渊盖苏文转达了唐太宗的旨意，并重申唐帝国对此事件的严正立场。
渊盖苏文冷冷地瞥了一眼唐朝使者，不以为然地说：“当初隋朝进犯我国，新罗乘机在背后插了一刀，侵占我国五百里的土地，在没有夺回这些土地之前，战争恐怕不会结束。”
相里玄奖针锋相对地说：“那都是陈年老账了，何苦锱铢必较？如果一定要计较，那辽东之地当年也是中国的郡县，如今中国尚且不计较，高丽又何必一定要追回旧地呢？”
然而，渊盖苏文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仍旧坚持强硬态度。
二月，相里玄奖黯然回国，唐朝的外交斡旋宣告失败。
李世民勃然大怒：“渊盖苏文弑君篡权、逆天虐民，今又违我诏命、侵暴邻国，不可不讨伐！”
随后，太宗李世民作出了一个让满朝文武大为惊愕的决定——
他要御驾亲征，讨平高丽！
禇遂良第一个站出来劝谏，他说：“高丽罪大，诚当致讨，但命二三猛将率四五万众，仗陛下威名，取之易如反掌，实在没必要亲自出马。何况太子新立、年纪尚幼，天子更不宜御驾亲征。”
与此同时，群臣也纷纷劝谏。
但是，李世民决心已定，谁劝都没有用。
他即刻下令进行战争准备：一边命将作大匠阎立德在南方督造四百艘战船，用于装载军粮；一边又命营州（今辽宁朝阳市）都督张俭率本部兵马，征调契丹、靺鞨等部落兵力突入辽东，对高丽进行试探性进攻；同时又命太常卿韦挺等人负责将河北、河南诸州的粮草调往前线。
贞观十八年十一月，李世民任命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战船五百艘、海军四万三千人，从莱州（今山东莱州市）军港起航，横渡渤海直趋辽东半岛；任命李世积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李道宗为副大总管，率领步兵、骑兵共计六万人，从陆路进击辽东。
李世民满怀必胜的信心，临行前专门下诏告谕天下，无比豪迈地宣告了唐帝国必将赢得这场战争的五大理由——以大击小；以顺讨逆；以治乘乱；以逸敌劳；以悦当怨！
他坚信，隋帝国倾尽国力、四度远征而未竟的事功必将在他的手中完成！（《资治通鉴》卷一九七：“上谓侍臣曰：‘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
君临天下十八年来，这是李世民第一次穿上戎装，走向战场。
奔驰在壮阔而苍凉的冬日原野上，青年时代那一腔跃马横刀、叱咤疆场的豪情再度激荡在他的胸中。
此刻的唐太宗李世民跟当年的隋炀帝杨广一样，丝毫不把蕞尔小国高丽放在眼里。
这是与杨广如出一辙的自信。
没有人知道这份自信会换来怎样的结果。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春，李世民命房玄龄留守长安，命萧瑀留守洛阳，命太子李治监国，坐镇定州（今河北定州市），同时命高士廉、刘洎、马周等人驻定州辅佐太子。
安排好这一切后，李世民随即亲率六军北上，浩浩荡荡地开赴辽东战场。随行的大臣有长孙无忌、岑文本、杨师道等人。
三月，李世积的前锋大军从边境重镇柳城（营州治所，今辽宁朝阳市）出击，拉开了辽东之战的序幕。
为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李世积采用了疑兵之计，派出部分兵力直趋辽河东岸的怀远镇（今辽宁辽中县），并且虚张声势，给高丽守军造成唐军主力要从这里突破的假象。就在高丽军队纷纷向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