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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每刻都在增加。我一再地目击日本兵的残杀行径，并屡次看见他们用排枪向胡同里扫射。天已经黑了……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丝亳没有停息的迹象。枪声、呼喊声、尖厉的叫声和呻吟的声音，到处回荡。街道上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有些小胡同简直被死尸堵住了。死者大都是城里人。……注6
除艾伦之外，还有一批西方新闻记者，如美国《纽约世界》记者克里曼、英国《伦敦时报》记者柯文、《黑白画报》记者兼画师威利阿士等，当时都在旅顺，也是日军屠杀罪行的目击者。日军攻占旅顺的第四天、即十一月二十四日，克里曼从旅顺发回国内一篇通讯，适可与艾伦的记述互相印证和补充：
“我亲眼看见旅顺难民并无抗拒犯军。日人谓枪弹由窗及门放出，尽是虚语。日兵并不欲生擒。我见一人跪于兵前，叩头求命，兵一手以枪尾刀插入其头于地上，一手以剑斩断其身首。有一人缩身于角头，日兵一队放枪弹碎其身。有一老人跪于街中，日兵斩之，几成两段。有一难民在屋脊上，亦被弹死。有一人由屋脊跌下街心，兵以枪尾刀刺插十余次。
战后第三日，天正黎明，我为枪弹之声惊醒，日人又肆屠戮。我出外看见一武弁带兵一队追逐三人，有一人手抱一无衣服之婴孩，其人急走，将孩跌落。一点钟后，我见该孩已死，二人被枪弹打倒。其第三人即孩之父，失足一蹶，一兵手执枪尾之刀者即时擒住其背。我走上前，示以手臂上所缠白布红十字，欲救之，但不能救止。兵将刀连插伏地之人颈项三四下，然后去，任其在地延喘待死。……我等又闻路上离数码外有枪声，又前往探看何事。我等见一老人立于道上，双手被缚于背后，又有三人均系背绑，并已被枪弹倒者转辗于旁。我等行前来，兵即将老人弹倒于地，面朝天呻吟叹气，两眼转睩。兵又脱其衣服，看其胸中流血，后又复放枪弹击之。其人痛极凄楚，形体瑟缩，兵不独不垂其怜，而且唾其面，且嘲笑之。我等睹其情形，惨不可说，不能与日人以理相争。……
次日，（战后第四天，即十一月二十四日）予与威利阿士至一天井处，看见死尸一人。即见二兵曲身于一尸之旁，甚为诧异。一兵手执一刀，此二兵已将尸首剖腹，刳出其心。一见我等，即欲缩身隐面回避。（据我所见）旅顺之战场所死者，华人（清兵）不逾百人，惟无军械在手之人被杀者至少二千人。……所有我所述之情状，非有英、美随营员弁即有柯文或威利阿士在场所见。此虽谓之战，惟不过野人之战而已。……日本统帅与其分统，非不尽知连日屠杀。……”注7
克里曼的通讯，在西方引起了极大的震惊。当时，日本同美国商谈缔结改订条约已经达成协议，只等美国参议院通过了。美国国务卿格莱星姆通知日本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说：“如果日军在旅顺口屠杀中国人之传闻属实，参议院的通过必将发生极大困难。”陆奥宗光大为恐慌，一面指示栗野“以敏捷手段，尽力使参议院早日通过新条约”注8，一面玩弄其欺骗世界舆论的惯技，发表公开声明，指责克里曼的报道“是大加夸张渲染以耸人听闻的”。注9尽管日本政府对其军队的滔天罪行矢口否认，百般抵赖，但墨写的谎言终究掩盖不住铁的事实。
一些旅顺大屠杀的幸存者，以亲临目睹的活生生事实揭露了日军的惨暴罪行。苏万君老人那年才九岁，他“亲眼看见日本兵把许多逃难的人抓起来，用绳子背着手绑着，逼到旅顺大医院前。砍杀后，把尸体推进水泡子里，水泡子变成一片血水。大坞北边机器磨房里尸体满地，麻袋包和墙上到处是血。”被日军强迫收埋死尸的老人鲍绍武说：“日本兵侵入市内，到处都是哭叫和惊呼声。日本兵冲进屋内见人就杀。当时我躲在天棚里，听到屋里一片惨叫声，全家被杀了好几口。我们来参加收集尸体时，看到有的人坐在椅子上就被捅死了。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母亲身边围着四、五个孩子，小的还在怀里吃奶就被捅死了。”另一个被迫参加抬尸的水师营老人王宏照说：“一天鬼子用刺刀逼着我们抬着四具尸体往旅顺走。看见旅顺家家户户都敞着门，里面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掉了头，有的横倒在柜台上，有的被开膛，肠子流在外面一大堆，鲜直喷得满墙都是，尸体把街都铺满了。”注10这些当事人的控诉，证明了艾伦的记述和克里曼的报道是完全真实的。
不仅如此，日谍向野坚一日记的发现，更进一步证实是日本军事当局一手制造了这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事件。向野随日本第二军第一师团进攻旅顺口，他在十一月十九日的日记中记述，日军由营城子向旅顺进攻时，军官下达了“见敌兵一人不留”的命令。日军步兵第三联队土兵路过民家，见“有土人二”，“遂进去击杀之，鲜血四溅，溢于庭院”。“师团长（山地元治）见此景……表示今后不许轻易对外泄漏。”注11旅顺大屠杀后不久，向野还在一次内部谈话中透露，“在旅顺，山地将军说抓住非战斗员也要杀掉。……山地将军……下达了……除妇女老幼外全部剪除之命令。旅顺实在凄惨又凄惨。旅顺口内确实使人有血流成河之感。”注12向野坚一的自供，不仅承认旅顺大屠杀是事实，而且明确指出是日军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中将亲自下令制造这起惨案的。再证以克里曼的通讯，可知这次大屠杀也是为日本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大将所同意和批准的。
在铁的事实面前，连原先支持过日本发动这场侵华战争的西方人士也难以为其辩护。英国知名的法学权威胡兰德博士即是如此。旅顺大屠杀事件发生后，他倍感难堪，因为他“在这次中日战争中，从一开始就常常赞扬日本的行动”。注13为了避免使自己在国人面前名誉扫地，他不得不在所著《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一书中说点表面上的公道话：“当时日本官员的行动，确已越出常轨。……他们除了战胜的当天以外，从第二天起一连四天，野蛮地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儿童。据说当时从军的欧洲军人及特约通信员，目睹这一残暴情况，无法加以制止，唯有旁观，令人惨不忍睹。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中只剩三十六人。这三十六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被留下的。他们帽子上粘有‘勿杀此人’的标记，才得免死。”注14
旅顺惨案的消息迅速传遍全世界，使日本政府非常惊慌。美国驻日公使谭恩对陆奥宗光说：“如果此时日本政府不采取一定的善后措施，那么迄今日本获得的名誉将完全毁掉。”随后，俄国驻日公使希特罗渥亦面晤陆奥，谈及旅顺口屠杀事件时，“虽所言与美国公使略同，然其口气冷淡，令人可怕”。陆奥不敢怠慢，急电伊藤博文说：“此等事实如最终不能否定，应有一定善后之考虑。”注15可是，要采取善后措施和调查这次大屠杀事件，从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到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就都有涉及责任问题的危险。而召回在国外指挥作战的最高司令官，不仅在接替人选的安排上有困难并影响士气，而且政府也有可能遭到军部反击。伊藤博文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同陆奥商谈后，下达指示：“承认错误危险甚多，而且不是好办法，只有完全置之不理，专采取辩护手段。”注16这就是说，日本政府决定采取其否认事实和指鹿为马的惯用手段了。
于是，陆奥宗光一面致电《纽约世界》杂志“辟谣”；一面向其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发出一份“关于旅顺口事件善后工作的训令”，内称：
“请记住，在向部内及他处有关人员提供资料时，务必运用以下诸点：（1）逃跑的中国士兵将制服丢弃；（2）那些在旅顺口被杀的身着平民服装的人大部份是伪装的士兵；（3）居民在打仗前就离开了；（4）一些留下来的人受命射击和反抗；（5）日本军队看到日本俘虏被肢解尸体的残酷景象（有的被活活烧死，有的被钉在架子上），受到很大的刺激；（6）日本人仍然遵守纪律；（7）旅顺口陷落时抓到大约三百五十五名中国俘虏，都受到友好的对待，并在几天内送往东京。”
他煞费心机地编造出来这些谎言，其目的是统一口径，以消除日本政府内部的步调不一现象。不久，陆奥又炮制了一份“关于旅顺口事件的辩解书”，发给日本驻西方主要国家的公使，并将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