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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问挤满整个礼堂的计算机系学生，他们当中有多少人会乐器，或有多少人认为自己爱好音乐，绝大多数人都会举起手来。数学和音乐之间传统的亲密关系现在惊人地表现在计算机科学界和电脑黑客群体之中。媒体实验室由于研究音乐而吸引了一批出类拔萃的计算机系学生。
美术和音乐这种儿时的嗜好，能够让孩子以全面的眼光来观察和探索迄今为止还是以单一方式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浩瀚的知识世界。但是父母和社会往往有意无意地阻挠孩子发展这方面的兴趣，或让孩子只把美术和音乐当成学业攀登中缓解压力的手段。我上学时很讨厌历史课，但却能说出美术和建筑史上所有重要的里程碑和它们的年代，而对政治事件和战争的年代我却怎么也记不住。儿子受我的遗传，也有诵读障碍，但却能津津有味地把有关高空冲浪和滑雪的杂志一字不落地看完。对有些人而言，音乐可能正是研究数学、学习物理和了解人类学的最佳途径。
说完了上面这些，转过头来，我们究竟如何学习音乐呢？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初叶，在学校练习乐器是很普遍的现象。后来，录音技术的发展阻止了这一潮流。直到最近，才有些学校重新让学生从制作音乐中来学习音乐，而不只是靠听音乐来学习。让幼小的孩子利用电脑学习音乐有很大的好处，因为电脑能提供五花八门的入门途径。电脑不会限制有天分的孩子接触音乐的机会。孩子可以借助各种不同的方式，通过电脑来体验音乐，音乐游戏、声音数据磁带和本身可控制的数字声音，只是其中的几个例子而已。
视觉感奇佳的孩子，甚至还会希望发明出看见音乐的方法。电子艺术电脑和艺术第一次碰面时，会给双方都带来恶果。其中一个原因是机器的印记太强烈了，在全息艺术或立体电影中，电脑的表现往往压过了艺术原来意欲表达的内涵。科技就好像法国调料酱中的胡椒一样，电脑味道太强的结果，反而喧宾夺主，掩盖了艺术表现中最微妙的信号。
毫不奇怪，在音乐和表演艺术中，电脑和艺术表现得最为相得益彰。因为在这两个领域中，艺术作品的表现、传播和体验都能在技术上很容易地融合在一起。作曲家、表演者和观众都可以进行数字控制，如果荷比。汉考克（herbiehancock）在互联网络上推出他的下一部作品，那就好比在一个拥有2000万个座位的剧场中演奏，而且每位听众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改变音乐的表现。对有些人而言，只要单纯调节音量就可以了。有些人则可能把音乐转换成卡拉ok。其他人甚至会调整它的酬。
数字化高速公路将使“已经完成、不可更改的艺术作品”的说法成为过去时。给蒙娜。丽莎（monalisa）脸上画胡子只不过是孩童的游戏罢了。在互联网络上，我们将能看到许多人在“据说已经完成”的各种作品上，进行各种数字化操作，将作品改头换面，而且，这不尽然是坏事。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艺术表现方式得以更生动和更具参与性的新时代，我们将有机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来传播和体验丰富的感官信号。这种新方式不同于读一页书，也比到卢浮宫（louvre）实地游览更容易做到。互联网络将成为全世界艺术家展示作品的全球最大的美术馆，同时也是直接把艺术作品传播给人们的最佳工具。
当数字化艺术家提供了改编作品的手段时，他们同时也开创了数字化艺术发展的大好契机。尽管这种做法似乎把重要的艺术作品全然世俗化了——就好像把斯泰肯的所有照片都印到明信片上，或是把瓦霍尔（andywarho1，1928一1987）的所有作品都变成装饰艺术一样。关键是，数字化使我们得以传达艺术形成的过程，而不只是展现最后的成品。这一过程可能是单一心灵的迷狂幻想、许多人的集体想象或是革命团体的共同梦想。
离经叛道者的沙龙媒体实验室最初的想法是把人性化界面和人工智能的研究，带往新的方向。这种新的方向是指通过信息系统的内容、消费性应用的需求和艺术思维的本质来塑造人性化界面和人工智能。我们向广播电视、出版和电脑界大力推销这一想法，因为它将影像的感官丰富性。出版的信息深度，以及电脑的内在互动性集于一炉。这个概念今天听起来十分合乎逻辑，但当时在众人眼中却愚不可及。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麻省理工学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教授认为，所有和这个项目有关的人都是“江湖骗子”。
媒体实验室坐落在一栋由着名建筑师贝律铭所设计的建筑中（设计时间是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的延伸建筑之后，以及在巴黎卢浮宫的金字塔之前）。我们花了7年左右的时间来筹募财源、修建大楼和延揽人才。
就像1863年巴黎艺术界的当权派拒绝让印象派画家参与正式的美术展一样，媒体实验室的这群被正统人士拒之门外的始创研究人员也就自立门户，成立了自己的“落选者沙龙”这些人中有些在学术界眼中太过激进，有些人的研究不见容于自己的系所，有些人则根本无处容身。除了魏思纳和我以外，这一群人还包括了一位电影制作人，一位图形设计师、一位作曲家、一位物理学家、两位数学家，和一群在这之前的几年中发明了多媒体的研究人员。
我们在80年代初聚集到一起，形成了电脑科学界的一支非主流文化。当时的电脑界仍然是程序设计语言、操作系统、网络通信协议和系统结构的天下。维系我们的并不是共同的学术背景，而是一致的信念：我们都相信，随着电脑日益普及而变得无所不在，它将戏剧性地改变和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不但会改变科学发展的面貌，而且还会影。
胜活的每一个方面。
我们这群人的结合可谓占尽天时，因为当时，个人电脑已经诞生，用户界面开始受到重视，电信工业也解除了管制。报纸、杂志、书籍、电影厂和电视台的拥有者和经营者都开始自问：未来将以何种面貌出现。两位聪明的媒介巨孽，时代——华纳的史蒂夫。
罗斯和迪克。门罗凭直觉预见到数字化时代的来临。而投资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疯狂的新项目…对他们来说，用不着下多大的本钱。于是，我们很快就发展成一个拥有300人的研究机构。
今天，媒体实验室已经成为主流，而互联网络上的冲阶浪手则成了在街头游荡的疯孩子。数字一族的行动已经超越了多媒体，正逐渐创造出上种真正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故作姿态，这些网上好手结缘于电脑空间。他们自称为比特族或电脑族，他们的社交圈于是整个地球。今天，他们才代表了落选者沙龙，但他们聚会的地方不是巴黎的咖啡厅，也不是位于坎布里奇的贝律幸铭建筑。他们的沙龙是在“网”上的某个地方。
这就是数字化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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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乐观的年代数字化生存的四大特征
大＿
我天性乐观。然而，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数字化生存也不例外。
未来10年中，我们将会看到知识产权被滥用，隐私权也受到侵犯。我们会亲身体验到数字化生存造成的文化破坏，以及软件盗版和数据窃取等现象。最糟糕的是，我们将目睹全自动化系统剥夺许多人的工作机会，就像过去工厂被改头换面一样，很快地，白领阶层的工作场所也会全然改观。工作上的终身雇佣观念已经开始消失。
随着我们越来越少地使用原子、而越来越多地使用比特，就业市场的本质将发生巨变。这一变革发生的时间，恰好与印度和中国的20多亿劳动大军开始上网的时间同步（这一点毫不夸张）。美国皮奥里亚的个体软件设计人员，面对的竞争对手可能在韩国浦项。马德里的数字排版工人也会直接面对来自印度马德拉斯的竞争。美国公司已经开始在硬件发展和软件生产两方面到俄罗斯和印度进行“外购”了，这样做不是为了寻找廉价劳工，而是要网罗愿意比本国人更勤奋地工作、更有效率、也更守纪律的高级技术人才。
当工商业越来越全球化、互联网络也不断壮大时，完全数字化的办公室也将出现，早在政治走向和谐、关贸总协定谈判就原子的关税和贸易（在加利福尼亚州销售爱维养矿泉水的权利）达成协议之前，比特就已经变得没有国界，比特的存储和运用都完全不受地理的限制。事实上，在数字化未来中，时区可能要比贸易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