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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会上提议把电脑用作发动机，使孩子通过使用电脑而学会教导别人，并从教导别人之中学习。差不多有15年的时间，这个极其简单的念头一直在他的脑海中盘旋，但直到个人电脑问世，它才终于付诸实现。今天，当1／3的美国家庭都拥有了个人电脑时，它大展身手的时刻才真正来临。
学习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当然是来自教——但必须有好的教师和好的教学方法，其中一个主要的衡量标准是教育能否引导孩子探索未知、掌握学习的方法，并找到前进的方向。在电脑出现以前，教学手段局限在运用视听设备和通过电视进行远程教学上，这些方式只不过更强化了教师的主动性和学生的被动性。自己动手做一只青娃电脑大大地改变了这种状态，忽然之间，从动手做事中学习变成了一种原则，而不是特例。由于我们现在几乎可以用电脑来模拟任何事物，我们不再需要靠解剖青蛙来了解青蛙的构造。相反地，我们可以让孩子们自己设计青蛙，创造出一种行为类似青蛙的动物，修正它的行为，模拟它的肌肉，在这只模拟青蛙身上玩不同的游戏。
游戏于信息中，尤其是游戏于抽象的主题中的时候，信息载体呈现了更丰富的内涵。
我还记得我儿子三年级的时候，老师难过地告诉我，他不会算两位或三位数的加减法。
我想，这真是奇怪，我们在家玩大富翁游戏的时候，他老是当银行家，他看起来对与数字打交道很有一套。
所以，我建议老师在出加法运算题时，试着不要把题目中的数字当作单纯的数字，而把它们转化成钱数。你瞧，他突然就开窍了，有办法心算出三位数的加减法，甚至更高位数的也不在话下。原因是，这堆原本抽象而没有意义的数字，现在都变成了钱，可以用来买路，建旅馆和付过路费。
电脑控制的lego则更进一步，让孩子们能够赋予物理构造以行为能力。目前媒体实验室的lego研究还包括在一个积木中植入电脑的原型，为派普特的结构主义展现了更多的弹性和机会，同时还包括了积木与积木之间的通信，以及以新的方式探索并行处理的研究。
今天，利用lego／logo的孩子会学到你我在大学里才能学到的物理和逻辑原理。许多有趣的证据和谨慎的测试结果都表明，这种结构主义的方法是适合不同认知和行为风格的丰富的学习手段。事实上，许多被认为有学习障碍的孩子，在这种结构主义的学习环境中，都能健康成长。信息高速路上的顽童当我还在瑞士的寄宿学校就读时，因为离家太远，我和其他一些孩子在放秋假时没法回家，但却可以参加一场疯狂的寻宝比赛。
学校的校长是一位瑞士将军（他和大多数的瑞士军人一样，属于预备役），他既谋略过人又有号召力。他安排了一个为期5天、周游全国的竞赛，把孩子们分成小队，每个小队有4个从12岁到16岁不等的孩子，一共发给100瑞士法郎（当时合23．5美元）和1张为期5天的铁路乘车证。
每个小队都拿到不同的线索，然后就出去周游各地，沿路只要完成任务就可以得分。
你可不要小看了这场比赛。有时候，我们得在半夜赶到某个特定经度和纬度的位置上，一架直升飞机会从天而降，丢下一个1／4英寸、缠成一团的录音带，用乌尔都语给我们下达下一个任务：想办法逮住一头活猪，把它带到某个指定地点，在那里，我们会拿到一个电话号码（要找出这个电话号码，我们又得先解开一个复杂的号码谜，谜题是7个冷僻事件发生的日期，把这7个日期中每一个的最后一个数字拼在一起，就是我们要拨的电话号码）。
这类的挑战对我总是有莫大的吸引力，而且，恕我在此自卖自夸，我的小队赢了这场比赛——我一直相信我们会赢。由于那次经历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在儿子14岁生日那天，也为他做了同样的安排。由于没有美国军队可以听我调遣，我只为儿子和他班上的其他同学安排了一天的波士顿探险，同样把他们分成小队，只准他们随身带着固定数目的钱和一张不受限制的地铁车票。我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来安排各种线索：跟饭店的前厅接待员打招呼、把线索藏在公园的长椅下，有些地点则必须靠解开电话号码的谜题才能找到。你或许也能猜到，在学校功课拔尖的孩子不见得会赢——事实上，情况往往相反。街头顽童和“聪明”学生之间，总是有很大的差别。
举例来说，在我安排的寻宝比赛中，有一次必须解开一个填字游戏，才有办法找到其中一个线索。一般的聪明学生会冲进图书馆找资料，或打电话向他们的聪明朋友请教。
街头顽童则在地铁里到处询问路人，结果，他们不但更快找到答案，而且他们一面询问，一面从a点移到b点，行进了较多的距离，也在比赛中拿到了较多的分数。
今天的孩子有机会在互联网络上做一个街头顽童。在网络上，“孩子们能够听到彼此的声音但却看不到对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网络上，读和写两项技能大有好处。
孩子们靠读和写来沟通，而不只是完成一些抽象的和模拟的游戏。不要把我所提倡的东西曲解为反对发展智力或蔑视抽象推理，恰好相反，互联网络给人们提供了探索知识和意义的新媒介。网络上的寻宝比赛我有轻微的失眠症，经常在凌晨3点钟醒来，然后在电脑上消磨一个小时，再回去睡觉。有一次我正在电脑前昏昏欲睡的时候，收到了一个叫迈克尔。施瑞格的人给我发来的电子邮件。发件人彬彬有礼地自我介绍，他是个中学二年级学生，想知道那个星期晚些时候他来麻省理工学院时，能否顺道拜访一下媒体实验室。我建议他来旁听我星期五的“比特就是比特”这门课，还为他指派了一个学生向导。我同时也把我们之间的通信各复印了一份给另外两位同事，他们也都同意和他见面。可笑的是，他们误以为他是着名的专栏作家迈克尔。施瑞吉，其实施瑞吉的名字后面多了一个e。
当我终于和施瑞格碰面的时候，他的父亲陪着他。他父亲向我解释说，施瑞格在互联网络上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而且施瑞格眼中的互联网络就好像我眼中的寻宝比赛一样。最令施瑞格的父亲惊讶的是，不管这些人是诺贝尔奖得主也好，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也好，似乎都能抽出空来，回答施瑞格的问题。原因是，在电脑上回信实在太容易了，而且（至少目前为止），大多数人还没有被一大堆无缘无故的电子邮件所淹没。
长此以往，能够在互联网络上投入时间与智慧的人将会越来越多，互联网络也将变成一个人类交流知识与互助的网络。例如，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的3000万会员身上就汇集了许多尚未被开发的集体经验。只要敲几下键盘，如此丰富的知识与智慧就能力年轻人所用。代沟在顷刻问便被大大缩小了。
。。
5、无所不在的万事通机器的哀求
生
如果你打算雇人为你做饭、扫除、开车、烧火、守门，你能要求他们互不讲话、不去注意别人都在做什么、也不去协调彼此的职能吗？
可是，当我们用机器来执行这些职能时，我们却能胸有成竹地把它们一一分开。现在，我们的真空吸尘器，汽车，门铃，冰箱，热力系统都还是封闭式的专用系统。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并没有打算让它们互相交流。在协调机器的行为方面，我们走得最远的一步，就是在许多器具中都装上了数字钟。我们试图利用数字时间，使某些功能同步进行，但结果却多半是造就了一堆呜咽的机器，上面不停闪动的“12：00”仿佛在低位：
“求求你，想办法让我变得更聪明一点吧！”
机器必须能轻松地彼此交谈，才能为人提供更好的服务。寻找同伴的呼唤数字化改变了机器与机器交流标准的特点。过去，人们习惯于聚在日内瓦或其他地方开国际会议，一槌敲定（这是工业化的年代里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比喻）从频谱分配到电信协议等一切事物的世界标准。有时，这个过程旷日持久，例如由于对综合服务数字网（1sdn，integratedservicesdigita1network）的电话标准讨论太久，等到标准通过时，技术已经落伍了。
标准制定委员会的操作前提和心态是，电子信号就好像螺纹一样。为了让螺钉和螺帽能适用于不同的国家，我们必须在每一个关键尺寸上都达成一致，而不是只制定部分标准。即使你算好了每英寸或每公分该有多少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