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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个时候，欧洲各国政府才理解了股票市场官商勾结、内幕交易、操纵股价以及借钱炒股的本质。我们今天在中国股票市场上看到的不法事情在当时都曾发生过，只是很多人不了解这段历史。欧洲三次金融危机过后，欧洲政府就在1720年推出了一个《泡沫法案》。英国政府禁止设立股份有限公司达，100年之久，而法国政府禁止使用“银行”这个名词达到了150年之久。
欧洲当时官商勾结情况非常普遍，这种腐败竟然被视为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而且这些利益团体到处散播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包括政府图利、利益团体有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等等。因此，”些令人发指的现象出现了，比如，利益团体贿赂、勾结国会议员通过牟利法案，乘机致富。亚当？斯密非常忧虑这种腐败现象会导致大英帝国的沉沦，因此撰写了《国富论》，希望改变大英帝国官商勾结的腐败现状。但是，当时的情况非常严峻，他要改变现状就要使得议会的议员和利益团体脱钩，但是他们勾结了那么多年，哪有可能使得他们脱钩呢？亚当？斯密为了终结这种勾结现象，他不仅要说明政治干预对经济的损害，还必须从一般意义上论证经济运转完全不需要政府的干预。亚当？斯密不希望冗长的理论论述妨碍读者的阅读，于是，使用了一个有说服力的隐喻，这个隐喻在所有的经济学著作中频繁出现：那就是亚当？斯密论证了市场可以由“看不见的手”自我调节，由此反对政治干预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他提出“看不见的手”这个观念，认为政府应该退出经济运作舞台，让经济自由地发展才是对国家最为有利的，这个观点使得那些操纵议会的人感到汗颜。
当时，另外一个因素则是工业革命的到来，比如蒸汽机和机械纺织等。工业技术使得英国北部的工业城镇兴起，因而，威胁到了地主的政治空间。其中一个关键的事件就是《谷物法》（the corn laws）的出台，它限制了英国从一个新兴国家——美国进口食品。较高的食品价格使得地主们可以向农民征收更多的地租，但是这也增加了人们的生活成本，从而资产阶级就必须为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因而就减少了他们的利润。为了废除《谷物法》，资产阶级必须在议会中不断削弱地主们的政治权力。他们通过政治改革达到了这一目的。政治改革使得新型工业城市的政治权力得到了扩展，上议院的权力也受到了约束，最终，为资产阶级主导立法奠定了基础。
但是，其后的欧洲情况继续恶化，并形成了资本主义最黑暗的时代。工人们工作很长的时间，却只能得到极少量的工资。为了维持生计，工人只好将家里的孩子送到一些生产环境不够安全的地方去工作，从而剥夺了他们受教育的机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对这些苦难进行了描述。1799~1800年：英国通过的《联合法》（the bination acts）使得资本家仅需要提供给工人维持生计的最低工资，这个法案惩罚了一切妄想组织行业工会来保护自己利益的企图。例如，1833年，一些农业工人想要建立工会，结果他们和一般刑事罪犯一起被流放到了澳大利亚。这些受害者至今仍被人们当作烈士纪念。资本家这种对政治的操纵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资本主义国家只是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这一论断的基础所在。另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发生在1901年的塔弗维尔案（the taff vale case），其最终审判结果判定工人罢工不合法，因此将铁路工人罢工导致的23000英镑的经济损失强加在了工人们的头上，雇主可以从工人工资中扣除因罢工而产生的损失、
1867年，伟大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在《国富论》出版90年之后写了一本巨著，即《资本论》。这本书在当今世界历史上所扮演角色的分量之重，是我们所不可想象的。当时的欧洲社会，是遍地暴动，社会严重动荡不安。究其原因，就是社会财富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过速，而造成以大欺小、以强欺弱的不公平现象。在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的情况下，原始的资本主义遭到了挑战。马克思利用历史的观点，详详细细地披露了一个让人悚动的理论，那就是劳动剩余价值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以之前的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观点为依据。李嘉图认为这个经济体系所创造的财富是由劳动力所创造的。我们今天研究经济学仍然秉承这个观点。最原始的生产力就是劳动，劳动创造资本，资本因为劳动才有了后续的活动［这个理论在于1966年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姆尔逊（samulson）在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发表的论文中得到证实］。马克思认为如果这个社会的财富是由劳动创造的，那么资本家为什么那么富裕呢？显然是资本家剥削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他以相当的篇幅陈述了一个观念，就是从大历史的视角来看，工业革命结束了封建王朝，而工业革命之后就是追求公平的共产主义。当时，所谓的“共产”，目的就是追求公平。马克思并不是不重视效率，而是认为效率是由外部因素所推动的，例如蒸汽机的发明改进了效率。但是《资本论》对公平的追求影响了欧美国家此后数十年法制系统的改变。这本书所描绘的情况，深深地打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因为欧洲资本主义走到了1867年前后，几乎要到达尽头整个社会无法再容忍不公平的现象。当时，一种追求绝对自我的理念，使得巴黎、伦敦等地变成了肮脏、臭气冲天的城市。每个人把大小便、垃圾都往街上倒，因为我只要自己好就是了，不管别人死活。这不是我们今天经常听到的话吗——“东西是自己的才会做得好？”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只顾及自己好，而把不要的垃圾都扔到街上，那结果会使得整个巴黎、伦敦、维也纳等城市臭气冲天。当时，不论是经济结构，还是社会环境，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资本论》的结论就是资本主义必定灭亡。我可以告诉各位，马克思心目中的原始的资本主义确实已经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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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的五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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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一：普通法的公平概念被引入
可是，其后的资本主义就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公平的概念慢慢生根了。以英国为例，英皇亨利二世创立的皇家法院编辑了过去的判例，形成了今天普通法系（也叫海洋法系，或者英美法系）的基础。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冲击，英国大法院开始研究《平等法》（中文翻译成《衡平法》）。《普通法》和《平等法》两个法案于1873年和1875年在英国司法法案中合并，成为今天的“普通法”。《普通法》所追求的，是把一个社会的平等观念，加入到法案里面。
什么叫做社会的平等观念？举个例子，在英、美两国的法院，真正形成判案决断的不是法官，而是陪审团。这个思维我们很难理解，因为我们中国所遵从的是“精英主义”的理念。所谓“精英主义”就是你在年轻的时候，爸爸妈妈天天督促你读书，告诫你不好好读书怎么考得上清华呢。你这次考了个97分，还不好，还要好好努力，下次一定要考满分。把书念好了，将来才能成为社会的精英。我们这一群人，包括我在内，都是“精英主义”下的可怜虫。我小的时候，父母就逼我念书，我的智商又不是很高，念得非常辛苦。我当时就想，等我将来当爸爸以后，绝对不逼我的孩子念书。结果我当了爸爸以后，不但逼我的儿子念书，还要逼他学小提琴、学钢琴。这就是“精英主义”在作祟。在“精英主义”制度下，我们很难理解，也无法体会普通法的平等理念。
我想问读者一句话，假设今天你要去法院打官司，有人告诉你，这个法官是哈佛大学的博士，你马上就放心了。如果別人告诉你，这个法官是个老百姓，你一定担心死了：“完了，完了，这官司别打了。”我们都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们都是“精英主义”所培养的人群。但是英国司法法案所强调的就是“非精英主义”。整个社会的公平标准，不是由社会精英所决定的，而是由普通老百姓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由社会大众组成陪审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