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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去有一种麻皮感。
当时彩色照片在国内还很罕见。1949年开国大典的时候，当时担任筹备委员会秘书处处长的童小鹏从香港拿到一卷彩色胶卷，拍下了开国大典唯一一张彩照，然后还要千里迢迢送到香港才能冲洗。而《清明上河图》的鉴定是在1951年，居然已经用了彩色冲印技术，可见国家的重视程度。
这套照片都是在自然光下拍摄的，每张的右下角都用墨水写着一个号码。我排了排顺序，编号为1的照片是《清明上河图》画卷的平铺全景；下面的十几张是俯拍的画卷分段特写，细节清晰，笔触纤毫毕现，还附了一把尺子。这些照片联在一起，恰好就是一幅完整的《清明上河图》。再往下，则是各种角度的特写，就连题跋、隔水、天头、地头这些画面以外的东西都没遗漏，甚至还有几张是举起原图，让阳光透射过来，以便看清其中绢层纹理。
拍摄者对书画显然很内行，镜头涵盖到了方方面面。看完这一整套照片，对《清明上河图》真本的情况基本就可以了然于胸了。这幅画在照片里保持着原始状态，绢色发灰，上头残缺、漏洞之处不少，还有些污渍，可见在东北没少受苦。
可惜我不是红字门出身，对书画的了解有限。大部分照片对我来说，除了赞一声足够清楚以外，也说不出其他什么门道。好在我不是来鉴定古董的，而是按照素姐给我的指示去验证几个疑点罢了。
我很快挑拣出一张照片，这张拍的这段画面，位于汴梁闹市后排一处轩敞瓦房，看样子像是个赌坊，四个赌徒围着一张台子在扔骰子。我想起王世贞的那个故事，拿出放大镜，却发现台上骰子清晰可见，四个赌徒的脸部却模糊不清，五官涂污，根本无法分辨口型是张是合。
我拿着这张照片端详了半天，然后从怀里取出一张《清明上河图》的印刷品。这是我在美术商店买的《中国历代名画集》中的一页，铜版纸印制。这是市面上最通行的版本，无论是中学历史课本、美术史学术专著还是旅游图书，都是用的这版。该画下面有一个标注，注明此画是复制自故宫收藏的真本——当然，画面是远不及这套照片清楚。
在这个版本里，我把放大镜挪到同样位置，立刻顿住了。我看到那个赌坊里的赌徒们五官清清楚楚，口型撮成圆形。
我一瞬间口干舌燥。
当年汤臣之所以能看破《清明上河图》赝品的破绽，是靠赌徒的口型。真本口型为撮圆，赝本口型为开口。
1951年的真本原始鉴定照片里，赌徒五官已被污损；而在通行版本里，同样部位却恢复了原状，变成了撮圆口型。技术上，这不难做到，故宫有专门的技师对画幅进行修补。但修补恰好发生在这一关键部位，是不是有点过巧？看起来就好像是故意遮掩些什么。
修补之前，赌徒到底是什么口型？撮圆还是开口？
我觉得喉咙有些干，拿起杯子将里面的橘子水喝了一半，继续翻找照片，很快翻到专拍题款特写的那几张。
中国的古代收藏家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在自己收藏的画卷上留下钤印或题跋，写写心得体会什么的，跟现在去旅游景点随手乱刻“某某到此一游”性质差不多。后人只要查看这些印记，就可以看出书画的大致传承，和看一个人的履历差不多。
《清明上河图》的第一个收藏者是宋徽宗，他亲自题了画名，还钤了双龙小印。可惜这部分的绢布已遭人盗割，早就看不到了。好在其他的题跋都在，一个个数下来，从张著到明代大学士李东阳，再到陆完、严嵩，一直到溥仪盖的三印，历历在目，清清楚楚，记录了这一幅国宝的坎坷历程。
可我从头到尾数了三遍，有一个人的题款却始终找不到。而这个人的，本该是不可或缺的。
就是这幅画的作者，张择端。
准确地说，张择端的名字在画卷上出现过。但那是在一个叫张著的金朝人的题跋中提到的：“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金明池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大定丙午清明后一日。”
据素姐的老师说，鉴定组就是凭这一点认定张择端是作者，进而确认为是真本的。严格来说，这种手法属于循环论证。张著说作者是张择端，所以这卷画是真的；因为这卷画是真的，所以张著说的作者是对的。
作者本人在呕心沥血的作品上不留名字，却要等百年之后由一个金人说出来历，这岂非咄咄怪事？
而且我之前做过一点功课，台北故宫藏有一卷《清明上河图》，是清代画院五位画家在乾隆朝临摹仿制的，其上有“翰林画史张择端呈进”的题款。仿本尚且有此，真本岂会遗漏？
我把照片和放大镜都放回到桌子上，身子朝后一靠，闭上眼睛，思绪万千。
素姐说得没错，这两点仅仅只是疑点，还不足以盖棺定论认定《清明上河图》是假的。但这些质疑，足以掀起一阵大波澜，引起全国媒体关注。只要让《清明上河图》重新公开接受鉴定，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到时候老朝奉以及他那些罪恶勾当，一定会被迫曝露在阳光下。
这就好像警方不一定有犯罪分子的确凿证据，只要寻个足够将其羁押的理由，再慢慢审出真相来便是。
我按捺住心头狂喜，万里长征，终于走到最后一步了。
我重新睁开眼睛，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巧的傻瓜相机——这是木户小姐从日本给我寄来的——对着我挑出的几张照片喀嚓喀嚓拍了几张，然后又把牛皮信封拿过来，对着上面的红戳也拍了几张。
我做完这一切工作后，把照片重新装回信封里，把图书馆叫进来。图书馆进屋说你看完啦，我说看完了。图书馆拿起信封，重新粘好扔回到书架上，冲我一伸手。我一边把两千块钱递给他一边说：“你信封里看都不看，就不担心我偷拿走两三张照片？”图书馆直勾勾地盯着我手里的新票子，我微微一笑，伸手前递，他一把抢过去，这才回答说你这人我信得过。他也不避讳，当着面开始一边蘸着唾沫一边数起来。那姿势，一下子让我想起蘸唾沫翻书的严世藩，心想这小子不会是严世藩转世吧。
图书馆把钱数完，满意地放进腰包。他环顾四周，发现那杯橘子水还剩一半，就拿起来自己一饮而尽，末了还吧唧吧唧嘴，图书馆刚收了钱，心情大好，话也多了起来：“哎，年轻人，我看你也不傻，怎么干这种花两千块钱看一眼照片的蠢事呢？”
“一样东西，在每个人眼中的价值都是不同的。”我淡淡回答。
“哪用那么复杂？我跟你说，年轻人，别被那些乱七八糟的思想洗了脑。不能换钱的是废物，能换钱的就是好东西，能换大钱的就是大大的好东西。”
“扯淡！”反正我也看完照片了，不怕得罪他。
图书馆听了我的话哈哈一笑，一指院角：“看见那堆蓝皮的书没有？那是一个老头毕生的收藏，专门裱了书皮，编了书目。可等老头一死，他儿子就把这些书全卖给我了，换了钱去买了一堆日本电器回去。我告诉你，全北京私人藏的书，有两成都经过我的手。那些爱书的人呵护一辈子，心疼一辈子，舍不得卖，还往里添钱。结果呢？到头来两眼一闭，那些藏品都会被不肖子孙卖到我这儿来。说得好听点是藏书，说难听点，花了一辈子心思只是换个保管权。你说这书藏起来还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换俩钱花花。”
他这话听着让人极不舒服，但又没法反驳。我只能撇了撇嘴，表示不赞同。图书馆拍拍我肩膀，故作老成道：“年轻人呐，我是觉得你这人爽快，才有心提点一下。现在时代不同了，挣钱最重要，怎么你还想不明白？鲁迅怎么说的？满篇历史都写满了仁义道德，仔细看才从字缝里看出，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挣钱’。”
我无心跟这个财迷多纠缠，既然交割清楚，就立刻推门出去。图书馆在背后喊了一嗓子，说下次你再想来看，我给你打个八折。
我冷笑一声，没言语。等到这事掀出来，自然会有人来他这里找原始照片，到时候可就由不得他了。
我匆匆赶回四悔斋，把门窗关好，拿出纸笔来开始埋头写材料。我笔头不算利落，充其量只能得一个“表达清楚”的作文批语，边写边改，费了足足一瓶墨水，到十二点多才写完，起名叫《揭秘》。这份材料是给骆统的，所以没提任何关于老朝奉的事，单纯对《清明上河图》的真伪提出技术性质疑，还附了一些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