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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呢？孔子给了两个理由，第一是人当了君子就必须奋发向上，不向上就会退步、堕落，就不再是君子；第二呢，人当了君子就比较招人烦，所以必须战战兢兢，以防小人暗算。
后一个理由的依据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如果换了庄子，就会说：得，咱也别当君子了，当棵小灌木成不成？但孔子他老人家不这么看，他认为不仅不能当灌木，而且还得越长越高；那么风来了怎么办？除了提心吊胆就只有长成一棵钻天杨，收枝拢杈，别去张牙舞爪地招风。
——都是老掉牙的智慧，而且智慧和智慧之间还要吵嘴，所幸我在此要谈的只是一个相关的小问题：君子之睡眠问题。
做君子，长期兴奋长期紧张，没有一副好身板显然是不行的。春秋时代人的平均寿命顶多三十几岁，孔夫子却活到了七十多，属于古稀人瑞，不作“文化昆仑”“大师”“巨人”真是天都不答应。考察老先生长寿之道，除了食不厌精，热爱旅行，还有一条是反对睡觉——这方面有个“宰予昼寝”的例子：弟子宰予大白天睡觉，老爷子看见了气得什么似的，一口断定“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可怜的宰同学别说是大树了，一觉就把自己睡成了朽木。
这段公案成了现代人打倒“孔家店”时一个颇为煽情的口实。我上初中时正赶上批林批孔，老师愤怒声讨“克己复礼”，大家听了也无甚心得，但讲到“宰予昼寝”这一段，同学们对该老头儿的印象马上就不好，白天睡一小觉，多大个事儿呢？值得这么上纲上线？
后来人长大了，读了《易经》，再读《论语》，读书而明理，终于比较理解孔老夫子的苦心：睡觉在古代的确是个大问题，那时候空气清新，人的想法又相对地少，大众娱乐活动基本没有，生活全面无聊，一个人就很容易昏昏欲睡，夜里睡了，白天想想闲着也是闲着，再眯一觉，这样下去他就比较慵懒、比较松懈，就比较不容易“朝乾夕惕”，他就只有堕落下去了。
正因为明白这个道理，古典中国的有志青年乃至老年，与睡眠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其中最让人心惊肉跳的莫过于“头悬梁、锥刺骨”，那是苏秦在苦读，头发吊在房梁上，一锥子扎进骨头里，知道的，他在读书，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玩儿SM。
话说到这儿，又说回到“古老智慧”：孔子催人上进，这很好，但人太上进了，就难免自虐、变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也就难免别人看你不顺眼。所以，让我选择的话，吾从庄周，我认为我们的问题不在不上进，而是两千年来太上进，自己把自己逼拧巴了，所以，重新把自己理顺溜的办法之一，就是睡个好觉，放松，爱怎么着怎么着。
寡人有疾
寡人有疾，寡人好货。
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又爱钱、又好色，火气又大，对这样的人你还能说什么呢？孟轲先生说，好啊，只要百姓吃得饱，只要街上没有老姑娘和老光棍儿，只要一怒而能安天下，那么，您就好货、好色、好勇吧。
读《论语》，我觉得孔子是老人，平和，看清了世间事，当然也有点老人的怪脾气。读《孟子》，我觉得那铿锵的声音出自中年人，他威严、精悍，他必定长一脸络腮胡子，他锐利地盯着你，随时准备战斗，随时准备以雄辩的言辞考验和召唤你的良心。
孟子是那个时代的良心。孔子生活在他所想像的落日余晖中，而在孟子面前，茫茫长夜已降临，“上下交征利”，“率兽而食人”——在鲁迅之前两千二百多年，孟子就以“吃人”的意象断定社会的兽性本质。也正因为暗夜当前，孟子激烈而坚定，他把一种行动的理想主义气质注入孔子开创的传统：“仁义”不仅是源于古老记忆的价值，而且成为一种必须为之战斗的社会理想。
对气大声宏的“理想主义者”，我一向怀有疑虑。理想主义是美的，一个人很可能仅仅因为理想主义的美才成为理想主义者，所以当今的“理想主义者”学中文的居多，结果呢，我们看到的大抵是作秀而已。所以，我真正尊敬的理想主义者为数甚少，孟子是其中之一。该先生东奔西走，见过了一连串儿君王，从不谄媚，从未卑怯，他永远居高临下——大众欣赏和热爱居高临下地对他们说话的人，比如台上的明星或屏幕上的专家或骂人的作家，但君王们可没有这种自我作践的癖好，所以，孟子的居高临下是危险的，他竟履险如夷。
这需要真正的勇气，而孟子从不缺乏勇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气”，在古代儒生身上时有所见，他们是真的不怕，不仅因为他们胆儿大，更因为他们从孟子那里传承着一个根本信念：在君王的权威之上，另有道德和伦理的权威，凭依着这种权威，他们英勇无畏地扞卫人类生活的基本权利，比如不挨饿，不被欺负，不被人吃。
那些儒生已被忘掉，只有孟子，尽管我们努力忘掉他，他那机智、热情，或严厉如坚金的声音在汉语中依然回响：“五十步笑百步”、“挟泰山以超北海”、“缘木求鱼”、“君子远庖厨”、“与民同乐”、“国人皆曰可杀”……
但响声最大的，可能还是孟子的对话者诚恳的声音：俺有毛病，俺好钱，俺有毛病，俺好色，俺有毛病，俺见了穷人、弱者或者想起远在天边的外国人就压不住火儿，怎么办呢？
孟子沉默。
人性与水与耍赖
有一次孟子碰见告子，二子讨论了一个大问题：人性之本质。告子曰：人性如洪水急流，东边决了口就向东流，西边决了口就向西流，“人性之无分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不以为然，该老先生好口才，冷笑一声问道：
水固然是向东流也行向西流也行，但难道它向上流也行向下流也行吗？
这一下问得告子当场傻掉，是啊，水是下流的，水向低处走，也就是说，水并不是那么好性子，随你怎么引导和塑造。
这和人性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孟夫子气壮山河地断言：“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显然，孟子是主张“人之初，性本善”的，对不对且不说，他这种论辩方法我就很不佩服，人性是人性，水是水，两样东西不可比，一定要比，水之下流也未必证明人性之善，证明人性之下流岂不更为贴切？
但在古典中国，孟子的说法一直占着上风，每个中国人都坚定地认为自己本来是善的、好的，只是……唉！世道啊，没办法呀，怎么俺如今变成了这样了呢？二千多年来，大家就没好好想想，如果每个人原本都是善的，那么那个“恶”是从哪儿来的呢？
到了二十一世纪，如果认真研读一下贪官污吏们在监狱里的写作成果，你会发现，老套路没有变，此时率兽食人的“猛虎”居然也是孟子的信徒——虽然这帮家伙大概一辈子也没读过一行《孟子》，虽然孟子提起这帮家伙就咬牙切齿——他们通常会哼哼唧唧地回忆纯洁的童年或青年时光，那时他们是多么善良，然后呢，就用上了孟子的老话：“今夫水，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也就是说，我这无辜的水儿啊，本来是向下的，但不幸碰上了抽水机，我连山都上去了，但这能怨我吗？
尽管我不赞同死刑，但每当看到此等处，我还是忍不住想：这厮也只好去见上帝了，也许只有上帝的审判才能让他知道自己的罪，知道一个人活着不是随势而流的无辜的水，而是有着严峻的道德责任，必须自己做出抉择、自己承担后果。
简单地说，咱们的逻辑是拉不出屎赖茅厕，这种逻辑始自孟子，后来到了二十世纪初，忽然又发现了西方浪漫主义，卢梭什么的，原来也是主张人性本善呀，于是乎我们又都成了廉价的浪漫主义者，你就听听吧，中国的作家们和中国的贪官污吏们有一个共同的写作倾向：他们都喜欢哼哼唧唧地歌颂他们的童年。
童年，据现代心理学研究，不过是一张白纸，无分善不善也，这似乎和告子的观点相同，但也有重大区别，比如皮亚杰就断言，人性的形成起于“认识”，而“认识”这件事是由主体做出的，也就是说，你是你，你不是茫然的水，你要是行了恶事还是先别赖社会，你至少得有勇气自己扛起来，中国人不是还说“好汉做事好汉当”吗？
但“好汉”毕竟甚少，孟子是我敬重的先贤，他就是好汉，可惜他一不小心就为后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