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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汉唐这两个历史上齐名的大朝代，为什么会出现“环肥燕瘦”截然相反的审美标准的呢？原因就在于唐朝皇族与历代华夏朝代的民族血统不同。唐朝“以胖为美”，深刻地反映了李唐王朝鲜卑族的血统和印记。我过去也一直弄不懂为什么上个大朝代汉朝还以瘦为美，怎么到下一个大朝代唐朝突然就以胖为美了？后来弄清了李唐王朝的鲜卑血统以后才明白，再联想到咱们在草原上的生活就一下子通了。当初咱们刚到草原的时候，就发现蒙古人以胖为美，比如咱们队那个绰号叫“一盏明灯”的那仁其其格，真够丰满的，一定比杨贵妃还要胖，那时候几乎有一大半的马倌都围着她献殷勤。在额仑被牧民公认为美人的蒙古女人绝大多数是丰满女人。而鲜卑族和蒙古族是两个有着亲缘关系的蒙古草原游牧民族。鲜卑族一定是把狼图腾和“以胖为美”的审美标准，一同传给蒙古族了。实际上，游牧民族从古到今都以养肥牲畜为职业，以“羊大”为美，当然在民族审美上就以胖为美了。
杨克连连点头，又笑着说：没错！……不过有点扯远了吧。
陈阵说：一点也没扯远。唐朝“以胖为美”，恰恰又从民族意识的一个审美层面上证明唐朝之所以那么强悍伟大的性格根源。汉人一直回避唐朝的游牧精神和草原血统，实际上汉人很不情愿把中国最伟大朝代的大半功绩记在草原民族的功劳簿上……
我再接着讲……李世民过人之处，还在于他极其重视文治，采纳魏徵的“偃武修文”的政策。兴科举，重谏臣，着力教化，改善政治，轻徭薄赋，鼓励经济。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唐朝的疆土达到到前所未有的广度。
我特别要说的是，李世民是第一个提出“华夷平等”政策的中国皇帝。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而唐太宗“华夷平等”政策的提出，是有李唐皇族性格上的华夷混血、狼羊平衡的血统背景的。过去以及后来华夏儒家正统思想都是极力“尊华贬夷”，根本无视游牧精神和草原民族性格的巨大价值，以及对华夏民族和文明的救命性的贡献，而且还把这种狼性性格作为儒家教化所重点打击的对象。只有具有游牧血统的李世民，深刻看出了汉族和草原民族双方的优缺点，而且身体力行地实行“华夷平等”政策。唐朝之所以能达到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顶点，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使草原民族勇猛进取的性格和农耕民族的儒家精华相结合。只可惜，中国农耕土壤太广阔太深厚，李世民“华夷平等”卓越的思想，很快就被华夏强大而狭隘的农耕意识和儒家正统思想所扼杀。后来，支撑华夏民族活命的新鲜血液，仍然是草原民族用武力强行灌输进来的。但是，由于汉族农耕病体已趋严重，以后无论怎样输血，都输不出汉唐盛期的豪迈强悍的民族风骨来了。“东方睡狮”正是从中唐以后开始进入漫长的冬眠状态的，而华夏广袤农田就是它舒服沉睡的“软榻”，儒学则是使它久睡不醒的“催眠曲”和“安眠药”。
从安史之乱开始，一直到五代十国的200年里，重又软化羊性化下去的华夏民族，又陷于大混乱之中。从此，华夏的农耕民族走向漫长的下坡通道。虽然，也出现过几次小高峰，但总的下降趋势已不可逆转。华夏文明和华夏国土的延续和保持越来越依赖于草原民族。
虽然整个农耕民族在软化，但是炎黄先祖的狼性血液的遗传，和游牧民族的不断输血和混血，在华夏广大的农民中仍然保留了一些强悍的种子。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就是农民中狼性好汉率领的反抗。但是农民起义只是改朝换代的工具，一旦起义成功，也不能为新王朝增添多少新东西和新血液。唐末的黄巢农民大起义，作为汉民族一次民族复兴的重大行动，并没有成功。究其原因，农民起义是农耕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农副产品”，农耕王朝所具有的性格软弱性的局限它也不可能避免，能避免的只是极少数。虽然黄巢起义大军攻打王朝军队势如破竹，还残忍愚昧地焚毁了古代中国最为气势恢宏的长安城。但是，它还是被唐政府借来的、名不见经传的西突厥沙陀族骑兵消灭了。这是因为被输血者总比不过输血者身心强健。汉唐以后，华夏农耕民族无论是政府军还是农民起义军与游牧民族的骑兵交战总是败多胜少。
到五代十国，北中国又陷于狼性远远大于羊性的大动荡时代。北方五代梁唐晋汉周之中，后唐、后晋、后汉都是西突厥沙陀族政权。同时并存的强大辽国，则是鲜卑后裔契丹族建立的游牧民族国家。
公元960年，赵匡胤不费吹灰之力，忘恩负义地篡夺后周周世宗打下的中原江山之后建立了北宋。北宋初期借助五代时期游牧民族的输血，还有些生气。但是，宋太祖已没有汉武帝和唐太宗的“文明狼”的锐气了。宋太宗两次北伐都被契丹辽国打得惨败。可是他收拾南方的汉族国家，却易如反掌。
中唐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由北方移到南方。而唐末五代时期，北方的经济遭到大破坏，南北差距更加悬殊。南方汉族国家的强大经济实力，并不能弥补民族性格上的软弱。那里的帝王早就在“春花秋月”，“雕栏玉砌”和江南水乡中软掉了骨头。因此，受过狼性格输血的北中国再次轻松灭掉或收降南部汉族国家。李后主、吴越王等国君主纷纷败亡投降。春秋汉唐时期南中国的那种“力拔山兮，气盖世”，“三千越甲可吞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民族气概和性格荡然无存。长期的农耕环境和儒教终于彻底教化和软化了没有草原的南中国。
陈阵继续讲：宋朝是汉族国民性格质变的转折时期，除了历史种种不利因素的积累以外，宋朝对汉族性格的转换还有着两个关键而特殊的作用：
首先，北宋无力收回汉唐原有的广大草原国土。大宋大宋，实际上它的疆土连汉唐时期的一半还不到。它的北面是包括华北北部和蒙古草原的幅员万里的契丹辽国。它的西面是骠悍的党项西夏和羌族土蕃。它的西南面是白族的大理国。这种局面导致了严重后果。本来，从炎黄到汉唐，华夏一直拥有北部和西北的大片草原牧区，它具有制造强悍性格的造血功能，历史上广阔草原为华夏民族培育了无数强兵猛将和杰出帝王。古言道：“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土风壮猛，便习兵事。”《宋史·李纲传》也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汉唐时期，中国雄才大略的帝王之所以大力经营西域，紧紧抓住西北草原不放，就是深深懂得这片草原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而游牧精神和性格则是支撑中华的脊梁。汉唐时期那种半农半牧的国土和经济基础，是华夏民族维持半狼半羊性格的命脉。而软弱无能的宋朝无力收复华夏西北的命脉草原牧区，就对汉民族的性格最终转换起到了致命的影响。
其次，宋朝“理学”的盛行。由于宋朝的华夏只剩下纯农耕的国土，中国儒教的这棵大树被纯农耕土壤滋养得越发农耕化，并发展得越来越极端，宋朝“理学”的出现，把早期儒家中含有的游牧遗风、雄健向上的精神大大消弱，却加强了压抑阉割民族性格的“新精神”。最致命的是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三纲五常是天理，必须用“天理”来灭除人欲。对狼性和狼欲就更得斩尽杀绝，火烧沉塘。只有堵了狼的路，才能迈得开羊的步。理学把汉民族压制调理得像家畜牛羊那样驯服听话，任劳任怨，使得汉族宋朝的生产力大发展，还制造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具威力的火药武器：火铳、火箭、火蒺藜、霹雳炮、突火枪等等。但是仍然弥补不了华夏民族迅速软化和羊化的性格缺陷。
历史证明一个民族要想复兴和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