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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我去参加那个party——现在我是从反面来说，坐的是技术部开最后一辆车。当时天已经黑了，但是我也能看出来，这车不是往东山上开——东山上有好多疗养院，现在也都空着，但西山是禁区。这里是中央的地方。自从海里满是柴油，人家就不来了，连警卫部队都撤走了，但别人还是不敢进去。最可怕的是它离市府小区极近，肯定会让数盲们发现。不过，我既然已经豁了出去，也就不问了。车进了西山的围墙，空气登时变得很好闻，因为这里有很多的树，甚至可以说，整个西山就是座大树林。现在树很少见，城里的树都被农民偷走了，所以有好多年没闻见这么好闻的松树味。出于一种朴素的敬畏之心，农民还没到这里来偷。连小偷都不敢来的地方，我们来了，这件事不怎么好。
等到车开到广场上，看到那里黑压压的人群，我脑子里又嗡的一声。整个北戴河，整个秦皇岛没得数盲症的人都在这里，甚至还有天津和北京来的人，开来了各种柴油车、烧焦炭的煤气车、电石车，以各种垃圾为燃料，这些是各单位的公务车，一个个千奇百怪；还有新式的日本车、德国车、美国车、瑞典车，烧高级燃料，还有用电池的无污染车，每年要到日本去充一次电，然后就可以开一年，都是首长专车。这两种车的区别在于前一种开起来地动山摇，后一种寂静无声；前一种跑得慢，后一种开得快；前一种车上没有玻璃，驾驶员暴露在外，跨在各种怪模怪样的机件上，一不小心就会摔出来，后一种很严密；前一种车上有各种管道、铸铁手柄、传动皮带等等，后一种同有这些东西，倒有录相机加彩电、小酒吧、电子游戏机、卫星天线、全球定位系统等等；前一种很难开，后一种是人就能开，除了数盲本人，但他也不是真不能开，只是觉得开车失了身份。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别的区别。前一种车是我的人开来的，后一种是傍肩们开来的。现在他们正在广场上换车开，三五十辆结成一个车队，浩浩荡荡开出去，到山道上赛车；剩下的人在广场上，有五六千人，有个骡马在集的气概。这么大的集会，假如我不是头儿就好了。但是我们这辆车开来时，所有的人都对我们鼓掌，并且有人在扩音器里说：老大哥王二来了，可以开始了。这就是说，这本烂账又记在我头上。我觉得有股要虚脱的感觉，但是挺住了，站在车头上，大声问道：吃的东西够吗？底下人就哄我：老大哥，闭嘴！俗气！车还没停稳，就有些女人叫我们车上的人：喂！陈犯！我在这里！刘犯，快滚过来！这是弟兄们的傍肩在打招呼，都是砸碱时傍上的。但是没有叫王犯的——我忘了通知她了。
在医院里我又见到了蓝毛衣，她和我一样穿上了白底蓝条的睡袍，跷着二郎腿，坐在走廊里的沙发上和小护士吹牛，说这一回她肯定上吉尼斯大全。假如先抽她，她就是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受鞭刑的人。假如先抽我，她就是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受鞭刑的女人。这孩子身材不高，有一点横宽，体质极佳，十之八九打不死。我们俩在医院里大吃大喝，鸡鸭鱼肉不在话下，还吃王八喝鹿血。原来定的是我八下，她六下。上级的指示有两条：1。一定要抽得狠，抽得疼，把歪风邪气打下去；2。一定不能把我们俩打死，以免国际上的人权组织起哄。说实在的，这两条指示自相矛盾，乱七八糟。可以想象有一条是首长的意图，还有一条是秘书加上去的。但是都要执行。所以就把我加到十二下，把她加到了八下，给我们俩吃王八，还请了些五迷三道的大气功师给我们发气。除了这些措施，别的医疗保障方案还很多，但是都怕负责任，让我们自己定夺。这些方案都是胡说八道——试举一例，让我练铁裆功健体，在睾丸上挂砖头——只有一条有道理，我们接纳了。那就是在受鞭刑前灌肠导尿。大庭广众下，被打出屎来可不好。
现在我知道这件事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国家花了宝贵的外汇从新加坡的历史博物馆买来了藤鞭，那种东西浸了药物，打一下疼得发疯，事后又不感染——只是对我来说，有没有“整后”大成问题；从外省调来了武警，以防那天出乱子；与此同时，海滨路正在搭台子。这些事和我没有关系，我应该在日记里多写点我的问题。
星期四晚上，有人运来了一台很大的音响设备，有他妈的逼好几十千瓦，对着话筒吹口气，山海关都能听到。先有人说，上星期是我们技术部老大哥生日！我们的老大哥王二，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乍听时几乎晕过去，一切不受惩罚的幻想都破灭了。到了这个地步，心里挺平静。在我看来，僭称万岁的事最严重，一有人提就死定了。但是居然就没人问。现在看来是有关心我的人把这事按下了。
有关万岁的事我要补充几句：我们部里有好几位浪漫诗人（我不能举出名字，以免他们也受鞭刑），但我认为，诗人的定义就是措辞不当的人。当然，数盲诗人不在此列。他们的问题不是措辞不当，而是诗写得太长而且永不分行。我个人的意见是措辞不当相对好一些。上星期有位数盲诗人在广播里朗诵诗篇，从早九点到晚八点，连题目都没念完，是否过分了一点？
那天晚上的餐桌上有各种好东西：香槟、茅台、鱼子酱，我们预备的东西全扔掉了。等到party散了以后，桌上还剩了大量的食品，全是特供。后来数盲让我招出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他们又让各特供点清点，仿佛我犯下了抢劫罪。我认为他们应当回家清点。但是局子里的人说，不能这样报上去，否则会说我偷到他们家里去了。
从正面来说，我已经体会到鱼子酱为什么是特供（危险品）了：这种东西太好吃，足以使人为之厮打起来。而在数盲那里就没有危险，他们好吃的东西多极了，犯不着为它打架。
后来大胖子要露一手美声唱法，不幸的是话筒有毛病，他嗓门又大，故而完全失都，满山满海都是驴鸣；别人就把他撵下台去。上来一个乐队，玩的又是重金属，好在我及时用棉花把耳朵塞住了。后来有人建议让砸过碱的大哥大姐们跳迪斯科，我就没有听见，糊里糊涂地被人放倒上了镣铐，这回可是铸铁的真家伙。爬起来以后看见大家跳，我也跳。别人是一对一对的，我是一个人瞎扭，自得其乐。忽然有人在我背上点了一指，回头一看，是我前妻。穿着套装，很合体，脸上浅笑着，妩媚之极。我赶紧把棉花掏出来，这会儿不是乐队吵，而是铁链子哗哗地吵。因为所有跳舞的男人都戴镣。我说：报告管教，忘了通知你。她说：没有关系。我说：又要劳动你送我去砸碱了。她说：大概吧。你是有意的吗？我想了本说：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事是有意，也没有什么事是无意。她凑过来，贴住我的脸说：你很诚实。这时候有人宣布说，各房间都有热水，可以洗澡，也可以喝。这就是说，早有人把深井启动了。深层地下水是特供的，它的危险性在于可以洗澡，洗澡很舒服，洗了还想洗，就会把水用光；我们用当然犯法，这是因为假如我们抽走了深层地下水，表层带有盐碱的水就会渗下去——数盲抽才没有问题，虽然他们抽了地下水，表层水也会渗下去。这件事我负完全责任——听到这条通知，她就带我去出操。进了房间才发现镣铐都打不开——后来是用手锯打开的——所以只好戴着干。那天晚上她没有发口令，我自己就行——事后她说：这样的情形是第一次吧。我说：是。她又说：这说明，你爱我？我说：大概吧。她一听，眼睛里全是泪，因为这回答不能让她满意。她又问道：那你可爱过别人？我斩钉截铁地说：没有。她就说：那我死了也不亏。后来又干了两三次，都是我主动。然后我们开着她的车回我的小屋，喝了很多酒，又干了很多回。后来就睡了，再以后我醒来，我前妻已经走了，到现在还没见着。
假如我在受鞭刑的时候死掉的话（这一段是我受刑前写的，现在知道我并没有死），希望领导上能把这个日记本交给我前妻。这个笔记本里有好几处说到我爱她，希望她看了能够满意。我一直不肯告诉她，是因为她是我的管教，我是她的“王犯”，这种关系比爱不爱的神圣得多。而那天晚上我告诉她，我大概爱她，情形和现在差不多，我觉得自己快完蛋了。当时我们那间屋里点着床头灯，挂着窗帘，但还是一会红、一会绿。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