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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
车就来了。
在回去的路上，我打开他的书，第17页写着“抽掉孤独如同抽掉一个人的骨头而生活就是干活干活就是一种投入就是要无限地重复一个动作使一切不易断裂我必须忍住一种呼吸和哆嗦必须把劳累和紧张平息在尺寸纸间。”想起他在 结完帐出门时突兀地说了一句，“诗不能成就我，但让我发现我自己。”
是的，他是知道的，他早已知道。
莲花说，我在水上飘荡
黄永玉的家在北京边上，去的时候要一路问过去。附近的村民倒都知道他，“往东开，看到路口画的荷花，就到了。”
他的门前写“内有恶犬，非请勿入。”
他开门，贝雷帽，一枝烟斗。扫众人一眼，“啊”了一声，算做招呼。两手插在裤袋里，径直带我们去荷塘，荷池座落在北方村野间，加上几分萧瑟，有一种非现实的气息，像他画过的红楼梦里黛玉引李义山的那句诗，“留得残荷听雨声”。一池的秋光，云和烟。风吹过，檐角铃挡响，那只大斑点狗就吠几声。我冲它轻声说几句，比比手势，“没事的”，它就温柔地呜咽一下，伏下身。
绕过一篱蓝色牵牛，从累累的“红得像假的一样”的石榴底下拐过去，“熟的时候，摘几篓，寄到香港去送朋友”，他在结满暖黄柿子的树下停住脚。
坐进厅里，他指指门前的腊梅，“有嘉庆的，乾隆的，三十几株，淡黄的，香。”
屋角一口老座钟，他书里说一直喜爱古人的句子“风吹钟声花间过，又响又香。”
背后是朱熹的字，四联幅，真迹。“当年人家看字这么大，不信是真的。我说给我吧。谁说朱熹只能写小字呢，嘻。”
隔了几十年，又重新庆幸一番。
头顶是罗马式吊灯，他画的式样，叫湘西的铁匠用黑铁打出繁复的花式。“一千多只灯泡。只亮过一次。那次开画展，来了600多人，那天晚上，车排到几里之外……所有的灯，全
开了，是何等……”
是，何等的似锦繁华。
门外车响，他女儿，孙子要离家去香港。他低下身，小孩子在两颊一边亲一下，挥下手，转了身。
“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重新坐定后，他无意中把这句话说了两遍。黑狗在他膝边伏下，在一地的阳光里微微打着盹。
四壁都是窗。于是我们聊他一生的窗口。他最初的记忆是在湖南凤凰，两三岁时的“棘园”——矮棘树上青嫩的大刺，细碎浅白的花，黑瓦檐，远一点，是蓝的山和闪光的河流。“最留恋的窗，是它了。”
彼时人生忧患未生。小孩子，躲在窗台上，贪婪地看早春三月。
12岁时离家，颠沛流离。
并无人敢欺侮他，“小的不用说，大的，打了我，我就缠着他阴魂不散地打，他睡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一连打三天。”
打架，穷，饥饿，冷，热，寂寞。抗战时期的流亡。几卷书。狂热地刻木刻——一个十几岁男孩子的江湖。
1943年在江西信丰，贴街的大窗，没有窗框，每日一早，雾，阳光，满城鸡啼都进来，他斜靠着窗，吹法国小号，给远远走来的女朋友听。
“咦，那么穷还交到女朋友？”
“是呀，不知道她为什么喜欢我。”
桌上有他当年的照片，十几二十岁的年纪。我看了看，对他说，“我知道为什么。”
他得意地笑。
当年与褐颊大眼的女友告别时，他说，“等赚到勉强生活钱就来接你结婚。”
一等到了1948年。新家，在香港九龙，极小的屋子，窗用漂亮的印度浓花纱装点，叫做“破落美丽的天堂”，窗前有木瓜树和井泉，还有“钻石般的夜城”。
当然仍然穷，几个朋友一起吃“童子鸡”，吃完面面相觑。他说：“快，给《星岛日报》叶灵凤打电话。”一边拿纸对着饭店水柜里的热带鱼画张速写，手指蘸点酱油抹几笔上色。等他的老主顾叶先生赶到，一边微微笑拿过画，一边支稿费给他。付过账还有节余，几个穷朋友分一分，呼啸而去。
什么都做，投稿，画画，写电影剧本。攒够钱，夫妇两人“装了一大袋钞票”，回湘西看看。一路枕着满是幽兰和芷草的辰河，听对岸终夜的渔鼓，月琴，大筒，唤呐，三弦……
河街一带尽是灯火。
唉唉。听的人眼神飘散，只顾叹息。
他看一眼钟，忽然说到别的事上，“上次杨振宁夫妇，范用夫妇，丁聪夫妇……来了一大桌，我一一给介绍一遍，入座。过一会大家又互相客气地问，‘您是？’我说，‘别问啦，再说一遍呢，还是会忘。先吃饭要紧’。”
于是，我们先吃饭。
自家窑里烧的陶碗，每人一碗面。我学他的样子放一勺猩红的辣椒进去。愁眉苦脸地吃了一半的时候，他看看我，“没事，剩下吧。我是要吃完的。”他连汤也喝下去。
吃完饭。坐在玳瑁做的美丽的雪茄盒，无数的烟斗，“黄家制造”的橄榄油……中间。头发盖住脸的沙皮狗睡在我手边。
我们坐一圈，喝茶，听他说从香港回到北京后的掌故。
是年他28岁，是中央美术学院最年青的老师。住大雅宝胡同。同住的有李苦禅、李可染、黄胃、张仃……
高朋满座呢。
他笑，“那年韩素音回国，请大家吃饭，也说到这个词，我问旁边的夏衍，“‘高朋满座”出自哪里？，他一怔，‘是的哦，哪里？’乔冠华坐他旁边，接口说，‘《滕王阁序》’。”
他的书里多的是这样的掌故，亲切得很。写齐白石，从乡下来个70多岁的儿子，来要钱，“不给，就在地上打滚”，齐白石到李可染家避难，全身衣衫里挂满小金条。
看的人都笑。
“哦，齐白石，不大理人的。”黄永玉仰在椅子上学他懒洋洋的样子。“周总理去看他，跟他说以后画不要卖了，有一幅国家就收购一幅。他也那样靠着，爱答不理。送客到门外。回来时身边人提醒他，‘你知那人是谁？’
“‘谁？’他慢吞吞问。
“‘周总理呀，周恩来。’
“‘哦’，他拇指悠悠一挑，‘角色’。”他学着齐白石用浓稠极了的湘潭话说。
那是50年代刚开始，尚有古风。每天晚饭时，“大雅宝”的小孩子拿着青花小提粱壶去打酒。大伙在大葡萄藤底下，喝茶吃饭。“说笑没有个尽头”。寒冷天气里，在半夜街头，隔着窗子，能听见提着蓝印花布篮子的中年人，卖硬面饽饽。“皮脆，心是软甜的……”
呵。满屋子老昏的秋阳，兜着旧事，陈酒，老友。
文革时也是这些人，都关在一起。李可染每次被喝令发言，连手臂，嘴唇都在颤抖。黄永玉在心里喊，“顶住啊老头，怕不怕都是一样，一定不要倒下。”
轮到他被两个极凶恶的男子批斗，他想，“要是平时，老子一手一个把你们挂在树上，现在，我就尝尝被打的滋味。”
皮带抽在背上，他数着，“二百八十四下。”
整个背都打烂了。
我低下头。
“回到家，老婆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他笑了，“我跟她说，倒是吃了一顿笋子烧肉。”
“要从容。”这是他的表叔沈从文，当年那个令人战栗的年代中，在大街上与他错肩而过时，低声说的。
那时他住的地方只供存身，窗子被墙堵上，他画了一副大大的，开满鲜花的窗口，挂在那个位置。1970年在农场劳动时，弓着身子打着电筒在被窝里写情诗，题目叫《老婆呀，不要哭》。“你的眼睛，像故乡三月的小窗和棘园……”
日后在意大利，他的房子，为了坚持要巨大的哥特式的窗，还与政府小小地交涉了一番。
在达芬奇的故居旁，他一年中画40多幅画，翡冷翠，婀娜桥上的黄色月亮，还有湘西的虹桥。
我看过他画《罗马，最初的黄昏》，两颊发麻。
“呵，那幅。”他欲言又止。
那样古旧败落的房屋，和老得快要死去的夕阳。他在斯时斯地会想起在北京时常去的十三陵的那些废陵吗？
他在书里写过的， “荒草颓垣……山影似的远处高耸的陵殿……静得很，偶尔才一两声鸟叫……有时下午去，有时早晨就去了，开着那辆现在已经报废的白车，坐到黄昏。放羊的来，就叫他一起坐下喝茶。他说，‘老头，你不怕？’我拍一拍身边的双筒猎枪，‘怕谁？我有枪’。”
在西雅娜，两只老狗陪着他，“隔着老玻璃看雨，听雨，看雪，听雪……”
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于是辗转来去，以为在香港与家人一起终老，却又买100亩田，留在这个有满塘荷，有飞起的檐角和老锈的铃铛，有火红榴花与暗香腊梅，有旧雨新知的地方。
“是最后一个窗口了吧。”他悠悠地说，“在湘西长大，从小看杀头，生死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