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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本书是一本随笔集，包含了白岩松从1989年毕业至今十年的所见所感。这十年中，白岩松一直活跃在广播电视领域，尤其加入《东方时空》的工作后，特殊的身份，更是令他得以涉身各项社会重大事件的最前沿。透过随笔，白岩松像是在与自己的心灵之间进行一场对话，言辞犀利，读来是一种畅快的震撼。
读了他的随笔，你会发现“痛并快乐着”既是白岩松现时自身的状态，也表达了他对于人生，对于社会存在的普遍状态的理解，并且还是一种他希望读者在阅读他作品时所得到的感觉。
〓〓〓地平线断想（代序）〓〓〓
一
有很多事情，在想像中发生的时候，神圣无比，而当真实的发生到来的时候，人们却失望地发现，它并不如想像中的神奇与壮观。
新千年的来临就是如此。世界各地的人们，很早之前就为这一天的到来设计了各种场面。于是，我们这些人也一直以倒计时的心态来等待着这一天的这一刻。幻想中，是有些激动的，毕竟告别的是一个世纪和一个“1”字头的千年。
但很快我们就发现，这所谓的神奇时刻，更像是商家和传媒联手策划的卖点，在普通人心中，这一夜和平时也许并没什么不同。
不过，我是新闻人，因此即使那一夜自己想睡觉，工作也不允许我这样做，我注定要打起精神迎接新千年。当1999年12月31日24时，那意味着新的一个千年开始的钟声敲响，我来不及激动和感慨万千，身边的直播正在进行，下一个环节就要开始，于是，在这被很多人认为神圣一刻的时间里，我心如止水，在工作中敬业地扮演着螺丝钉的角色，然后几个小时飞快地过去，新千年第一天的凌晨，工作结束了，我出奇地困，于是倒头便睡，忘了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二
但新的千年毕竟来了。
在此之前，我们都像一个爬山的旅人，走过的路程陡峭无比，理想、鲜血、生命、眼泪铺就的登山之路异常艰苦。最初的情形我们已无从知晓，因为我们是后半程上的路，走过一段之后，这一个百年和千年的山顶就在我们的眼前，于是，我们相互鼓励着，加油，还有10年，加油，还有9年，加油……5年、3年、1年，在倒计时的牵引下，我们互相搀扶着走上千年和百年的山顶。
原本以为这山顶是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上来了才发现：这不过是一个新的地平线，前方还有一个又一个山顶，中间雾气迷蒙，路是怎样的，我们无从知晓，而且我们也都悲观地知道，下一个山顶，我们这些地平线上的人大都看不到了，不管那山顶是怎样的美丽或凄凉，都是后人眼中的风景。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停下脚步，地平线从来只用作出发，于是我们只能简单回头看看，然后掸掸灰尘，又该上路了。
三
不停地有人在说：我们真是幸运，因为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千年之交和很多人没经历过的世纪之交。
我似乎一直都不敢同意这样的幸运观。
千年太过漫长，我们这些人怕是没有权利回顾也没有权利去感慨万千的，但面对一个百年，谈论一下的资格似乎勉强还有，于是，我觉得，人走在世纪的中间，浑浑噩噩，迷迷茫茫，也就罢了，可赶上世纪之交，就似乎必然要回头看看，清点清点路程，计算计算得失，这一回头不要紧，竞在百年的路上，查看出我们那么多的创痛、伤口、眼泪，还有贫穷、遭受的屈辱、走错路的遗憾、同胞间因战争或“革命，，的互相争斗。
回望中的画面当然是触目惊心的。
然后才开始庆幸：这一个百年毕竟过去，那不堪回首的画面也就在新世纪钟声敲响的时候悄悄合上了。记忆可以掩盖，但回首时心中的那份疼痛却会在新世纪的路上隐隐地持续很久。
这难道就是正逢世纪之交的“幸运”？
四
在一次不经意的聆听中，发现了台湾歌手齐豫的一首歌，名字叫“觉”。
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在课本中都学过林觉民的《与妻书》，作为推翻旧制度的英雄，林觉民何等的壮烈，在就义之前，仍能给妻子留下一封大义凛然并流传后世的遗书。
然后我们就都记住了死去的林觉民，忘记了那还活着的林觉民的妻，林觉民就义之后，她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齐豫的这首“觉”，就是站在林觉民妻子的角度上，唱给林觉民听的歌。当然，真正聆听这首歌的只能是我们这些只记住林觉民却忘记了他妻子的人们。
“爱，不再开始，却只能停在开始，把缱绻了一时当作被爱了一世……谁给了你选择的权利，让你就这样的离去，谁把我无止境的付出都变成纸上的一个名字，如今，当我寂寞的那么真，我还是得相信，刹那即永恒。”
歌唱完了，听者半天都回不过神来，在这一个过去的世纪中，以革命的名义，一个又一个儿子、丈夫、父亲战死疆场或其它的什么地方，然后在各种典籍中，我们都一次又一次默念着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的妻子、母亲又是怎样在人们的忽略中度过余生的呢？
五
那么远的事，我还是觉得没资格谈，我只是从一个儿子和丈夫的角度，替过去世纪中很多的母亲和妻子忧伤一下罢了。再大的苦难，都已经过去，那些妻子和母亲也大都追寻丈夫和儿子的踪影，到另一个世界团圆去了。因此今天的我们再给予怎样多的同情，都有点马后炮的意思，所以，写到这儿，也只能是愣了愣神，不过更多是为了以后的妻子和母亲。
六
关于母亲的话题本该结束，可是由于“革命”或叫“运动”在中国延续了很久，所以连我这个30多岁的年轻人都开始有权谈一件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和母亲有关的话题。
1978年，我从东北的海拉尔去遥远的内蒙西部集宁市为我的父亲开追悼会。
到了集宁市，很多母亲过去的同事见到我，表情都有些怪异，一口一个小萝卜头叫着，让我多少有些惊慌。
后来听母亲讲才知道，由于文化大革命中，父母都被打成“内人党”，因此，我刚生下两个月，便开始随父母住进牛棚。每到晚上，我便啼哭不止，我在这边一哭，父母的牛棚难友们就在另外的一些屋子里哭，小萝卜头的称呼便由大人们脱口而出。
知道我有这样经历的人，都会同情地送给我一句：小时候够苦的。
我似乎不以为然，年幼无知时，经历的苦难再大都不该称其为苦，因为自己浑然不觉，甚至在记忆中连一些痕迹都没有。那时真正苦的应该是大人。
我一直在想，在那样年代的每一个牛棚里的晚上，当我不知趣的哭泣引起大人们落泪的时候，我母亲心中该是怎样的绝望呢？
而在中国，这样的母亲又有很多很多，事隔很久，她们还需要安慰吗？如果需要，我们又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安慰她们呢？
七
新世纪的到来，把这一切记忆都悄悄地合上了，站在地平线上的人们，当然更多的时间，是把视线投向前方。
这绝不是一个可以忘记过去的崭新开始，甚至可以说，不好好回头，是不能走好前路的。对于我这个30多岁的新闻人来说，没有资格谈论很久以前的事，刚才说的一些更久远的事，就当是童言无忌，因为在我的身上，真正可以动笔的记忆只能从1989年开始。
那一年，我从校园中走出，对于每一届毕业生来讲，这转变都意味着一种挑战和兴奋，但那一年，我们很多人没有。
这个国家正在经历震荡，短时间，没人看得清前方，于是，我们也只好在社会的大船上随之起起伏伏。
不管当时怎样年轻，可我的角色已经是新闻人，不管周围怎样乐观或绝望，这都不是一个可以独善其身的职业，于是，我不得不在这10年中，努力睁大眼睛，在痛苦与快乐交织的心情中，同这个国家一起朝前走。
八
记得很清楚，1989年春节刚过，我便急匆匆地从家中逃出来，跑回学校，和约好的大学同学共同花天酒地，那个时候，家是束缚，社会这个外面的世界才是我们演出的舞台，在家里多呆一天，连呼吸都会觉得沉闷。
1999年春节，我在妻子的家江苏镇江过节，那一个春节，我过得清静，名山名寺走走，清茶一杯，闲谈少许，日子在舒坦中一转眼就过去了，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