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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你奶奶给我的信！”
“谁叛党叛国，谁就是我不共戴天的敌人！”
得放突然叫了起来。杭嘉平活到六十五岁，此刻真是如梦大醒，盯着孙子得放，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杭嘉平住的院子，在解放街的马坡巷小米园后面。这小米园，传说是明代大书法家米茉的儿子小米的故居，后来又成了清代大诗人龚自珍家的院子。平日里，此处也是一个闹中取静之处，杭家又是个独门独院，被画家黄娜悉心收拾，很是像样。如今造反不过月余，院里院外，摊得一世人界。各家墙头和门上贴着一张张的标语和大字报，大字报上的墨水还是湿的，流下来一条条的，像是被雨淋过了一样，人名上打着红叉叉，那红颜色也是湿的，流下来，像血，殃及南廊下的一只八哥，也被“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现在整个街巷突然一下子冒出来那么多打着红叉叉的人名，那情景，不能说是不恐怖的了。
白天来抄家的时候，大门口来来回回地集聚着一群人，冲进来也是着实地看了一会儿热闹，后来大门被封上了，院子里反倒安静了。现在是夜里，残月东升，杭嘉平当院而坐，就着天光，还能看到挂在晾衣服的铁丝上的那些红红绿绿的标语，东一条，西一条，就在风中轻轻地舞动。间或，他还能听见院角处有泼刺泼刺的水声。他想起来，那是黄娜从前在院角建的金鱼池，被小将们砸了，水漏得差不多了，那些半死不活的金鱼正在挣扎呢。
反正家里也进不去，他不知道自己此刻还能干什么，什么也不能干了，就去救那些金鱼的命吧。
院里还有一个自来水龙头，所幸还未被砸了，嘉平正接着水呢，就听后门钥匙响。这扇后门自黄娜走后，就没有再被开启过。嘉平神经绷紧地想，是不是小祖宗又回来了。他自己都不敢想，他竟然会突然之间地怕起他的孙子来了。
推门进来的，却是已经三年未见的儿子杭汉，他激动地冲了上来，抓住父亲的手就说：“让我看看，让我看看，他们打了你哪里？”
父亲的头就晃着，躲来躲去，说：“门都封了，瞧你回来的好时候。”
杭汉这才说，后面还有人，是伯父，专门来看他的，不知道要不要紧。嘉平说估计今天夜里不会再有人来了，赶快让嘉和进来。杭汉又说，还有一个人呢，方越，他能不能也进来？
自从方越做了右派，嘉平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算起来已经十年了。嘉平一跺脚，说：“横竖横拆牛棚，都进来。”
话音刚落，身材偏矮的方越就搀着瘦高的嘉和，出现在院子里。大家愣了一会儿，无言以答。好一会儿，嘉平方说：“惭愧惭愧。”
嘉和连忙摇手，答：“彼此彼此。”
“屋里封了门，进不去了。”
嘉和说：“找个角落就行。”
他们移到金鱼池的水泥池边，摸索着坐了下来，说：“人活着就好，还能说话就好。”
又说，“越儿，看看你嘉平叔，多少年没见到了。”
方越鼻子一酸，叫了一声嘉平叔，就蹲了下来。
杭汉团团转了一圈，想撕了那哗啦哗啦挂在空中的标语纸条，又吃不准，手都伸出去了，看到上面写着打倒国民党反动军官杭嘉平，便问父亲：“这是谁那么胡说八道？”
嘉平摆摆手，生气地说：“让他自己回来撕！”
杭汉知道父亲指的是得放，叹口气说：“还不如前几年跟着黄姨去英国呢。”
“她是一向做逃兵做惯的，哪一次不是国内有些风吹草动，她就想往国外跑。你看你妈，那么多年，她出过杭州城吗？”
杭汉想，也许并不是国内的那些风吹草动让他的这位后妈走的，也许正是父亲刚才的那番话才把她气走的呢。二三十年过去了，杭汉的这位岳母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对嘉平前妻的忌妒。杭汉由他的岳母想到了他的妻子蕉风。蕉风十九岁就成了他的妻子，二十岁就生了得放，现在也还不到四十岁。她一向习惯了在杭汉的羽翼之下生活，她怎么对付得了这样的冲击呢？一想到蕉风那双有些木然的大眼睛，一动不动地睁在她的眼镜片后面，杭汉心里就发急了，说：“也不知他们会把蕉风怎么了，会拉她去游街吗？”
“他们又不是要整她，只不过是要通过她整你罢了。你倒是把自己要回答的问题理一理。““笑话，我是什么人，谁不知道？别人不清楚还好说，这两个毛孩子也跟着瞎起哄。”
杭汉还是忍不住地站起来，要去找得放。他要他向爷爷赔礼道歉，还得让他把大字报揭了，要不一家人还怎么进屋？总不能造反造得不让人吃饭睡觉啊！
杭嘉平摇摇手说：“你几年不在家，你这个儿子可是生出大脾气来了。他苦连我都敢造反，我看也不见得就会理睬你的了。他从前除了相信我，就是相信得茶。现在我是不相信了——”
“得茶他也不相信了。”
嘉和轻轻叹了口气，“两兄弟碰到一起就吵架，喉咙还是得放响。”
“这有什么奇怪。你看你儿子，刚才把我批斗的。“嘉平用手指指他头上的一个紫血包。杭汉心都拎了起来，抽了口凉气说：“他打的？”
“谁晓得是谁打的，反正是他带来的人打的，说我是红茶派，红茶是专门给帝修反喝的。我心里想，真要批判红茶派，还不是得先从你爹批判起。那年是你跟我谈了国内红茶出口的情况，我才在政协会议上作了个提案的。““这话怎么说呢，扩大红茶生产还是吴觉农提出来的，莫不是他这个当过农业部副部长的人也是红茶派，也要挨批斗了？”
“当过部长算什么，吴老现在还是全国政协的副秘书长。比他厉害的人，还不是名字上都打叉叉了？”
杭汉就更不明白为什么要搞这场运动，但他非常清楚什么是红茶派。1950年12月，得放的母亲在杭州家中分娩生得放的时候，他正在杭州参加全国各地茶叶技术干部集训。开学第二天，吴觉农先生的报告，内容是关于中国与全世界红茶生产趋势。正是在这次报告中，杭汉知道了国外红茶的市场。当时的需求量是二十四万担，而我们的实际生产只有十四至十五万担。杭汉还清楚地记得吴先生的原话：至于国外市场上的需要，特别是苏联红绿茶的消费，红茶要占75％至80％，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如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匈牙利等都需要红茶，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和美国需要的也是红茶。杭汉记录下这些国家的名字时，一点也不曾想过，把苏联和美国放在一起有什么关系。正是那次回家之后，家人告诉他，蕉风已经被送到医院去了。他和同样兴奋的父亲跑到了产房门口，在等候新生命出生的那个空隙里他们也没停止对建设新中国的热情探讨，谈到锡兰这个国家还没有我们浙江省大，但我们中国的红茶生产只有他们的三分之一。国际市场对红茶的需求，占全部茶叶需要的90％。正在这时，婴儿出生了，孩子那张小老头一般的红脸出现在他们面前时，刚过天命之年的杭嘉平激动地说：“中国人民得解放，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得茶，就叫他得放吧。”
今天，就是这个得放，把苏联、美国和他杭嘉平一锅端了。他不但封了他的门，还让人在他的大脑门上砸出了一个包。他们祖孙两个一向亲密无间啊。就像杭汉一点不理解那个陌生的营业员为什么那么恨他一样，杭嘉平也不理解，为什么他的孙子会这么恨他——嘉平突然激动起来，仿佛忘记了儿子刚刚从非洲回来，盯着儿子，又盯着哥哥，问：“这句话只有今朝夜里蹲在门角落里问你们了，这是为什么？啊，这样弄，到底是为了什么？“他的声音忍不住又要响了起来，嘉和站了起来，用手压一压，说：“轻一点，轻一点，要熬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