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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船头的楚卿，却只是对杭忆淡淡地说：“你看，那边堤岸L的军用车，注意到了吗？”
杭忆说：“他们一会儿开一会儿停的，也不知道是哪一路的人。”
“我是说，你注意到了吗？有时候，我发现那两个人中，有一个像你的那个未来的小姑夫。”
杭忆一听到这里，就站了起来，可惜杭亿只看到了军用车，看不到那两个人，便有些怅然地说：“哪有那么巧的事情。罗力哥亲口跟我说，他是要跟着大部队上正面战场的，这会儿，怕不是正在北面和鬼子交战呢。“楚卿皱起眉头，想了想，说：“也许是我看花眼了，我的眼睛本来就不太好。”
杭忆连忙说：“这也不能全怪眼睛的。我的眼睛要比你好吧，你看我这一路上，老以为这边堤岸下走着的那个女人像我小姑妈。真要那样，可不就是奇了。“楚卿淡淡一笑，但瞬息即逝，却说：“什么样的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比如我们现在这么安静地坐在船上，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我们就不知道。对面茶蓬里，有没有敌人的埋伏，这也很难说。不管怎么样，你先好好睡一觉吧，我看你就没停过你的嘴。“然后，楚卿就放开了声音，对舱里喊道：“陈先生，你也该合合眼了，唐韵是刚从香港来的，你该给她一个适应过程啊。”
还是楚卿的话灵，里面，立刻就没有了声音。杭忆却在船头上坐着了，说：“还是你去休息一会儿吧，我来放哨。”
楚卿说：“我睡不着。”
“你就不能对我放心一回。”
楚卿看着他，看着他，眯起了眼睛，说：“不放心……”
国军青年军官罗力第一眼看到杭嘉平，立刻就把他给认出来了。后来他也曾想过，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寄草一直告诉他，大哥和二哥是非常不一样的，从容貌到气质都是不同类型的人。但是罗力一下子就发现他们杭氏家族人的那种说不出来的共同点，他们的眼神里都有一种深情，但他们的眉梢却又似乎都有一种疑惑，甚至连看上去很豪爽的杭嘉平也是这样。
此刻他们停下了军车，正站在一片茶蓬前抽烟。夏茶的长势很好，只是过了采摘期，便只好老去了。嘉平穿着背带裤，胸腰挺拔，他的站势很像罗力曾经看到过的寄草的义父赵寄客。罗力想，大哥和二哥的区别，恐怕并不在他们的那些不同的阅历上。看上去，大哥似乎是在回避着人，而二哥则是需要人的。二哥更英气勃勃，是那种一眼就让人被牢牢吸引的人。
“我一向就不相信那些巧合的事情，不过我总是碰到决定我命运的巧合的事件，这一次也是这样。”
嘉平笑着对罗力说，“我回国原本是为了干我的老本行——报纸。可是凑巧，就在武汉碰到了我父亲的朋友吴觉农先生。他们都是干茶业这一行的，说起来还是大同乡。这一次，中方又派了吴先生作为贸易委员会的代表，和苏联洽谈以茶易物，也就是拿茶叶来换军火的事情。吴先生知道我去过苏联，懂得俄语，原本只是想让我帮助协理一下。你不知道，我们的那个政府其实很糟糕无能，这件事情已经进行得很久了，就是谈不下来。亏得吴先生也去过苏联，还专门调查过苏方的茶叶销售市场，所以那一次我们只用了半天时间，就把这项贸易协定签订下来了。”
“二哥，一定是吴先生觉得你会成为他的得力助手，所以拉着你就上了这条茶船吧。”
罗力笑着说，他和嘉平说话的时候相当轻松，没有和嘉和在一起的时候的那种沉重感。
“也可以说是缘分吧。我原来以为，该让我干的那份茶叶活儿都让我大哥给干了，没想到转了一圈回来，又干起我父亲的老行当了。“嘉平说的情况，正是中国茶业界当时最新的实情。自1936年间皖赣红茶统购统销半途而废以后，至1937年6月官商合营的中国茶叶公司成立，吴先生任总技师，旋即公司便内迁。不久，吴先生便以“停薪留职“名义离开中国最大的茶叶出口港上海，并邀请各地从事茶业产地检验的茶叶工作者集合于浙地三界茶场，一面事茶，一面准备抗日打游击战。然不久各种活动便受到了局势的种种制约，吴先生和一批青年茶人，只得流亡武汉，以图新的抗日救亡活动。以上嘉平所说的以茶易军火的协议，正是1938年初吴先生在武汉，与苏联方面签订的第一个易货决定。
协议是签订了，苏联方面的军火也早已整装待发，但炮火连天中的中国大地，何处去收集茶叶交货呢？须知，自中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市场上海沦陷之后，原来应有的茶叶生产、收购、销售等流通体系，已经完全被战争打乱。加以烽火遍地，交通阻塞，组织茶农生产、加工、运输，又谈何容易。当此时、不少人以为，在如此的战争纷繁中，恢复已萎缩的茶区生产，把分散在中国各省农村间的成百千万担零星茶叶，加工成箱，再集中交货，无疑是天方夜谭。吴觉农先生与杭嘉平等有识之士反复切磋，以为唯有实行全国茶叶的统一收购和运销，方能解决以茶易货的问题。况且，借此抗日之际，正可实现取消洋行买办、洋庄茶栈的垄断，地主豪绅、商业高利贷者对农民的剥削，从茶业行开始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生产关系。
对这一设想，杭嘉平无疑是最为欢欣鼓舞的。他自青年时代立下的世界大同、人类解放的宏愿，恰与此构想不谋而合。在茶界实现这一革命，无非是总体革命中的一个小环节而已。已经是中年人的杭嘉平，不再像青年时代一样地务虚了，他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关于茶业革命的具体的操作之中。
在吴觉农、杭嘉平等茶人的介入下，中国茶叶统购统销的政策，终于以《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管理全国出口茶叶办法大纲》的形式，于1938年6月实行了。正是在这个大纲的名义下，吴先生与杭嘉平等人，代表贸易委员会，分赴各产茶大省联系，并分别成立了茶叶管理处。
与此同时，贸易委员会为了办理对外贸易，特意在香港设立机构。当时的港英当局，还不允许中国政府在香港设立官方机构，中国方面只得以富华贸易公司的名义出现。吴先生以贸易委员会专员的身份兼任了富华公司副总经理，组织全国茶叶运集香港，履行对苏易货和对外推销茶叶。当时的浙江宁波、温州、鳌江和福建的三都沃、沙埋、福州等地，都还可以租用外国的轮船装运茶叶至香港，所以1938年的华茶外销，竟然超过了往年的许多。杭嘉平作为这项工作中的重要一员，出入奔波在香港、武汉和中国各大茶区之间，直到1938年夏末，才有机会重返故乡。
如果说，杭嘉平走上了家族茶业一行的老路，尚有血缘亲情的关系在其中的话，那么，罗力的从事茶业，便是巧合中的巧合了。战时物产调整处、茶叶运销处派人专门来找他的时候，他都已经坐上了去前线的军用卡车。来人说，从中央政府来了一个专门从事茶业收购的官员，建设厅建议部队抽调了他去接待。罗力听了非常吃惊，他说他是专门从事作战的，他和收购茶叶可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来人说：“我们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不过你们的长官说了，你有一个茶行的未婚妻，又会开车，有这两条就够了。”
罗力上前线心切，一个劲地解释有一个未婚妻的茶人和他自己是茶人，完全是两码事。那人可不听，说他不管这些，有话让他自己找那中央来的大官说。到末了，罗力真正是哭笑不得地下了车，直到两人见面，交待了身份，才方知无巧不成书，他们竟还有这么一段茶缘。
现在他们已经很熟悉了，他们已经驾着这辆军用小车，在日军尚未占领的茶区和这些拉锯战的战区，连续跑了一段时间。除了从事当务之急的茶叶统购统销之外，杭嘉平还担负起了一个更长久的任务，对茶业行在抗战期间实施的技术改造及生产关系的改造进行实地的考察。一路上他不时地站在茶园前，仔细地观察着这些成片成片的茶园，想的正是这件要事。
此刻，他一边吸着老刀牌香烟，一边说：“这片茶园，和我们前几天看到的一样，早就应该齐根所新了。我对茶业这一行说不上熟悉，不过从小也就知道，茶树是三十年就该这么所一次的，没有破坏，哪里来的新生。““你说这话，倒叫我想起你对这场战争的看法。你说抗战也就是建国，抗战的时间越长，建国工作的机会也就越多。““我知道我这话或许不会被你们这样的党国中人接受，尤其是你这样的年轻人。你们不知道，这个制度下的国家早已奄奄一息了，没有这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