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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流浪金三角——一个中国知青的故事（1）
这是一段难以磨灭的岁月。一批共和国的同龄人，奔赴边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命运之手的推动下，他们中的一些人越境到缅甸参加游击队。刘义是一位至今仍然生活在金三角的老知青，回首过往的峥嵘岁月，流浪生涯，他重拾热带丛林里的记忆碎片，向我们讲述他那一段漂泊的人生。
刘义，原名候景贤，他现在生活的地方是泰国清迈府一个名叫热水塘的村庄，这里是国民党93师残部在泰北的一个难民村。村里住着的都是当年部队的眷属，大概有一千多户人家。这里的人都说汉语，学中文，让人觉得自己并没有远离中国。刘义是这里唯一一所中文学校的副校长。由于白天学生要学泰文，所以中文课一般都安排在晚上。学校里的这些孩子虽然懂中文，但是从来没有去过大陆，中国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方块字的符号，然而中国对于刘义来说却是不能抹去的胎记。
动荡的岁月 动荡的心
1949年刘义出生在云南玉溪的易门。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他对童年的记忆却是残破不全。父亲对他来说印象模糊，因为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并投入监狱时，他只有5岁。15岁时，在亲戚家寄宿不久后，他就意外地接到了母亲病逝的噩耗。“我走进龙泉镇的时候，发现好多人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在看我。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我看到门口烧了一堆草。这是我们本地的风俗，人死了家里那些草就拿来烧在门口。那个时候我两个妹妹还很小。第二天我就带着两个妹妹去给我母亲垒坟。小的妹妹就说，哥哥，妈妈睡在这里冷吗？那一刻，我一下子觉得自己好像成熟了，长大了，有种责任感了。那个时候我下决心，无论如何要给这两个妹妹读书。”
没过两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个时代宣扬“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于是，满怀着一腔热血，刘义积极地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运动中。写大字报，参加革命战斗队，他想通过行动洗刷掉自己家庭出身的污点。然而一张朋友给的100斤大米的粮单，却又将他推入了深渊。
“我的罪名是盗用国家备战粮食。那天晚上在粮食局，一进去以后就拿绳子把我绑起来了，绑起来就叫我交待偷了多少粮食。我已按实际情况说了，但是他们不信。不信以后就把我吊在那个大梁上。当时吊上去的时候，我不像一些人吊上去就鬼喊大叫，反而是若无其事，闭着眼睛养精神。这更把那些造反派激怒了，放下来以后就打。打的时候，有个女的就掐我的脸和嘴，半张脸全都被她掐破了。整个一晚上他们对我就是打了又吊上去，吊上去又放下来打。本来是一百斤的粮票折，最后搞成了三千多斤，就说我偷盗了粮食局的大米三千多斤。这个还不是我主要的罪名，主要的罪名就是因为在晚上批斗我的时候，他们发现我以前朋友送我的一把少数民族用的刀。他们就问我这把匕首是要杀哪些革命群众，杀哪些贫下中农。我那个时候打晕了，心也打横掉了，我说全部杀。其中有个人就问我，伟大领袖你杀不杀，我说杀，就是为这句话，就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我当时很恨，恨不得放把火，把整个龙泉镇烧为一片平地。我曾经有过这种打算。后来我一想啊，有很多亲戚朋友都受累，所以我才没有放这把火。”
1968年，毛主席号召广大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时间全国城乡都沸腾了。刘义这个没有立案定罪的学生也开了证明，去到位于中缅边界的盈江县插队。当时社里有14个同学，他是年纪最大的一个。“当初大家比较天真，总认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最多就是下乡几个月就回来了，哪个想到下去以后就像石沉大海。我的盈江县知青潘金生潘连长，在开会的时候就说，你们来到盈江就要生根扎根在盈江，死将来也要死在盈江。那个时候大家听了很寒心，觉得大概这辈子回不去了。”在农村日复一日的劳动中，大家的思想都开始动摇了，1972年知青开始返城调动，调走的欢天喜地，调不走的唉声叹气，那个时候绝望的情绪像流感一样弥漫在周围。晚上男生轮流喝着口缸里的甘蔗酒，喝醉的号啕大哭，感叹命运的不公平。
第二部分流浪金三角——一个中国知青的故事（2）
峥嵘岁月 游击生涯
后来有传闻说已经有许多知青越界到缅甸参加缅共闹革命，寻求一条新的出路。对返城调动彻底失望的刘义决定为自己的命运创造一个转折点。“在一次外出买牛的时候，和我相处最好的方宇仁送我到了51号界碑。当时我走到界碑的时候，我就停一下，转过头来看一看，再看方宇仁，他正在把眼镜拿下来擦眼泪，我看了一眼扭头就下了界碑。下了界碑呢，走下去是个竹林，竹林背后就有几间茅舍，茅舍上空飘了一面红旗，上面有个五星，那个时候心情很激动，就像以前那些革命青年奔赴延安，见到延安的宝塔一样。那个时候我下决心在缅共好好的干，我想我一定就是要活出个人样来，给那些人看看，我究竟是不是一个思想反动的人。”
在缅北的丛林里，刘义和许多四面八方赶来的知青不期而遇，在持续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数以千计的中国知青前仆后继，像飞蛾一样扑向金三角的游击战场。
第一次穿上军装时，自豪的刘义恨不得马上回到中国，让家乡的人看看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军人。他所在的特务营大多都是知青，个个热情似火，写决心书，请战书，在热带丛林中辗转征战，憧憬着有一天能打到仰光去，解放全缅甸。然而一场南下战役的失败，改变了整个形势，根据地不断缩小，兵源也渐渐减少。更可怕的是游击队内部，也开始进行残酷的阶级清洗，知青成了地位最低的五等兵。“我们的生或死变得无足轻重，我亲手埋过一个知青李玉昆。那次他出去侦查，回来的时候，看到一些农民种着的洋瓜，他就准备摘几个洋瓜回来做菜吃，结果踩着独立军埋的地雷，当场就把他的右脚炸断了。把他抬回来的时候还活着的。那天晚上他就叫啊，‘哎呀，哎呀，你给我一枪吧。’因为他和我稍微好一点，就对我说你一定要补我一枪啊。我们是蒙着耳朵睡啊。他受的伤没人能管得了。当时那些卫生员也处理不了，最多就是拿点酒精，拿点纱布，包扎一下。一直到天亮的时候他就死掉了。死掉了就把他抬出去，抬到一个稍微平整点的地方，我还给他打了个相纸，打了个相纸后就挖坑，拿那个大衣布给他包起来，埋的时候唱唱国际歌，就那么草草地埋掉了。”
残酷的战争环境使得刘义对自己的处境时时感到茫然。“当夜幕降临时，我坐在山坡上，远处的景颇族战士围着篝火唱歌跳舞，笛声回荡在山谷久久不散。那一刻我忽然恍惚起来，自己怎么会在这里呢，我们的革命究竟是为了什么？其实谁也说不清楚，也许明天就会不明不白地死去，而谁又会来埋葬我呢？ ”
第二部分流浪金三角——一个中国知青的故事（3）
死里逃生 马帮游走
冥冥之中总有一双手操纵着每个人的命运，它们分别叫做偶然和必然。许多年前的一个夜晚，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刘义悄悄离开了部队，然而逃兵的身份必然会败露。所幸的是被缅甸政府军抓到后，他并没有被枪毙，而是被关在了腊戌监狱。在那里他遇到了几个中国人，日后他们一起逃亡，成了真正的生死之交。
陈厚本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现在也是一新学校的副校长。“刘义和我现在既是同事，又是有过生死之交的同乡。二十多年前我们一起被关在缅甸监狱，后来又一起在押送回中国大陆时跳南坎江，所以我们又是难友又是同乡，有几层的关系。我跟刘副校长稍有点不同，我当时出来是戴着两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当年是北京俄语学院毕业的， 1958年，也就是我毕业的那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给予留校察看处分，开除团籍，当时我是团支书。 1979年，邓小平出山那年，补发了我这个改正决定，错判。还补发了个毕业证。当时被打成右派时，就要带罪工作。我就又被分回云南一个叫云龙的地方，最边疆的云龙一中教书。哎哟，工作真是困难。你教得好点，学生对你反应好，他们就说你是拉拢学生，散布资产阶级思想；你要教得不好，那是破坏生产，就更不得了。哎哟，真是左右为难。”
当时在腊戌监狱的陈厚本属于非法入境的政治嫌疑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