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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欧洲
给我一个中国娃娃
走出法兰克福机场,迎面而来一对操美国英语的黑人夫妇,牵着个两三岁的小
女孩。黑人的小孩特别可爱,眼前这个小把戏也不例外:皮肤黑漆发亮,眼睛很大,
黑白分明的瞳孔中透着清纯的稚气。鬈曲油亮的辫子在头顶上一晃一晃的。
正要擦身而过,瞥见小女孩一手紧紧搂在前胸的洋娃娃;啊,是个黑娃娃!黑
漆发亮的脸,黑漆发亮的头发,绣花的袖子里伸出黑漆发亮的小手。
从来没见过黑的洋娃娃,所以稍稍吃了一惊。小女孩回眸望了我一眼,娇爱地
微笑了一下,逐渐远去。我开始领悟到自己的吃惊包含了多少愚昧:黑头发、黑眼
睛、黑皮肤的孩子,为什么要玩金头发、蓝眼睛、白皮肤的娃娃?小孩抱娃娃,往
往是一种自我的投射,黑孩子玩黑娃娃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却吃了一惊。
如果看见一个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孩子玩一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黑发黑眼
睛的娃娃,我是不是也要觉得讶异呢?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见过中国娃娃。站在玻
璃柜上穿罗戴玉的王昭君或舞姿娉婷的美女,都是僵硬而易损的,只供观赏;让孩
子抱在怀里又亲又咬又揉搓的,都是“洋”娃娃,蓝色的眼睛一眨一眨的。
嘿,这是个国际多元化的世界,玩外国娃娃没什么不对。我也同意,可是,如
果只是国际多元的现象,为什么我们的孩子没有黑人娃娃、印第安娃娃、埃及娃娃,
而是清一色的白种娃娃?再说,在开拓到外国娃娃之前,总要先有自己的娃娃。黑
发黄肤的小女孩在“家家酒”中扮演妈妈,她爱抚的“婴儿”却跟自己一点也不像,
不免令人沉思:中国的娃娃到哪里去了?
现代的中国人认为西方人比较漂亮,我们对自己的认可也变成深目、隆鼻、丰
乳、长腿的追求。以少女为对象的杂志,每一页都是金发的模特儿。我们的孩子上
美术课,信手画出来的人像,一个一个赫然是西方人的脸型。把这些迹象整合起来
观察,中国孩子抱“洋”娃娃的现象。就不是那么单纯了。
有一回在台北市坐计程车。长得横眉竖目的司机闷声不响,很严肃的神情,猛
然一个大转弯,他却失声大叫:
“你看,你看,街角那四只……”声音里充满兴奋。
四只什么?狗吗?我转头探看,看不见什么。司机继续说:
“哇,有够大只!又那么黑,暗时睹到会惊死人!”
他指的,原来是四个正在等红绿灯的黑人。
种族歧视绝对不是西方人的专利,中国的大汉民族要搞起歧视来,比谁都不差。
不同的是,以前,我们自认是最优秀的民族,异族非番即蛮。现在,我们接纳了白
种人的世界观:先进的白人高高在上,肤色越深,层次越低。中国人自己,就在白
黑两极之间。
对于白人,我们或者谄媚,或者排斥;对于黑人,那位计程车司机的心态相当
典型。对于肤色与自己不相上下的其他亚洲人,我们没有兴趣——有谁谈印尼的文
学?有谁注意印度的发展?但是,一旦西方人开始“炒”印尼文学,或印度的发展,
我们马上就会跟进。你相信吗?
美国的黑人也是经过许多年的挣扎,才赢得今天还不算十分坚强的民族自尊。
有思考力的黑人经过无数的反省、质疑、追求,才发出“黑就是美”的呐喊;是这
声觉醒的呐喊,使法兰克福机场的那个黑女孩手里拥抱着一个和自己一样黑的黑娃
娃。中国在西方的阴影下生活了很久,但是今天的台湾似乎已经开始有足够的知识
与智慧去抗拒这个巨大的阴影:对于现行价值观的重新检阅、反省,应该是建立民
族自尊的第一步。
给我们的孩子一个中国娃娃吧!
清道夫的秩序
清道夫
有一年冬天,清晨五点,我们的车子在漫天冰雪中小心地摸索,赶往法兰克福
机场。落了一晚的雪,清晨才停,整个世界一片蒙蒙的灰白。松树支撑着厚厚一层
白雪,沉甸甸地低垂下来,
用僵硬的冰手抹抹结霜的玻璃,看得清楚一点。古老的小镇在雪的覆盖下沉睡。
人行道上却有一个孤单的人正在铲雪;很用劲的,弯腰铲起一把雪,抛在小路的两
边,一铲又一铲,他的鼻子前一股白气。
这么早就起来工作了?我想着。他的脚前是几寸高的白雪,他的脚后却是一段
干净的路面,窄窄的,刚好让一个人走路。
绿灯亮了,我们的车子就沿着他背后已经铲过的小路前进;一直到远离了小镇,
进入了荒野,再回头,我突然醒悟到那条铲过的人行道有多么长,从红绿灯处一直
绵延到小镇与荒野的交界。一铲又一铲的白雪,那么,我不禁问自己:那个人从几
点钟开始工作的呢?
这个铲雪的人,用中国话来说,是个“清道夫”。没有人要求他提早三个小时
上工,但是昨晚落了一场大雪,他如果不三更半夜就开始铲雪,第二天清晨上班的
人们、上学的小孩,就必须在极深的雪中跋涉。
清晨六点,他已经清出了很长的一条干净的小路。他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他
有多高的收入?是什么信念使他在天寒地冻的凌晨时刻做他分外的苦工?或者,他
认为他只是在尽力把分内的工作做得完美?
秩 序
高速公路上堵车。大概又是车祸。讲究秩序与条理的德国人在公路上却追求自
由放任;因为没有时速限制,一辆比一辆开得快,赛车似的,但是一撞,也就一辆
撞进一辆。一两百公里的速度下肇成的车祸,不是死亡就是严重的残废。
一寸一寸地往前移动,慢得令人不耐,但是没有任何车子脱队超前。近乎平行
的交流道上也塞满了车,也是一寸一寸地移动。二十分钟之后,我们的车熬到了与
交流道交会的路口,我才猛然发觉这两条路上的车子是怎么样一寸一寸移动的:在
交口的地方,主线前进一辆,交流道接着吐进一辆,然后又轮到主线的车,然后是
交流道的车……像拉练似地缝合,左一辆、右一辆、左一辆、右一辆,而后所有的
车都开始奔驰起来。
这样的社会秩序来自一种群体的默契。不需要警察的监视,不需要罚规的恐吓,
不需要红绿灯的指示,每一个人都遵守着同一个“你先我后”的原则,而这又是非
常简单的原则:秩序,是唯——能使大家都获得应有利益的方法。
很简单的原则,很基本的默契,但是这种个人与群体的默契从什么时候开始有
的呢?
罢 视
巴伐利亚匹兹堡的一万四千个居民决定“罢视”;整整一星期不打开电视。镇
公所安排了露天音乐会、爬山、晚会等等,让人们消遣。
这有什么了不起吗?有。首先,小镇居民表现了对大众文化反省批判的能力;
电视,就许多方面来说,和尼古丁、酒精、大麻烟一样控制人的心智。更难得的,
是居民竟然能够将这种批判诉诸行动,集体来封锁电视。当一个人抱怨电视节目水
准低落、他只是,个可有可无的个人,当一万四千个人起而“罢视”,就变成电视
企业不敢轻视的力量,这个力量因而保障了渺小的个人,给予他尊严。
台湾的电视观众在咒骂之余,有没有这一万四千个人的果决呢?
番 薯
洋葱、花菜、胡萝卜、青椒……一篮一篮蔬菜水洗过的青翠。我拎起一个沾了
土的番薯,心里一阵喜悦:十个月大的孩子今天将吃他生命中第一口番薯,世界上
有这么多甜美的东西等着他一件一件去发现,真好——
“你们怎么处理番薯的?”有人在背后问我。
是个五十几岁的妇人,带着谦和的微笑。不等我回答,又继续说:“我只会放
在水里煮一煮.你们东方人一定有比较高明的吃法……”
也许,但是我这个东方人只会把番薯丢在水里煮一煮。实话实说,她显得相当
失望。
站在人行道上,苏黎世的阳光,到了十一月居然还是暖暖的。手里拎着一只番
薯,跟这个妇人说话。
“我是以色列人,在苏黎世住二十几年了。不,我不喜欢瑞士!”
不喜欢这个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国度?为什么?
“工业高度的发展,环境都被破坏了,你看,树也被砍了,草原上盖房子,大
自然愈缩愈小……”
她抱怨着,我心里在说:妇人,你简直人在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