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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弯腰上袢，把车子扶起来，我抻紧了拉绳，小车晃晃悠悠地前进了。河堤很高，坡也陡，我有点头晕。
“爷爷，您可要推好，别轱辘到河里去。”
“使劲儿拉吧，爷爷推了一辈子车，还没翻过一回呢。”
我相信爷爷说的是实话。爷爷的腿好，村里人都叫他“蹦蹦”。
大堤弯弯曲曲，像条大蛇躺在地上。我们踩着蛇背走。这时是绿色的光线照耀着我，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膝盖，也可以看到自己的肚脐。我偶尔回过头，从草捆缝隙里望望爷爷。爷爷眼泪汪汪地盯着我，我赶紧回过头，下死劲拉车。
走出里把路，黑云把太阳完全遮住了。天地之间没有了界限，一切都不发声，各种鸟儿贴着草梢飞，但不敢叫唤。我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回头看爷爷，爷爷的脸，还是木木的，一点表情也没有。
河堤下的庄稼叶子忽然动起来了，但没有声音。河里也有平滑的波浪涌起，同样没有响声。很高很远的地方似乎传来了世上没有的声音，跟着这声音而来的是天地之间变成紫色，还有扑鼻的干草气息，野蒿子的苦味和野菊花幽幽的药香。
我回头看爷爷，爷爷还是木木的，一点表情也没有。
我的小心儿缩得很紧，不敢说话，静静地等待着。一只长长的蚂蚱蹦到我的肚皮上，两只五色的复眼仇视地瞪着我。一只拳头大的野兔在堤下的谷子地里出没着。
“爷爷！”我惊叫一声。
在我们的前方，出现了一个黑色的、顶天立地的圆柱，圆柱飞速旋转着，向我们逼过来。紧接着传来沉闷如雷鸣的呼噜声。
“爷爷，那是什么？”
“风。”爷爷淡淡地说，“使劲拉车吧，孩子。”说着，他弯下了腰。
我身体前倾，双脚蹬地，把细绳拽得紧紧的。
我们钻进了风里。我听不到什么声音，只感到有两个大巴掌在使劲扇着耳门子，鼓膜嗡嗡地响。风托着我的肚子，像要把我扔出去。堤下的庄稼像接到命令的士兵，一齐倒伏下去。河里的水飞起来，红翅膀的鲤鱼像一道道闪电在空中飞。
“爷爷——！”我拼命地喊着。喊出的声音连我自己都没听到。肩头的绳子还是紧紧地绷着，这使我意识到爷爷的存在。爷爷在我就不怕，我把身体尽量伏下去，一只胳膊低下去，连结着胳膊的手死死抓住路边草墩。我觉得自己没有体重，只要一松手，就会化成风消失掉。
爷爷让我拉车，本来是象征性的事儿。那根拉车绳很细，它一下子崩断了。我扑倒在堤上。风把我推得翻斤斗。翻到河堤半腰上，我终于又伸出双手抓住了救命的草墩，把自己固定住了。我抬起头来看爷爷和车子。车子还挺在河堤上，车子后边是爷爷。爷爷双手攥着车把，脊背绷得像一张弓。他的双腿像钉子一样钉在堤上，腿上的肌肉像树根一样条条棱棱地凸起来。风把车子半干不湿的茅草揪出来，扬起来，小车在哆嗦。
我揪着野草向着爷爷跟前爬。我看到爷爷的双腿开始颤抖了，汗水从他背上流下来。
“爷爷，把车子扔掉吧！”我趴在地上喊。
爷爷倒退了一步，小车猛然往后一冲，他脚忙乱起来，连连倒退着。
“爷爷！”我惊叫着，急忙向前爬。小车倒推着爷爷从我面前滑过去。我灵机一动，耸身扑到小车上。借着这股劲，爷爷又把腰煞下去，双腿又像生了根似的定住了。我趴在车梁上，激动地望着爷爷。爷爷的脸还是木木的，一点表情也没有。
刮过去的是大风。风过后，天地间静了一小会儿。夕阳不动声色地露出来，河里通红通红，像流动着冷冷的铁水。庄稼慢慢地直腰。爷爷像一尊青铜塑像一样保持着用力的姿势。
我从车上跳下来，高呼着：“爷爷，风过去了！”
爷爷眼里突然盈出了泪水。他慢慢地放下车子，费劲地直起腰。我看到他的手指都蜷曲着不能伸直了。
“爷爷，你累了吧？”
“不累，孩子。”
“这风真大。”
“唔。”
风把我们车上的草全卷走了，不，还有一棵草夹在车梁的榫缝里。我把那棵草举着给爷爷看，一根普通的老茅草，也不知是红色还是绿色。
“爷爷，就剩下一棵草了。”我有点懊丧地说。
“天黑了，走吧。”爷爷说着，弯腰推起了小车。
我举着那棵草，跟着爷爷走了一会儿，就把它随手扔在堤下淡黄色的暮色中了。
“人老了，就像孩子一样，”母亲说，“大老远跑到东北洼，弄回来这么一棵草，还说，‘等星儿回来让他认认，这是棵什么草，他学问大。’你认得出吗？”母亲说着把草递给我。
我把这棵草接过来，珍重地夹在相册里。夹草的那一页，正好镶着我的比我大六岁的未婚妻的照片。
一九八四年九月
石磨
我家的厢房里，安着一盘很大的石磨。娘说，这是村里最大的一盘磨。听到“最大”两个字，我感到很骄傲。据说，这盘磨原是刘财主家的，土改时当作胜利果实分给了我家。这是盘“驴磨”——是由毛驴拉的磨，不是小户人家那种一个半大孩子也能推得团团转的“人磨”。
我最早的记忆是和这盘磨联系在一起的。我记得我坐在磨道外边的草席上，呆呆地望着娘和邻居四大娘每人抱着一根磨棍沿着磨道不停地转着圈。磨声隆隆，又单调又缓慢，黄的或是褐的面儿从两扇磨盘的中间缝儿均匀地撒下来，石磨下的木托上，很快便堆成一个黄的或是褐的圆圈。偶尔也有磨麦子的时候，那必是逢年过节。磨麦子时落下的面是雪白的。我坐在草席上一动不动。娘的脸，娘的背，四大娘的脸，四大娘的背，连续不断地从我眼前消逝、出现，出现、消逝。磨声隆隆地响着，磨盘缓缓地转着，眼前的一切像雾中的花儿一样，忽而很远，忽而很近，我歪在草席上睡着了。
一九七〇年，我九岁。听说邻村里安装了一盘用柴油机拉着转的钢磨，皮带一挂嗡嗡响，一个钟头能磨几百斤麦子。村里有不少人家把石磨掀掉了，要磨面就拿着钱到钢磨上去磨。我们家的石磨还没有掀，我们没有钱。
四大娘有一个女儿叫珠子，小我两岁。我们两家斜对门住着，大人们关系好，小孩更近乎。我和珠子天天厮混在一起，好得像长着一个头。邻村的钢磨声有时能够很清晰地传到我们村里来，神秘得要命，我和珠子偷偷去看钢磨。我闯了一个大祸。我要求珠子为我保密，珠子一直没给人讲过。当然我们也有翻脸的时候。我小时长得干巴，珠子却圆滚滚的像只小豹子一样，打起架来我不是她的对手。常常是她把我狠揍一顿，却哭着跑到我娘面前去告状，说我欺负她。
我和珠子在本村小学校读书，老师是个半老头子，姓朱，腰弓着，我们叫他“猪尾巴棍”，他也不敢生气。听说他从前管教学生特别严厉，“文化大革命”一起，挨过他的教鞭的学生反过来把他揍得满裤裆屎尿，这一下他算是学“好”了。给我们上课时，半闭着眼，眼睛瞅着房顶，学生们闹翻了天也不管。我们不等他讲完课，就背着书包大摇大摆地走了。书包里只有两本画有扛着红缨枪的小孩的书，还有一管秃了尖就用牙啃的铅笔。有一天下午，我和珠子早早地逃了学。我们说好了要到我家院子里弹玻璃球玩儿，说好了赢家在输家额头上“敲栗子”，珠子输了，被我连敲了几个栗子。她恼了，扑到我身上，双手搂着我的腰，头顶着我的下巴，把我掀倒在地上。她骑着我的肚子，对着我的脸吐唾沫。我恼了，拉住她一只手，咬了一口。我们都哭了。
娘和四大娘正在厢房推磨，闻声出来，娘说：“祖宗，又怎么啦？”
“他咬我。”珠子擎着渗出血丝的手，哭着说。
“她打我。”我也哭着说。
娘对准我的屁股打了两巴掌。四大娘也拍了珠子两下。这其实都是象征性的惩罚，连汗毛都伤不了一根的，可我们哭得更欢了。
娘心烦了，说：“你还真哭？宠坏你了，来推磨！”
四大娘当然也没放过珠子。
我和珠子像两匹小驴驹子被套到磨上。上扇石磨上有两个洞眼，洞眼里插着两根磨棍。娘和四大娘在磨棍上拴了两根绳子，我一根，珠子一根。我的前边是四大娘，四大娘前边是珠子。珠子前边是我娘，娘前边是我。
“不使劲拉，我就踢你！”娘推着磨棍，在我身后说。
“不使劲，我就打你。”四大娘吓唬着珠子。
我一边拉着磨，一边歪着头看旋转的磨盘。隆隆隆响着磨，刷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