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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在黑沙滩滚了十几年的场长，就坐在驾驶楼里。他那又黑又瘦的脸，秃得发亮的脑门，被烟草熏得焦黄的牙齿，刺人的小眼睛，都使我们这些新兵瞧不起他。还有他的那半截因年代久远变得又黑又亮的牛皮腰带，总是吊儿郎当地垂在两腿之间。我的场长，难道你就不能把那半截腰带塞进裤鼻里去吗？
正当我胡思乱想着的时候，卡车突然发出一阵“嘎嘎吱吱”的怪响——急刹车。巨大的惯性使我们这些没有乘车经验的新兵蛋子像一堆核桃般朝前滚去，挤成了一堆。司机老葛从驾驶楼里探出头来，张开那张被汽车摇把崩掉了一颗门牙的嘴，骂道：“妈的！找死吗？！”
车头前两米处，站着一个头发蓬松满脸灰土的女人，她背上驮着个约有五六岁的女孩儿。女孩儿的脑袋无力地搁在女人的肩上，两只大眼惊恐地盯着老葛那豁牙嘴。
坐在我的被包上一直闭目养神的老兵刘甲台睁开眼，低声告诉我说：“疯子，黑沙滩的疯子。”
“解放军，行行好，捎俺娘儿俩一截路吧……”
“不行，快让开！”老葛怒冲冲地说。
场长瞪了老葛一眼，跳下了驾驶楼，和颜悦色地说：“大嫂，上车吧。”
司机老葛不高兴地说：“到后边去，快点。”
“让她坐在驾驶楼里。”场长把女人和女孩儿让进驾驶楼，女人连声道谢。场长推上车门，自己踏着车帮，爬到车厢里。
卡车像一匹发疯的牛犊，颠颠簸簸地向前冲去。场长坐在一个被包上，掏出一盒九分钱的“葵花”烟。我偷眼看着这个老头儿，看着他那捏着烟卷的树根般粗糙的手指。也许是我的错觉，也许是车辆的震动，我看到了那只手在微微地哆嗦。
大概豁牙司机的心火平息了吧，车子又终于平稳地前进了。路边张牙舞爪的刺槐树一排排向后倒去。车轮沙沙地摩擦着地面，发动机欢快地鸣叫着，排气阀有节奏地哧哧排着气。老兵刘甲台闭着眼，脑袋摇晃着，仿佛呓语般地唱起一支调子耳熟、词儿陌生的歌子。他自称“老兵”，实际上只比我们早入伍一年，一副浪荡样子。歌声像泥鳅般地从他嘴里滑出来：
黑沙滩云满天
黑沙滩的大兵好心酸
黑沙滩的孩子没裤子穿
黑沙滩的姑娘往兵营里钻
黑沙滩啊……
黑沙滩……
这阴阳怪气的歌子使我们这些新兵都大睁开眼睛，惊愕地瞅着刘甲台那一开一合的嘴。连我这个只要有了馒头白菜就不管天塌地陷的目光短浅者，心里也泛起一阵凉气，汗毛都倒竖起来。难道我们要去的黑沙滩就是这样一个鬼地方吗？
“刘甲台，你胡唱些什么？！”场长发怒地吼了一声。
“场长，难道这不是真的吗？”刘甲台睁开眼，爱理不理地说。
“你敢扰乱军心，我崩了你！”
“场长，安稳地坐着吧，您。纸里包不住火，黑沙滩是个什么样，这些小兄弟们一到便知。”
“闭住你那张臭嘴，闭住，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场长嗓子喑哑，眼睛发红。然而，他的头却无力地垂下了，一直垂到了他支起的膝盖上。
刘甲台不唱了，却把适才那曲调用口哨吹了起来。他的口哨吹得相当出色，悠扬、圆滑、清脆、明快。他一遍一遍地重复着那曲调，适才他唱出的那些词，却像冰凉的雨点砸在沙地上一样，有力地撞击着我的心。
刘甲台把我们折磨够了，黑沙滩也快要到了。大海就在面前，从海上连续不断地刮来冰凉潮湿的风，使这早春天气竟然砭人肌肤。我远远地望见了几排暗红色的瓦房，望见了离开瓦房一箭之地，有几十排低矮的草屋。方圆几十里，没有一个村庄的影子，只有那一片狭长的沙滩，沿着大海的边缘无尽地延伸开去。
“为什么要叫黑沙滩呢？我只见过金黄色的沙滩、暗红色的沙滩，夸张点说，还有苍白的沙滩，却没见过黑沙滩。”我的妻子这样问我。
是的，到目前为止，我也没有见过一片黑色沙滩。黑沙滩的沙滩其实是一种成熟的麦粒般的颜色，在每天的不同时刻，它还会使人发生视觉上的变化。在清晨丽日下，它呈现出一种温暖的玫瑰红；正午的阳光下，它发出耀眼的银光；傍晚的夕阳又使它蒙上一层紫罗兰般的色泽。总之，它不是黑色的，即使是在漆黑的夜晚，它也闪烁着隐隐约约的银灰色光芒。
我曾带着我妻子般的疑问，问过我们农场的“百科全书”老兵刘甲台，他不屑一顾地说：“新兵蛋子，真是个新兵蛋子！沙滩是暗红、金黄、紫红、玫瑰红，就不能叫黑沙滩了吗？黑的难道不能说成白的，白的难道不能说成绿的、红的、杂色的、乌七八糟色的吗？你呀，别管这么多，既然大家都叫它黑沙滩，你也只管叫它黑沙滩拉倒。”刘甲台这一番哲学家般的高明解释使我这个新兵蛋子确如醍醐灌顶一般大彻大悟了。从此，我再也没有产生过为黑沙滩正名的念头。
我们黑沙滩农场理所当然地坐落在黑沙滩上，紧傍着农场的是一个虽然紧靠大海却经营农业的小小村庄，村名也叫黑沙滩。听说黑沙滩现在已经成了相当富庶的地方，可是在我当兵的那些年头里，却是一片荒凉景象。黑沙滩的老百姓说，部队里有的是钱。这话不错。我们每年都用十轮大卡车跑几百公里拉来大量的大粪干子、氨水、化肥，来改造这片贫瘠的沙原。我们不惜用巨大的工本在沙滩上打了一眼又一眼深井。尽管我们种出来的小麦每斤成本费高达五角五分，但我们在沙滩上种出了麦子，政治上的意义是千金也难买到的。我们场长是黑沙滩农场的奠基人。他后来因故被罚劳改，和我一起看水道浇麦田的时候曾经说过，要是用创办农场的钱在黑沙滩搞一个海水养殖场，那黑沙滩很可能已经成为一个繁华的小城镇了。
那时候，正在黑沙滩农场接受考验的是后来成了要塞区政治部宣传处处长的王隆——最近听说他很有可能成为要塞区最年轻的副政委哩！啊，这属于哪种人呢？当时，他是农场的指导员。我的这位首长是工农兵大学生。白白净净的面皮，那年头，他好像也不敢使用保护皮肤的液体或脂膏，漂亮的脸上也裂着一张张皴皮。
一九七六年春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平常的春天，我至今仍难以忘记王隆指导员那长篇的、一环扣一环的理论辅导课，也永远忘不了他那间小屋里彻夜不熄的灯光。我曾经进过他的办公室兼宿舍，摆在桌子上的、床头上的那些打开的、未打开的、夹着红蓝铅笔的、烫着金字的经典著作，令我这个从泥土里爬出来的孩子目瞪口呆。天生不怕官的老兵刘甲台曾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一定不要碰到指导员的肚子，他肚子里全是马列主义词句，一碰就会呕出来。这些话，郝青林曾向指导员汇报过，指导员一笑置之，也没给刘甲台难堪。
我遵循着堂哥传授给我的宝贵经验，开始了兵的生涯。一连两个月，我每天早起打扫厕所，话不多说，干活最多。但是当黑沙滩农场团支部从新兵中发展第一批团员时，我竟然“榜上无名”，我的同乡郝青林却“名列前茅”。这对我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我把郝青林与自己进行了仔细的对比。论出身，我家三代贫农，根红苗正，而郝青林的爷爷当过国民党乡政权的管账先生。论模样，郝青林尖嘴猴腮，演特务不用化装，而我端正得像根树桩。我打扫厕所、帮厨、下地劳动每次都流大汗，连场长都拍着我的肩膀夸奖：“好，牛犊子！”郝青林呢？懒得要命，干活时总戴着那副用荧光增白剂染得雪白的手套。可是郝青林竟先我而入团？他不就是会从报纸上抄文章吗？他不就是会在黑板上写几行粉笔字吗？就凭这个吗？妈的。
我躺在床上“烙饼”，床板咯咯吱吱地响。躺在下铺的老兵刘甲台不高兴地说：“新兵蛋子，怎么啦？想媳妇了吧？”
“不是，老刘，不是……”
“唉，你呀。”刘甲台坐起来，悄悄地对我说，“我知道你想啥。我教给你两种办法：一是跟我学，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在乎，什么团员方员，请我入我也不入；二是跟郝青林学，大批判积极发言，不管对不对，不管懂不懂，只管瞎说，这样，我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