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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边那家也在进行家庭教育，金桂对秋生说：“记住了没有？要是我再看到你和那个小土匪在一起跑爬犁，我就把你填到冰窟窿里去喂老鳖！”
一上午，秋生和大胖都没有出门，像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一样焦躁不安。
青草湖边的人家现在也都是独生子女，一个个都像心头肉一样金贵。下午，大胖要下湖跑爬犁，不让去就哭，莲叶说：“好吧，别和小恶霸一起玩，记住了？”
“记住了！”大胖一边高叫着，一边扛着爬犁往外跑。
西院里秋生听到了大胖的声音，也要去跑爬犁。金桂不许，秋生就躺在地上打滚儿。金桂无法，只好嘱咐一番，放他去了。
冬天的青草湖，像一块镶在大地上的毛玻璃。青草湖边的孩子，都是冰上运动的健将。大一点的孩子，跑那种“站爬犁”，脚踩两片底下嵌着钢丝的窄板，手撑两根顶端带尖的木棍，双臂一撑，人似流星。像秋生和大胖这样的小不点儿，就跑“坐爬犁”。“坐爬犁”就是在一块长方形的木板上，钉上两块方木，方木上嵌上两片钢板。他们手中也撑着带铁尖的木棍，比“站爬犁”的撑棍短一些。
秋生和大胖下了湖。湖上没有人。两个孩子各自玩了一会儿，孤单单地，没劲极了。往常里他们是形影不离的，两人一块儿比赛，比速度，比花样。现在不行了，昨天刚发生血战呢。
冬日天短，太阳眼见着就挂到柳树梢上了。一群大雁嘎儿嘎儿地叫唤着，在空中盘旋几圈后，降落到湖面上。两个孩子看呆了。一会儿，他们不约而同地划着爬犁向大雁冲去。临近雁群时，又各自把手中的撑棍像标枪一样投出去。雁群惊飞。
“嗨，差一点就投着了。”大胖说。
“我也差一点！”秋生说。
“秋生，你家有土枪吗？”
“有，俺爹挂在墙上，不让我动。”
“俺家也有。”
“秋生，明儿晚上咱们扛枪来打雁好不好？”
“你会放枪？”
“当然会。”
“俺爹说，小孩放枪，会把耳朵震聋的。”
“你爹骗你呢。”
“秋生，咱们比赛，看谁先划到湖边。”
“好。”
两个小伙伴连连挥动小胳膊，爬犁飞也似的向前冲去。拐弯时两人碰在一起，爬犁翻了。两人都摔了屁股蹾儿。他们搂抱在一起笑起来。
“这次不算，再比一次。”秋生说。
“比就比！”大胖说。
两人又往前划去。湖上，有砸冰捕鱼时留下的一些冰窟窿。窟窿上结冰很薄。秋生没注意，呼隆掉了下去。
大胖吓呆了，没命地哭嚎起来。
天就要黑了。莲叶做好饭，到湖边来找孩子，隔老远就听到了大胖的哭声。她边骂着边往湖边跑去：
“没记性的东西，不让你跟那个小恶霸一块儿玩，偏不信，又被打哭了……”
大胖一见娘来到，哭得更凶了。
“你嚎什么？”
“秋生掉到冰窟窿里了……”
“光哭有什么用？还不回家去叫你爹！”
莲叶早忘记了昨天的仇恨，跑到冰窟窿前一看，不见秋生的影子，便大声呼救起来：“来人啊……孩子掉到冰窟窿里啦……”
二毛得到儿子大胖的报告，扛着铁镐冲下湖来。他抡起铁镐，噼里咔喇，几下子就把冰窟窿扩大了许多。水很清，能看到水中的秋生。二毛一个猛子钻下水，把秋生抱了上来。
金桂和黑头听到儿子掉到冰窟窿里的消息，急着往外跑，一出门就碰上二毛抱着秋生走来。放在炕上一看，早没气了。金桂顿时大放悲声。
“嫂子，别哭，我学过急救法，试试看。”二毛说着，很麻利地剥去秋生的衣裳，俯下脸对着秋生的鼻孔吹气，然后用力挤压秋生的胸脯。好久，秋生的胸部翕动起来，脸色也红润了。秋生活了。
大胖欢跳着说：“秋生，你可好了。别忘了，赶明儿咱一块儿下湖去打雁。”
金桂一下子把大胖搂在怀里，呜呜地哭起来。莲叶也跟着掉眼泪。
黑头说：“行了，行了，真是娘儿们眼泪多，还不快找几件衣裳给二毛换上。”
这时候她们才注意到，二毛满脸青紫，浑身哆嗦成了一个蛋。
一九八二年
黑沙滩
在春节前的一次音乐晚会上，一个著名的民歌演唱家，用惬意的神情和粗犷豪放的嗓门，唱起了一首解放初期在华北地区广泛流传的民歌。我一听到这熟悉的旋律，心脏便猛地一阵颤栗，仿佛有一根灼热的针在我心上扎了一下。是的，这首歌的确没有什么特别出众之处，它不过抒发了翻身农民的一种心满意足的心理，一种小生产者的自我陶醉。如果您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它至多不过能使那些已成为历史的和平安宁的田园生活在您心中偶一闪现罢了。如果是年轻人呢？除了我之外，谁还能从这首歌里得到一种富有特别意义的哲理性感受呢？
一头黄牛一匹马
大轱辘车呀轱辘转呀
转到了我的家
……
当这歌声的最后一个音符在剧场富丽堂皇的穹顶上碰撞回折、绕梁不散的一瞬间，当那个仪表不凡的中年男演员优雅地对着观众鞠躬致敬时，在观众雷鸣般的掌声中，我的脑袋沉重地伏在前排的椅背上。温柔的妻子一把握住我的手，惊惶地问：“怎么了？你？”
“没什么……我想起了一个人……”
回家的路上，妻子挽着我的胳膊，悄声问：“你想起了谁？”
“场长。”
“是个什么样的场长，竟使你泪水直转？”
“回家告诉你。”我轻轻地捏了一下她温暖的小手。
一九七六年三月的一天，天空布满了灰蒙蒙的乌云，一辆解放牌卡车沿着渤海湾畔弯弯曲曲的公路飞驰着。我双手紧紧抓住车帮，这兔子般飞奔的卡车令我这个出身农家的新兵胆战心惊，然而我又是兴奋的。飞驰的卡车把一辆辆手推车、马车、毛驴车和突突突喷着黑烟的拖拉机甩在后边。我感到，往昔平淡困顿的生活就像这些落伍的车辆一样被甩在身后了。一种终于跳出农村的庆幸使我从心里感到自豪和幸福。
你能体会到一个常年以发霉的红薯干果腹的青年农民第一次捧起发得暄腾腾的白面馒头、端起热气腾腾的大白菜炖猪肉时的心情吗？
我的妻子摇摇头。
当时在我们那个地方，当兵像考状元一样不容易。我的曾经当过四年兵的表哥遵照父亲的吩咐，把他在部队几年积累的宝贵经验一一传授给我。无非是一要听话，二要吃苦，三要勤快等等。他们都希望我能成为金凤凰，飞出这烂泥塘，永远别再回这穷得穿不上裤子的农村。当时，我可没有这么大的野心，能吃上白面馒头，吃上大白菜炖猪肉就令人十分满足了。好好干，当四年兵没问题，这就够了，四年呢！因此，尽管新兵训练结束后把我分到远离要塞区司令部的黑沙滩农场，尽管新兵们一听说分到黑沙滩农场就抹眼泪，尽管黑沙滩农场前来接我们的场长其貌不扬，我的老乡郝青林还偷偷地骂了一句“狗特务”，我的心里却很坦然。黑沙滩农场有什么可怕？不就是干活吗？！只要有我的馒头吃、有我的衣服穿，我在哪儿都可以干一辈子。
就这样，在车上的十个新兵之中，有心思眺望着远处黛青色的丘陵在乌云中闪现、倾听着灰蓝色的海潮冲刷沙滩发出有板有眼的声响的，大概就唯有我一个人了。“能者多劳，智者多忧，无能者无所求”啊。我只读了四年书，实在不会去为什么“理想”、“前途”之类的空洞字眼费心劳神。比我多读六年书的老乡郝青林小脸阴沉着，心事重重的样子。他能说会道，会写文章，会拉二胡。我们一块参军时，村里人的评价就是：梁家小子是个扛炮弹的材料；郝家后生是天生的当官的坯子。我自己也知道郝青林的前途比我光明若干倍。郝青林也满心以为会把他分配到要塞区大院去干个体面事。那时候要塞区有个战士文工团，听说正缺能拉会唱的人才呢。谁知道怎么搞的，他竟跟我这个土拨鼠一起被分到了黑沙滩。
黑沙滩在要塞区战士的心目中，是个可怕的地方。当时战士们打赌都说：“要是……就让我到黑沙滩去。”当然，在干部面前，谁也不这样说，黑沙滩毕竟是军队的农场，不是劳改营、流放所。可是在心里呢，不光是战士，就是在那些干部的心里，谁愿意到黑沙滩去呢？哦，这个远离县城一百八十里的黑沙滩哟！从它创建之日起，只有一个场长在那里扎住了根，他把自己十几年的生命化成汗水洒在这块黑色的沙滩上。其他干部则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茬又一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