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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我心里气愤无比却又张口结舌的时候，洪连长出面了，他说：“这些账现在一下子也说不清楚，再说了，现在也不是算这些账的时候，有账不怕算，总有一天会算清楚的。我建议咱们先把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撂到一边，我们面前最主要的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现在联合抗日、消灭日本鬼子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最主要的任务；所以，我的意见，如果尕司令和李县长对这份联合抗日盟约本身没有意见的话，就先把这件最重要的事情办了，其他一切事情都等打败了日本人之后再说。”
回音壁这一次给洪连长发了一次回声：“打败了日本人之后再说，再说，再说……”
洪连长带着八路军救了我们，这是天大的面子，我怎么也不能不听他的话，再说了，跟李冬青算账我也算不过他，于是我说：“好，就听八路军的，我现在就签字，往日的老账先放下，先打日本人。”
笔墨砚台都是备好了的，回音壁亲自磨墨，我拿起毛笔饱饱地蘸上墨汁，在抗日联盟盟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接着李冬青也签了名字，洪连长也跟着签了名字。签过名之后，回音壁又捧过了一方印台，说还要各方按个手印。我说：“从古到今讲究的是歃血为盟，我们今天办的是正式结盟打日本的大事，不能用猪血代替人血。”于是忍着疼咬破了大拇指，在我的名字上按上了血印。那时候我没有什么科学知识，却知道印台用的印泥都是“猪砂”研磨后制成的，我不知道朱砂的“朱”并不是“猪肉”的“猪”，“朱砂”是红颜色的，便想当然地认为“猪砂”是用猪血提炼的，所以我说不能用猪血代替人血。好在在场的人除了李冬青可能也没有几个比我有学问，听我那么说倒也没有人反驳、纠正我。
我看到李冬青皱了皱眉头，显然他比我还怕疼，可是我已经做了，他要是用“猪血”来按手印，虽然也是红的，却显得没有我诚心，也没有我的决心，气势上就让我压倒了。李冬青只好苦着脸在自己的大拇指上咬了一口，可能是怕疼，咬得不够狠，也可能他的大拇指长得太结实，咬了一口却没有出血，只好换了另一只手的大拇指再咬，还是没咬破，疼得嘴里丝丝拉拉地直嘘气。他干这种事情没经验，这种事情不能犹豫，既然非咬不可，就下狠劲猛然一咬，咬破了也就是疼那么一眨眼的时间，像他这样想咬又怕疼，试探着下嘴，人本能的反应自然是一疼就缩手，所以挨了疼还咬不破。
洪连长说：“不行的话还是按印泥吧，只要心诚就好。”他的本意是看李冬青手指头咬得痛苦，帮他解脱一下，好赖按个手印算了，听起来却有几分讥刺、嘲弄的味道。
李冬青更加尴尬了，摇摇头说：“不用，上了战场死都不怕还怕手指头上破个口子吗？”
我说：“李县长自然是不怕手指头上破个口子，可就是咬不出血来，还是心疼自己的手指头下不了狠心。来，我给你咬，保险一口见血。”说着就拉过他的手作势要咬。李冬青急忙甩开我说：“不麻烦尕掌柜，你还不得把我的手指头咬下来？还是我自己来吧。”
酒楼老板不知道从哪找来一根针，此刻凑上前来说：“还是用针扎，用针扎不疼。”
回音壁跟着说：“用针扎不疼，不疼……”
我心里暗暗咒骂这个老板，更加讨厌回音壁的回声，说：“对了，怕疼就用针扎，就是怕针扎的眼太小，流出来的血不够用，按的手印作不得数。”
李冬青狠狠瞪了我一眼，“扑哧”一声笑了：“尕掌柜，你好赖也是领兵打仗的人，咋净跟我斗这些小趣子呢？你不就是想看着我把手指头咬破吗？好，哥哥我今天就让你看看。”说着，一口咬将下去，鲜红的血总算流了出来，李冬青又挤了挤咬破的手指头，让我看了看：“尕掌柜，够不够？”到了这个地步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再说就显得惫赖了。李冬青在盟约上用力按上了他的指纹。到此为止，我们三方正式成立了联合抗日同盟，或者说我正式加入了联合抗日同盟，因为在这之前他们已经成立了抗日同盟，我属于后加入的。李冬青按过手印之后，对我说：“尕司令，朱砂跟猪没关系，朱砂的‘朱’也不是猪肉的‘猪’，朱砂是一种矿物，叫硫化汞。”我没搭理他，可是心里头却觉得挺没面子。
盟约签订之后，我们又口头决定：双方互派联络员，常驻对方，以便有什么事情随时联络。我就派了四瓣子，李冬青派了保安团的一个排长，双方派的肯定都是可信的人。我问洪连长是不是也派个人到我们伙里搞搞联络。洪连长说不用了，有什么事情他有办法跟我们联络。我问他用什么办法，他没回答。我猜想他是不愿当着这么多的人说这件事情，怕暴露了他们八路军的秘密，便没有再问。散摊子以后，我又到医院里看了看我的伙计们，有一些伤不重，包扎好了之后就可以跟我回山了，还有一些伤比较重的要留在医院做进一步的治疗，于是我就领上能走的伙计告别了李冬青他们。洪连长说我送送你们，我知道他还有话要说，就跟他一起走。路上他告诉我，战场已经打扫过了，打死了八十多个日本兵，没有抓着受伤的，可能都让日本人逃跑的时候带走了。
“李县长挺配合的，缴获的武器弹药他们没要，全给了你们，现在都装到车上了，你带回去吧。”
想到我们遭受了那么大的损失，我也就没客气，跟洪连长告别之后，带了伙计们赶着五辆大车，拉着两挺机关枪、七八十条三八大盖，挎了奶奶弄来的望远镜回山了。
我们跟李冬青开始了第二次合作。第一次合作是做生意，以我吃了个哑巴亏告终。但愿第二次合作这家伙能诚实点，玩心机我实在不是他的对手，奶奶过去说我我还不服气，现在我自己也承认，我这个人脑子聪明，心眼却太实在，这是一组矛盾，智商和性格的矛盾决定我跟诚实的人合作可以做好任何一件事情，如果遇上李冬青那样的对手，稍不留意我就会吃亏栽跟头。可是，我又不能拒绝这种合作，打日本人靠的就是大家合伙，独木难支，一根筷子夹不起菜的道理我懂。朋友可以选择，合作伙伴往往没办法选择，比如李冬青，现在我不跟他合作就没办法对付日本鬼子，反过来他也一样。日本鬼子在县城吃了大亏，我们估计日本鬼子肯定得报复，加紧整军备战。老伙计们都配上了日本鬼子的三八大盖，这种枪枪身长，射程远，又有刺刀，不适合我们干过去那种打家劫舍、绑票抢掠的事情，却适合战场上两军对阵。我们现在的主要目标已经不再是肥羊、油点子，而是日本鬼子，所以我们非常喜欢这些能在战场上发挥威力的新式武器。
在县城外打那一仗时的天气状况，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可能跟精神太紧张战斗太激烈有关系。过后我曾经问过伙计们，伙计们说的各不相同，有的说是晴天，有的说是阴天，有的说那天刮风了，有的说那天根本连个风丝丝都没有。看来伙计们也跟我一样，浴血奋战时留在记忆里的天气状况成了空白。跟日本人在我的地盘上干的那一仗天气情况我却记得非常清楚。跟日本人在县城打了一场之后，我们估计日本人肯定会很快就来报复，日日夜夜都在紧张地关注着日本人的动向。日本人倒好像把那一场败仗忘了，大半年过去了居然一点动静都没有。后来我们才知道，日本人把战略重点放到了华北和华东，西北这边沿黄河布了一条松散的防线，并没有作为他们的进攻重点，所以他们也就没有再向我们进攻。跟他们再次打仗是在我的地盘上。那是一个跟出生婴儿一样纯净的日子，天空蓝汪汪的见不到一丝云彩，早上我们喝过苞谷糁糁，奶奶正逗着胡小个子跟过油肉的儿子比赛谁尿得远。过油肉的儿子比胡小个子的儿子小了一岁半，尿的自然没有人家远，奶奶就把作为赌注的洋糖给了胡小个子的儿子。洋糖就是外头裹了一层纸的糖，花花绿绿的好看，比我们平日里吃的黑乎乎的土糖洋气，我们就都把那种外头裹了一层糖纸的糖叫洋糖。过油肉的儿子眼巴巴看着胡小个子的儿子得意洋洋地吃糖，嘴巴一撇一撇的就要哭出来。奶奶骂他：“你看你那个窝囊样子，赛不过人家哭啥呢？奶奶又不是红苕，还不知道你比人家小了一岁多，奶奶就是想叫你自己想一下咋样才能吃上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