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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话一讲，整个会场都愣住了，跟烧锅子一样沸腾的会场好像让谁突然浇了一大盆冰水。顿时一片死寂。李冬青跟回音壁愣愣地看着我，他们还以为我耍怪逗宝开玩笑呢。我夸张地做出虚弱的样子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从昨天到现在粒米未进，实在撑不住了。”
李冬青马上反应过来，对了会场说：“乡党们，今天这会就开到这里，尕司令为了拯救我们县城的百姓，从昨天到现在粒米未进滴水未沾，咱们赶紧请尕掌柜吃饭、休息，今后我们都是自己人，要瞻仰尕司令的风采，聆听尕司令的教诲，随时到县政府来好不好？”
抗日英雄饿成了这副样子，善良热情的老乡们心疼得受不了了，纷纷朝前头拥，叫着喊着要让我到他们家里去吃热蒸馍。大家都朝前挤，临时搭盖起来的台子经受不住人潮的冲击，开始呻吟着摇摇欲坠。李冬青急忙朝人群大声呼喊：“别挤别挤，县政府已经备好了庆功宴，现在散会，散会。”
洪连长拉扯了我一把：“快走，万一台子塌了就把人砸了。”
我们急忙跳下台子，李冬青的保安团推搡着热情的民众，保护着我们挤出人丛，逃跑似的来到了县城最大的酒楼“太原楼”。太原楼是山西商人开的，说是楼其实并不是楼，那个时候整个县城还没有一座楼，这个所谓的楼就是房子高一些，大一些，大堂里能摆十几张桌子。我们到的时候，桌上已经摆好了杯碟碗筷，靠北面的正墙上竖着一块大红匾，上面写着“抗倭英雄，人民救星”。老板出来迎接我们，抱了拳热情洋溢地感谢我们能到他的酒楼摆庆功宴。他那胖乎乎的圆脸蛋极易让人想起发面大馒头，看到他我就更加饥饿了。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陪客，大多数是长袍马褂，显然是当地的士绅，还有几个人西装革履，不工不商非农非兵看不出来是干什么的。李冬青拣头面人物给我介绍了几个，什么县商会的会长、县中学的校董、县党部的书记等等，我一一点头招呼。这些人刚才都参加了庆功大会，也都知道我饿惨了，所以倒也不跟我啰嗦，打过招呼便就座入席。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吃酒席，再加上腹中空空，饿虫张牙舞爪，只盼赶紧把好吃的东西端上来。
先上来的不是我渴望的馍馍，而是凉菜，红油黄瓜条、凉拌西红柿、醋熘萝卜缨、卤煮猪下水、小葱拌豆腐、油炸花生豆、青笋黄豆芽、油激酸白菜，样数不少，足足七个。今天的人看了这个菜谱可能哑然失笑，怎么也是打败日本鬼子的庆功宴，来的又都是县里的头面人物，这些菜肴如今大都是上不了台面的，只能作为家常小菜吃吃而已。可是那个时候，正是抗战时期，民生经济非常困难，这样的酒席就已经丰盛得了不得了，起码对我来说已经是开天辟地最为丰盛的酒席了，所以我对那天的菜肴记忆深刻，至今念念不忘。那时候讲究的就是七碟子八碗。七碟子就是七样凉菜，八碗就是八样热菜。凉菜上来了，我暗想总算可以开吃了，便拿起筷子跃跃欲试。没想到李冬青又端起了酒杯，他是县长，在这种场合自然要以父母官、主人的身份发表一下祝酒辞，他啰啰嗦嗦又讲了许多已经说过了的话。面对丰盛的美味佳肴，我饥肠辘辘，却不能马上开吃，那个难受的滋味简直是心理和生理的双重摧残。好不容易盼到李冬青说出了结束语：“预祝我们合作抗日取得最终胜利，下面请尕司令讲话。”
我趁机说：“我没啥说了，大家干了杯中酒就吃吧。”说罢我带头仰脖子干掉了杯里的酒，然后谁也不理，埋头苦吃。洪连长坐在我的身边，悄声对我说：“尕司令你可把我救了，我也是从昨天到现在粒米未进了。”我没想到他的遭遇跟我一样，非常佩服他的忍劲儿，不像我这么不经饿，一饿就吵吵。不过这也不奇怪，他是八路军，红军的底子，长征都能熬过来，饿上一天两天他自然能顶得住。我是土匪，过惯了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日子，忍饥挨饿的功夫自然比不过他。
酒足饭饱，残汤剩菜杯盘碗筷很快撤掉，酒楼的伙计们流水般地又沏上了茶水摆上了瓜子。李冬青摆出办正经事的样子，要跟我们签订联合抗日盟约，并且邀请所有宾客现场观礼。联合抗日我积极支持，而且已经这么干了，盟约的内容不外乎抛弃一切纠纷和恩怨，齐心合力抵抗日本鬼子的侵略，我们跟保安团还有八路军不管哪一家跟日本人发生了战斗，其他两方都必须出兵支援等等。对这些内容我都没意见，可是有一件事情就像鸡骨头一样梗在我的心里，那就是他骗我的麦子。于是我对他说：“李县长，尽释前嫌是应该的，联合抗日也是应该的，可是该算的账还是要算。过去我们伙里打死了你爸，你后来又打死了我二娘，就像你说的，打死人的事情都不是你跟我直接办的，冤冤相报何时了，冤仇宜解不宜结，这一页子揭过就揭过去了。可是，你骗走了我一千石麦子，卖了五万块大洋，一分钱没给我，反而还差点把我拉到城西毙了。要是我让你毙了，今天也就说不成这个话了，既然没毙成，我还活着就得跟你算算这笔账。那一千石麦子可是我们伙计面朝黄土背朝天，一滴汗水跌八瓣，一锄一锄刨出来的。这事今天当着这些乡党的面你给我个交代，不然我回去对伙计们也没办法交代，今后联手打日本人的时候，一想到你骗过我们，心里的疙瘩难消化。”
李冬青没想到我在这个时候这种场合要跟他算账，等于当众揭了他的老底，尴尬透了，这段日子晒黑了的脸让血一涌，颜色就跟我们刚刚吃过的猪下水一样。不过李冬青到底是李冬青，尴尬只是瞬间，接着哈哈一笑说：“尕掌柜真有意思，本来这些事情我是想一笔撂过的，你说得也对，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那么我也就跟尕掌柜细细算一下账。你从我们家里头……我不说抢，就说借吧，一下子就借走了三万六千块大洋，按当时当地的价格算，三万六千块大洋能买两千石麦子绰绰有余吧？再算算我从你那里拉走的一千石麦子，说五万块大洋那是河南发了水灾以后麦子的浮价，我们动身晚，赶到的时候麦子价格已经跌下来了，只卖了不到三万块大洋。再后来我把大洋变成药材、布匹千里迢迢拉回西安城里，才多卖了两万多块大洋，这样算下来总共五万块不假，扣除你欠我的三万六千块，再扣除吃喝运输费用五千来块，还剩下九千块。原本讲好了你我三七分成，你应得六千三百块，我应得两千七百块，再扣除你借我给佃户赔鸡鸭猪狗的一百块，还有给李敏敏挂红的两百块，你应得六千块，我应得两千九百块。结果你又把我们家的房子烧了个一干二净，我们家那个堡子虽然值不了几个钱，可是一万大洋总值了吧？你要不信到时候我专门请个估价的，估清楚了之后，咱们多退少补，该我给你多少就多少，该你给我多少也是多少。今天当着各位乡党跟八路军的面，你说我的账有没有出入？”
他这账算得实在复杂透顶，最让我难以辩解的是，抢他的三万六千块大洋变成了“借”，我又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那三万六千块不是借的，是抢的，转眼间他就成了我的债权人，我成了欠他三万六千块大洋的债务人。他又把我烧了李家堡子的事端了出来，还吹嘘他那个堡子至少值一万大洋。其实那个时代，盖他家那样一座地主土围子花上五六千大洋足够了。俗话说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事实再一次证明，兵要是遇上不讲理的秀才，有理更说不清。让他这么一算，我的一千石麦子他就白拿了，而且拿得理直气壮，反过来我还倒欠他五六千块大洋。我感觉他这种算法不对头，却找不到可以对他进行反驳的理由，明明知道他的算法大有破绽，却不知道这个破绽在什么地方。他算的这笔账困扰了我许多年，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心里明明觉得他不对，嘴上却说不出道理来反驳他。直到解放后我进了改造土匪培训班，经过洪连长，那时候他已经是我们县的军管会主任了，帮我详细分析批判了好几天，才明白李冬青跟我算的是生意账，其实他跟我之间是阶级账。我由于不懂得算阶级账，没有把我跟他的关系放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看，比如说我从他们家里“抢”的三万六千块大洋，既不是“抢”，更不是“借”，而是替劳苦大众向吃人贼和李冬青讨的剥削账，我的错误就是没有把讨来的阶级账分给穷苦百姓，而是留到伙里自己花了，所以我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