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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敏的那些事儿,想起跟李冬青到西安城里逛窑子的荒唐经历,说我流氓也不为过。我没敢和洪主任争辩,红着脸接受了“流氓无产阶级”这个身份。不过,不管流氓不流氓,反正我是无产阶级,怎么说也比李冬青那个“地主分子”、“历史反革命”强得多。土改的时候李冬青被划成地主分子,戴了高帽子游街,浑身上下糊满了佃户们吐的痰擤的鼻涕,整个人变成了路边扔着的大痰桶。他的家产也被分得一干二净。镇反的时候他又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判了无期徒刑,在监狱里待了二十多年,一直到国庆二十周年的时候才获得大赦。出狱后安排到县文史馆当编辑,成了我的下级,表现还挺好。我摸不透他是真的改造好了,还是装的。
我们伙里的伙计提前结束了整编,年轻力壮自己又愿意的参加了解放军,年纪大的回到狗娃山下种地,土改的时候跟所有贫下中农一样分到了自己的土地,安安稳稳地过起了十来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伙计们都说还是共产党好,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农民有了地,谁还会当土匪呢?我在学习班待的时间比较长,主要是等上级对我们狗娃山伙里的定性,看我们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然后才能根据上级的定性对我的未来作出决定。过了几个月之后,洪主任通知我,上级根据我们的情况,确定我们为进步的农民武装;由于我在革命困难时期支援过红军一百石麦子,又打过日本人,还跟国民党保安团、正规军打过仗,所以给我的定性是对革命有贡献的民主进步人士。洪主任跟我商量:“你有文化,领导上想安排你到县文史资料室工作,征求你的意见,如果你不愿意去,组织上还可以再考虑。”
我说:“没啥考虑的,只要领导觉得我成我就干。”
我于是到了县文史资料室上班,放下枪杆子,拿起了笔杆子。洪主任说,这就是新中国跟旧中国的根本不同,旧中国把人变成匪,新中国把匪变成人。过了半年我还当了文史资料室的副主任,负责主持编写本地土匪和地方武装史。又过了一年,县政协改选,我又被选上了县政协副主席。花花识字,在那个时代识字的女人就像天上掉下来的白屎壳郎一样珍稀,她的家庭成分又定了贫农,洪主任动员她参加工作,她就当了县妇联的副主任,后来竟然还入了党,当了副县长,官做得比我大。
狗娃山的堡子荒了,再没有人到那里占山为王了。奶奶跟我们一家住在县城,我跟花花都要上班,她就成了我们家的总管。她彻底变了性子,成了一个安分守己安详和善的老太太。如果你在县城的街道上看到她领着孙子孙女们遛弯,跟小商贩们为买一把炒蚕豆、一捆菠菜一分钱两分钱地讨价还价,你绝对不会想到她就是当年横枪立马飞檐走壁叱咤风云的女飞贼。看着她夏日坐在院子里的小凳上享受傍晚的凉风,冬天正午坐在院门口享受温暖的阳光,连我有时候都觉得过去那烽火铁血的日子只是一场梦。我问她过这种日子习惯不习惯,会不会感到闷气,奶奶说现在天下太平,不能再胡作非为了,胡作非为就是逆天行事,绝没有好下场。又说,现在财东都打倒了,穷汉有吃有穿有营生干,太平盛世,她能安安稳稳不愁吃不愁穿地过日子,就是天大的福气。每年清明节奶奶都要回狗娃山一趟,大掌柜跟二娘葬在那里,她要给他们烧纸。她去世以后,我们就把她跟大掌柜葬到了一起,每逢清明节,我都跟花花带着孩子们去给他们上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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