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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
唐克出发时号称只带了五块钱，沿途多半靠混车、蹭票、扒车而行。他在宝鸡曾上一煤
车，半夜几乎冻死。时常饿肚子，但总有好心人帮忙，或请饭，或留宿。在陕西曾被路警抓
获，关了好几天，据他说全凭善搞公关，和小警察东拉西扯，最后竟然套出交情，放他出
监。唐克没读过《在路上》，我们那时也不知道凯鲁亚克的大名，但唐克肯定是“路上
派”的先锋。后来看到霍姆斯评说道：“《在路上》里的人物实际上是在‘寻求’，他们寻
求的特定目标是精神领域的。虽然他们一有借口就横越全国来回奔波，沿途寻找刺激，他们
真正的旅途却在精神层面。如果说他们似乎逾越了大部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他们的出发点
也仅仅是希望在另一侧找到信仰”。我想，这就是唐克上路时，未曾明了的意义。
唐克自南昌一路南下，在去广州的火车上遇见了阿柳，一位文静、秀美、单纯的姑娘。
他一到广州，就爱上了这座城市。他来信说和北京相比，广州太自由，太有意思了，说天高
皇帝远，总有草民喘气的地方。还抄了黄花岗烈士陵园里的一些墓碑铭文给我。他在广州呆
了好几天，寻访到几位琴友，和人家练琴对歌，受到热情款待。据说他带去的几支歌“关
震”，广州琴友盼他携琴南下。因此，唐克有南下之意。加上和阿柳相处的热络，更使他打
算辞北远行。
不记得他又转了什么地方，但收到他的最后一信是寄自云南昆明滇池。这已是他离京数
月之后了。这封信用红线竖格信纸，极工整漂亮地全文抄录了大观楼“天下第一长联”。信
中大抒登临感怀。那时他凭栏临风，望八百里滇池浩淼，叹岁月空逝，立志奋起直追。信写
的激昂慷慨，与往昔唐克的消颓大相径庭。再读他抄给我的长联，却更喜：“尽珠帘画栋，
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
雁，一枕清霜”。
真惭愧，唐克当时走过的地方，大半我至今没有去过。有关知识皆来自唐克在路上寄给
我的那些信。这些信极有价值，可惜三十年过去，都散失了。八二年，中国现代西方哲学讨
论会在庐山举行，我奉命打前站，去武汉办往九江的船票。随后顺江而下，一路默念唐克曾
写给我的大江形胜，竟如昨日。过小孤山时，天刚破晓，大雾迷江。一山兀立，江水拍舷，
思念的歌声自心底悠然而起。那时唐克已移居广州，我与他久不通消息了。
唐克回京时，我已回山中。待半月后相见，他憔悴又忧虑，全不见旅途中来信时的亢
奋。原来这次闪的时间长了，工厂要处分他，严厉至开除。如何收场，我已经记不得，但不
久唐克就坚定地告诉我，他要南下。“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唐克要走，对我是件大事。几年来，他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的启蒙者。他的怪论激起
我读书的冲动，他的琴声带给我多少快乐。但这次，他真要走了。我曾找出许多理由挽留
他，但他一句话让我无言：“北京是你们呆的地方，不是我呆的地方”。交往这几年，唐克
常讥讽我的出身。他把和萍萍恋爱的失败归结为门第之过，总爱说：“你们是贵族，想要什
么有什么”。开玩笑！中国哪里有什么贵族？因为贵族并不仅意味着你站在国家阶梯的第几
级上，它更是文化，是教养，是责任，是荣誉，是骑士精神的延续。如果魏玛大公奥古斯特
不尊崇歌德、席勒，如果克腾侯爵利奥波德不崇仰巴赫，那他们不过是头脑冬烘的土领主，
而国朝之肉食者大半头脑空洞、人格猥琐、行为下作，何来高贵的血脉绵延子嗣？我看那些
官宦子弟，大半粪土。而唐克倒有些贵族气。我这样告诉他，他觉得我说反话。
唐克要动身了，几个朋友在大四条唐克老宅为他饯行。似乎天亦伤别，那天阴沉沉的。
入夜，雨渐渐落了，滴在院中大槐树上，簌簌作响。我们喝了不少酒，在座的朋友有吉他高
手。呜咽的琴声和着细雨淅沥，别愁离绪伴着未来憧憬。唐克那天看起来很平静，似乎不为
离开北京伤感。广州有阿柳，有新朋友，也许有未来。那时的许多青年人，是“有向往，无
未来”的。唐克终于拿起了琴，想到今后恐怕很难再听见这把老吉他的声音了，我有点伤
心。唐克抚琴作歌，唱的《魂断蓝桥》。此曲用英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的曲调，但歌
词全变：
“恨今朝相逢已太迟，
今朝又别离。
流水幽吟，
落花如雨，
无限惜别意。
白石为凭，
明月为证，
我心已早相许。
今若天涯，
愿长相忆，
爱心永不移”。
不知出自何人手笔，颇有柳七遗风，歌之怆然。歌毕，唐克放下琴，沉默不语。这是我
听他在北京唱的最后一支歌。
唐克走后，先时常有书信来，地址是广州市粉末冶金厂，那是阿柳工作的地方。渐渐信
淡了，竟至全无消息。后来听人说他曾两次奋勇游向香港，但均未成功，被捕获后送农场劳
动，吃尽苦头。我曾旁敲侧击问过他是否如此，他顾左右而言它。其实我佩服他的勇敢，他
爱死了那种“另类生活”，不仅想而且干，以自己青春血肉之躯去搏取。我担心的倒是他一
旦真得到了，会心满意足吗？我以为不会。他的命星高悬在那里。
七
七八年底，所里派科研处刘树勋处长带我到几个省的社科院调查外地理论界的思想动
态。知道行程后，我试着往广州粉末冶金厂阿柳处给唐克写了封信，告他我将赴广州，希望
能和他见面。但直到动身，也没他的回音。到广州后，省社科院的人安排我们住广州白云宾
馆，我又给唐克发一封信，告他我的住处。本已不抱能找到他的希望，没想到，第二天早晨
正在餐厅吃早茶，唐克大摇大摆地来了。
久不相见，我是欣喜异常。唐克却仍是一脸的满不在乎。白云宾馆餐厅后面有一室内花
园，奇花异草，怪石流泉，相当漂亮。唐克进去转了一圈，出来似有不平，说：“你小子真
会挑地方，要不是找你，这地方我连进也进不来”。七八年时，白云宾馆是广州高档宾馆之
一。唐克大概嫌我这个当年一块混的小哥儿们有点堕落。刘先生事前听我讲过唐克的故事，
忙从旁圆场道：“工作需要，工作需要”。那时我正读马尔库塞，这次出差手边带了一本他
的原著《单维的人》，正巧放在餐桌上。唐克拿起来翻了翻，又是一脸不屑的样子：“嗬，
都读洋文书了，中文学会了吗”？我知道他也就是在外人面前“乍刺儿”，便一脸憨笑，随
他挤兑。待坐下说起我们在广州的日程，才知唐克早有一个详细的安排，要带我去不少地
方，还要见他广州的朋友，似乎要给我展示他在广州的生活。树勋先生大人大量，说你和唐
克玩去吧，和社科院谈话的事我一人去就行了。后来广州的公事几乎都由刘先生一人包了。
谈话间广东省社科院来人接我们，见面就说，李一哲放出来了，现住省委招待所东湖宾馆。
我一听就来劲，想去找他们，但树勋先生碍于公务身份不便前往，便商定由唐克陪我以个人
身份去会李一哲。
文革中的李一哲也曾名动京城。他们的大字报在北京广为流传，以其思想开放、言辞犀
利、辩才无碍而受人喜爱。第二天下午，和唐克约好见面，他带我去了东湖宾馆。天阴沉沉
的，在宾馆门口和站岗的士兵稍费了些口舌，等我拿出盖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红印的介
绍信，才放我们进去。李正天、王希哲、陈一扬（李一哲就是三人名字中各取一字拼成）三人
住在一座二层的灰色楼房里，楼道很暗。他们的房间约二十平米，摆着四张双层床，靠窗一
张二屉桌。说是招待所，比起号子里也好不到哪儿去。屋子很暗，我们敲门进去，三人显出
吃惊的样子。待我自报家门，屋里才有了活气儿。李正天身材不高，头大，脖子短，毛发稀
疏，前额宽阔，大眼镜后面一双慧眼，外表有点像列宁。说话声低，吐字很慢，谈话间会偶
尔站起来走几步，旋即又坐下。是个沉静的思想家。陈一扬自始至终在上铺没下来，大半时
间躺着。人极消瘦，暗黑色的脸，整个一广东农民。他在监狱里受尽折磨，身子搞垮了，偶
尔插话也是气微声低。王希哲是三人中唯一显得生气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