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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新左”蜂起时，我们也交换过意见。我知道他对“新左”们的一些提法保持相当的距
离。他在七八、七九年就把南斯拉夫实践派称为“新左派”，在他心目中，站在自由主义立
场反抗苏式社会主义的反对派才是“新左派”。对那些在警察国家中批判后极权、后现代
的“先知”们，他兴趣不大。不过，他的确花了些时间去读吉登斯的著作，认为他的许多提
法新颖有趣，但也有些失望，因为没有找到他想要的东西。我建议他去和林春讨论吉登斯的
思想，但后来他生了病，我想他没有精力了。
我们之间最后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是去年二三月间，那已经是人们为他举办八十华诞庆
祝会之后了。他的癌症已经扩散。那天他很平静地告诉我，将开始新一轮的化疗。随后，他
突然问我对王蒙的文学现代化路子有何看法。我说凡是对消解共产党语言专制有益的文学形
式，我一概认为有意义。宾雁沉默片刻说，我觉得文学如果不面对社会现实，就好像开车碰
见了出车祸的人，你不下车救，开车从边上过去了。我做不到。然后自嘲地说，我这是老掉
牙的提法了。后来他又提起旧话，说许多人批评王蒙油滑，但他们忘了“六四”前慰问戒严
部队，各部委头头都去了，王蒙当时是文化部长，但他住进医院，没去。“六四”开枪以
后，王蒙辞了职。宾雁说，在那个时候，没有人敢辞职，共产党的部长也没有辞职的传统，
王蒙是个有底线的人。后来有消息说王蒙讲过攻击宾雁的话，不知宾雁那天问我是不是和这
个传闻有关。若真有关，那就更见宾雁的胸怀。
宾雁的病情一天天加重了，我恨不能天天打电话了解病情，或说些给他宽心的话。但我
不敢，只能每天祈盼着癌症的发展能够有所控制。雪几次催我去美国看看宾雁，但我知道这
只会给他增加负担。下定决心打一次电话，也就是问问他的病情，甚至都不想让宾雁来接电
话。但宾雁差不多每次都要拿过话筒来说几句。因怕他累，我总匆匆挂断电话，但听不见他
的声音又怅然若失。去年十二月深夜，谭老师突然来电话，说宾雁已去，我如受雷击，明知
这一天会来，但不愿听到这消息。连忙给朱洪打电话，巧在朱洪正好从医院回家拿衣物。她
那样克制着自己，说“宾雁情况很不好，真的很不好”。接着留下医院的电话，让我过一小
时以后再往医院打。原先只是报了病危，我又自欺地燃起一线希望。然而，数小时后， 宾
雁真的永远永远地去了。他对人说的最后的话中有一句是：“将来我们回忆起这些，多么有
意思！”
四、看呵，这人
受苦可以成就更深厚的爱
和更宽广的恩慈。
圣。特里莎
看宾雁的脸，一张在古希腊贝尔加摩神殿残壁上能寻到踪迹的脸。高耸的额头，开阔的
天庭，挺拔的鼻梁。眼睛时常眯着，却掩不住柔和与澄澈的光。和人谈话时总是直视对方，
目光绝不游移，坦诚真实，让人信任。修长的眼线一直荡向额角，和额角的鱼尾纹交织在一
起。厚实的嘴唇总抿着，唇角微微下沉，透出执拗的性格。听别人述说苦难时，眉峰紧张地
蹙起。高兴时开怀大笑，眼睛眯起来，神情松弛。听人讲话入神时，头微微后仰，下颔抬
起，一种祈祷的神态。平时，脸上的表情柔和安详。沉思时，深深的皱纹透出刚毅，有种嶙
峋之美。卡莱尔在描述乔托所绘但丁的肖像时这样写道：“这是反映现实的绘画中最令人悲
愤的面容，既是完全悲剧性的，又是激动人心的面容。其中有孩童般的温顺、柔和和文雅之
情为基础。但是所有这些感情，仿佛又被凝聚成尖锐的矛盾，变为克制、孤独、骄傲而绝望
的痛苦，好象透过用粗大冰柱筑成的监狱，一个温和轻柔的灵魂向外窥望，使人感到他是如
此坚定、倔强和坚韧不拔！”读到这段话，眼前会浮现出宾雁的面容。
一次，宾雁给我看一份人民日报内参，内容是陕西一些共产党村干部随意吊打村民的调
查。记不清这份调查是不是他写的，只记得他声音低沉，反复说“吊起来打，什么家伙都用
上，吊起来往死里打，无缘无故就吊起来打。”抬头看他，脸上表情是那样悲愤，似乎打在
自己身上。我于是明白，别人的苦难在宾雁那里都要化成自己的体验，才能真切，才能唤起
他尽一己之力去拯救苦难的决心。
在宾雁身上蕴积着深厚的悲悯。在我看来，悲悯和怜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怜悯的属性
是外在的，它带有某种居高临下、施舍的味道。一个富人会怜悯穷人，因为他会偶动恻隐之
心。但这不是悲悯。悲悯的属性完全是内在的。它是那种置身其中，感同身受，来自内心冲
动的奉献。它不来自恻隐，而来自仁慈。因此才能够在大苦难大逼迫中保持它的完整性和一
贯性。这就是阿奎那所说的：“邪恶不能彻底摧毁仁慈的包容力和正当性”。
在悲悯的深处，我们能够发见，它与施韦泽“敬畏生命”的思想相通。因此它超越了恻
隐、同情、怜悯的局限而跨入更广阔的爱的空间。在施韦泽那里：“关键在于，人如何对待
世界和他接触的所有生命。只有人认为植物、动物和人的生命都是神圣的，只有人帮助处于
危急中的生命，他才可能是伦理的。”自古至今，一切伟大的心灵都是相通的。普鲁塔克在
批评马可。伽图的矫饰的正义时指出：“我们知道，慈善比正义的范围更广。法律与正义，
我们只能施之于人类，但慈善和仁爱则是从人们和善的心田涌流而出，就象由丰富的泉源中
溢出的泉水一样，其恩泽甚至施加到不会说话的畜牲。”这使我想起宾雁在干校劳改时，为
了制止孩子们虐待一只猫而惨遭批斗的情景。在宾雁身上，本能地充满对生命的敬畏，他尊
重每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关注他们的快乐、忧伤、幸福、苦痛，不让任何虚伪的借口、空洞
的名义扼杀、剥夺个人的权利。我们太熟悉“以革命的名义”犯下的桩桩罪恶。宾雁的心在
提醒我们，永远不要以国家、发展、进步的名义变邪恶为神圣。要警醒着，以敬畏生命来对
抗一切毁灭性的力量：专制的国家、蛮横的意识形态。
在宾雁那里，一切匿名化都被粉碎了。在他笔下，没有为党为国为主义献身的无名无姓
者，而是王广香、李日升、傅贵、郭建英、陈世忠……，一个个具体的人，一桩桩具体的苦
难。他的关怀永远着落在弱小无助者身上，对充斥中国大地的党政军国喧嚣、关乎人类前途
命运的宏大叙事，他似乎充耳不闻。甚至绞索已经收紧，他也不作英雄受难状，只是坦然、
坚韧地承受。甚而会去想“那些比我受难更深的人”。因此，对中国“知识精英”们万花筒
般变幻的各类说辞，他敬谢不敏；对警察国家中文人聊以自慰的思想手淫，他冷眼旁观。却
总在内心质问着，什么是更重要的，思潮还是思想，国家还是个人。面对强势的加尔文，卡
斯特里奥宣告：“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教条，而是杀死一个人”！林昭质问残暴的
警察“那不是血吗”？宾雁控诉中共“随意枪决许多优秀的中国青年人，疯狂一词已不能解
释他们的所作所为”。这些直面屠杀的告白简单有力，不是“知识精英”的巧言所能遮蔽。
在宾雁的法庭上，夹边沟的白骨，长安街的血肉就是铁证。没有借口，不可辩驳。哪一滴血
不是鲜红的？！
正是个人的具体的苦难让宾雁转向马克思主义又质疑马克思主义，追寻社会主义又反抗
以社会主义之名所犯下的罪行。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最初冲动发源于消除社会不公，
人民的苦难，而现在社会仍然不公，人民依然受苦，怎么能将社会主义所经历所制造的一切
往历史的档案中一塞了事”。也正为此，他才关注民主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发展，认同它对
人的自由的追求。
有人说宾雁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其实这个标签远远不能反映他的精神活动的复杂性，
他的思考要深入得多，视野要广阔得多，精神来源要丰富得多。他汲取马克思理论中的人道
主义遗产，但摒弃暴力革命、阶级专政的专断推论。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要关心
的，应该是人的解放……，即使当思想分歧已经转化为政治斗争，也不要忘记把一个人当作
人来看待”。任何主义的标签都不能准确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