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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条主义和政治制度》，《同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斯大林主义》，《反映与实践》。仔细
读这五篇文章，能感到宾雁呼之欲出的追求：渴望使马克思主义挣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枷锁，
重新回到它的人道主义源头；把马克思主义从共产党意识形态中剥离出来，让它回归人类精
神文化之流。
宾雁当时约我译马尔科维奇的文章《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也属于这种努力。这篇文
章的主旨正是宾雁关心的问题“马克思理论的本质”。马尔科维奇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存在
的理由“首先是他的理论所想象的历史可能性仍然是有争议的，其次是在他批判的人本学所
假设的可能性中，人道主义的价值标准和实际选择最符合当代人类的要求。”宾雁同意马尔
科维奇的结论。宾雁几次对我说这篇文章很重要，一定要把它译出来。我怕自己译不好，辜
负了宾雁的信任，特意请了我的好朋友、英文修养极好的文冠中先生一起译。译稿交给宾
雁，他很满意。
宾雁自己译的文章都用哲学所的标准500字稿纸誊清。他给我看过他亲手誊清的稿子，
稿面干干净净，硬朗而不失秀丽的小字，铺展在绿格线内，几乎没有修改的痕迹。宾雁在这
本文集中用了两个笔名，一个是刘子安，这是他早年曾经用过的名字，另一个是金大白。一
次他颇有些得意地让我猜这个笔名的含义，还没容我猜，他就告诉我说这个名字的意思
是“今日真相大白”。我反问他今日何事真相大白？中共中央档案馆没开放，多少谎言藏在
那里？这些档案一日不公开，就没有真相大白的时候。宾雁争辩道：“终有一天会真相大
白”。我说那你应该改个笔名，叫“钟大白”。宾雁大笑。
现在回想起来，七八年真是个有意义的年头。黑夜似乎已到尽头，但仍然阴霾惨布，晨
曦已然微露，但拂晓依旧苦寒。宾雁一方面专注于捕捉各种解冻的蛛丝马迹，一方面又为前
途未卜而忧心忡忡。七八年初春的一天，我们约好在院里洗完澡一起回家，但那天浴室出了
故障，没有热水，我提议一起去街上澡堂泡澡。于是我们径直奔东四十条口上的松竹园浴
池。浴池中人很少，偌大的热水池只有两三个人。热雾弥漫中，人与人之间仿佛隔着一层面
纱。人泡在热水中，全身松弛，像喝了酒，说话的欲望特强。我忍不住向宾雁透露，我当时
正为一位新相识的姑娘神魂颠倒。男人之间的这种私密性谈话难免返诸自身。聊到深处，宾
雁就动情地谈起了他和朱洪的恋爱史。他和朱洪相识相恋于俄罗斯，那时他是中国青年代表
团的俄文翻译，朱洪是《中国少年报》的筹办人。宾雁说一见到朱洪，就觉得她有屠格涅夫
笔下女性的那种气质，温柔中含着内在的坚韧。他动情地谈起朱洪和他在一起所遭受的种种
磨难。这种磨难常人难以想象，更不要说在这种磨难中坚持着的日常生活。接着他就向
我“坦白”了他的“软弱”。
文革开始后，他被隔离审查，每天都在中国少年报的红楼里打扫卫生。一天他在打扫四
楼的平台，那天天空蓝得神奇。几个月来每天的批判凌辱让他疲惫厌倦之极，他走到平台边
上，心里突然涌上一股冲动，心想只要跨前一步，就可以不再看周围群魔乱舞，不再听耳边
狂徒喧嚣，彻底解脱这无止无休的折磨。这种解脱因此格外诱人。从四楼平台向东望去是宾
雁的家，他站在平台上努力远眺，眼前似乎出现了朱洪的身影，她正在晒台上晾衣服，手中
拿着小雁的一件小花衣服。为了把衣服晾得平展，双臂正上下甩动，那姿态平静又优雅。这
个幻觉那样真切地出现，宾雁一下子泪水涌出，突然有了抗拒软弱和诱惑的力量，从此他再
未有过轻生的念头。宾雁给我讲述这一幕时，声音安详平静，但让人能感到平静之下的情感
巨涛。这是一种怎样的对比啊，一面如维米尔笔下的人物，在代尔夫安详平和的家园中栖
居，一面如多雷为《神曲》所绘的插图，众生在炼狱中煎熬。这两个画面叠加在现实中国的
土地上，惨烈而荒谬。我们中国人就在这惨烈与荒谬中生生死死。
七八年初秋，中共中央发了个有关五七年反右的文件。一天父亲下班回家，把我叫到他
的房间里，指着桌上的一份红头文件说：“这是和老刘有关的文件，你拿去给他看看”。父
亲对宾雁是十分敬重的。父亲说五七年反右他是不赞成的，他当时负责的部门一个右派都没
有打。在共产党内，父亲是罕见的能宽容异己的人。他自己有所谓党性约束的一面，但对我
的反叛思想、“异端邪说”却能持宽容的态度，允许我在他面前批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允
许我抨击中共祸国殃民的种种作为。虽然和我激烈争论，但不压制，不禁止。父亲知道我和
宾雁的交往后， 嘱我找个时间请老刘到家里吃饭。宾雁来了，和父亲相谈甚洽。送他出门
时，宾雁说“共产党里有好人”。这其实是他始终不变的看法。
我拿起这份红头文件蹬车直奔宾雁家，想着能给他一个惊喜，因为文件里有对定错了的
右派给予甄别之类的内容。想到宾雁也许会因此脱离苦海，我心里有点激动。初秋时分，天
清气爽，出门正值华灯初上。我兴冲冲赶到三里屯，敲开宾雁家的门，说，我带来了有关右
派平反的文件。宾雁大喜，但读完却若有所失地说：“照这个文件，我是没希望的。”边说
边把文件递给朱洪，吩咐“把有意思的地方记下来”。朱洪拿文件进了另一间屋子，宾雁就
把他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经过详详细细讲了一遍，说全国五六十万右派，只要剩下几个不平
反，他也会在其中。我忙安慰他，说事情不至于坏到如此，但也有些沮丧。告辞回家，来时
的兴致一扫而光。而后宾雁终获平反，这实在有赖“共产党里的好人”胡耀邦。知道宾雁平
反后，我去他家祝贺，朱洪一开门就告诉我，今天许多人祝贺，宾雁喝多了。见宾雁坐在扶
手椅上，看我来强撑着要站起来，神志还大致清醒，说今天高兴，你敬一杯，他敬一杯，喝
得有点多。我见他不胜酒力的样子，连忙告辞回家。骑车在路上，想着宾雁这个人受的半辈
子苦，而今天终有一乐，不知为何竟悲从中来，不由长叹一声。宾雁后来的遭际仿佛证明了
我那晚上心中的悲伤是一种出自本能的预感。右派平反在宾雁竟是新一轮苦难的开始。
临近七八年底，各种社会思潮涌动起来，西单民主墙渐成气候，宾雁对此极为关注。自
十一月中旬开始，隔三差五，宾雁一定拉我去民主墙看看。他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手不停地
抄录，魁伟的身材在人群拥挤中格外显眼。见他那种全身心的投入，你不能不心生感动。宾
雁又“旧习不改”地乐观起来。十一月下旬的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听到一个外国记者传
来消息，他见到了邓小平，邓说“民主墙好”。电话中就能觉出他抑制不住的兴奋。他约我
第二天一起去民主墙，说很可能这两天就有重要消息。当时邓正在借社会上的民主力量对付
华国锋、汪东兴，而邓本人似乎成了民主转型的希望。宾雁对魏京生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评
价很高，但对魏直接针对邓的言论有些担心。第二天中午，我如约找到宾雁，一起去了民主
墙。那天有贵州来的诗人在朗诵诗歌，词句铿锵。民主墙前人头攒动，一霎眼的功夫宾雁就
不见了踪影。待我找到他，他已经在本上记了不少东西，问他找到些什么宝贝，说都是伸
冤、上访的材料。这就是宾雁的性格，不能看到别人的苦难却无动于衷。
我们离开民主墙时已近黄昏。入冬的北京，天黑得早，五点左右，已是夕阳西下。沿长
安街东行，骑到天安门广场时，宾雁突然兴奋地高声说：“越胜，我看这个民族是有希望
的。”我颇吃惊，因为宾雁难得有高声说话的时候，碰到再高兴的事，他也极少会提高声
调，永远是那种深厚的、带有胸腔共鸣的声音。而今天，他竟兴奋不能自已。夕阳下看他的
脸，染上一层红晕，愈发神采飞扬。天啊，中国竟有这等把民族的命运如此牵挂在心的人，
见到民族精神稍有苏醒，他便像个孩子得着了渴望已久的东西，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
不，远不止于此，他不仅仅是满足， 更有一种期盼，一种向往，一种祈求，一种冲动，拿
自己的热血去浇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