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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旷世杰作所完成，理论上是吉拉斯的《新阶级》，文学上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但
宾雁不同意，他认为，列宁主义是一个极坏的转折，他的阶级、政党、领袖相互关系学说，
是使马克思理论彻底变质的关键。宾雁多次强调，这套理论在中国未得彻底清算之前，马克
思学说中有生命的东西就不可能成长。这真是宾雁的洞见。
七八、七九年，思想界一些有头脑的人正积极地寻找理论上的突破口。当然，他们的努
力仍跳不出马克思理论的框架，但一些人希望能够在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中发掘出新的思想资
源，作为批判毛式意识形态的根据。在马克思思想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异化概念就成了这
个突破口。宾雁是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人之一。事有凑巧，当时高尔泰先生刚借调到社科
院美学研究室，我常和他在一起聊天，书法，绘画，美学，文学，海阔天空。高先生曾把他
为女儿手绘的一大本连环画《大怖龙的故事》拿给我看。作品从人物构图到色彩运用，无不
超逸高绝。一次我偶然向他提起《哲学动态》正想组织异化问题的讨论。高先生说，他曾在
六十年代写过一篇关于异化的文章，可以拿给我看看。几天后高先生来编辑部找我，拉我到
走廊无人处，小心翼翼掏出一摞稿纸，稿纸的边缘已经发黄破损，似有水渍在上。高先生说
这稿子文革时，藏在莫高窟某洞室，才躲过劫难。我恭恭敬敬接过来一看，文章题目叫《异
化辨异》。当晚拜读，其中某些说法我虽不尽赞同，但文章有理有据，很有价值。后得任俊
明女士首肯，发表在《国内哲学动态》上。国内刊物上讨论异化问题的文章，高先生这篇可
谓滥觞。杂志出刊后，我立即送了一份给宾雁。
之后不到一个月，我收到了从武汉寄来的署名墨哲兰的文章《马克思手稿中的异化范
畴》，文中对高先生的文章多有辩驳。作者对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手稿如数家珍，行文极有
力量，看得出是一位深思精辩的高人。我将手稿给宾雁看，告诉他讨论已经开始。宾雁很兴
奋，还特别问我文章的作者墨哲兰是什么人，问我和作者是否常通信。正是宾雁这一问，我
才给墨哲兰去信，三来两往，知道墨哲兰就是张志扬，文革期间被囚禁在单人牢房，手中只
有一部《一八四四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志扬读它如茨威格小说《象棋的故事》中的主人公
读棋谱，真是“烂熟于胸”。也正是有了宾雁这一问，才有我和志扬二十多年不渝的友谊。
当时社科院院部有个刊物叫《未定稿》，负责人是李银河的父亲林伟。宾雁常去他那里
看各种资料，总拉上我一起去。银河的父亲温和开通，必把新收到的稿子给我们看，说“能
用就拿去发表，活跃思想”。《未定稿》收到的稿子五花八门，从那里可以看出七十年代
末，中国许多人在考虑各种各样的问题。可惜不管是《国内哲学动态》还是《未定稿》，都
不是公开刊物，那些鲜活敏锐、言之有物的文章只能“内部发行”，而且仅仅是极少的一部
分。公开的刊物上，永远是枯燥无味的废话套话。宾雁每次看稿回来，都感慨万千，说“中
国不是没有人才，都让这个制度压死了”。
宾雁关心的问题范围极广，从哲学理论到现代文艺思潮，从政治学到美学心理学，从宗
教到国际共运史。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这个问题有意思，要抓紧时间研究研究”。我吃惊
于宾雁的学养。他读书又多又快，范围也广。他使用俄文差不多像母语，英文也好。一天我
见他在读一本讲谈社出版的《新马克思主义》，才知道他还通日文。
宾雁讨论问题的方式很独特。他总要先提出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他久已信仰的理想，
也可能是一个他所不熟悉的主题，而这个主题干扰动摇了他的信仰。他会围绕这个主题反复
诘问。例如对“共产主义理想”这个陈腐命题，宾雁会锲而不舍地追问，“难道这个理想是
全无价值的吗？难道为追求这个理想献身的人都是上当受骗？”但是他又清醒地知道，那么
多残暴龌龊、伤天害理的勾当是借这个理想之名而行。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始终困扰着宾
雁。从我们相识到他逝世，其间虽有相当的变化，但这个矛盾时而潜隐，时而彰显，总是挥
之不去。宾雁对马克思的那些理想主义的论述有相当共鸣。但是和他讨论马克思主义，你会
发现在他心目中，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大多包含在他的《一八四四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
了，也就是说宾雁所热衷的是马克思思想中最具哲学性和人道主义的那些内容，而这些内容
恰恰不容于当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在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共产主义是私有财
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地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
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
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 在宾雁看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理想。也正是为了
探求这个理想，他一头扎进南斯拉夫哲学界的文献中，寻找这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当
今世界中存在的理由。七八年下半年，宾雁花了很大精力编他的《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
他在为这部文集所作的序言中，道出了他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人和人道主义。在
这篇没有署名的《编者的话》中，宾雁写道：“人和人道主义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以
及社会主义实践中应占据什么位置？是像苏联历史上那样，把物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摆在
第一位而较少考虑人的利益，人的权利和人的发展，把这一切放到遥远的未来呢，还是应该
自始就关心人的问题？”南斯拉夫战后哲学发展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在苏联历来的哲学
思想中被视为抽象物而排除于哲学之外的‘人’，应该占据哲学思想的中心地位。马克思主
义哲学首先要关心的，应该是人的解放”。
宾雁写这篇《编者的话》大约是在七八年底，虽然发表时已是七九年三月。当时中国社
会才开始出现政治变动的苗头。许多文革受难者刚醒过来低头看自己血淋淋的伤痕，而宾雁
已经站在哲学理论的高度，大声疾呼人的问题，真是空谷足音，振聋发聩。还不仅是这些，
宾雁进而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会有人的异化问题。在苏联式的国家集权主义体制下，
工人无权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人民本应是政治主体，而实际上国家和以工人阶级名义进行
统治的党却成了主体，人民倒成了政治客体”。宾雁所指出的这种社会政治上的异化，正是
马克思主义的悲剧，它经过列宁的改造而走向其理论初衷的反面。由于密谋起义的需要，列
宁将政党改造成密谋集团，拥戴一个被称为领袖的绝对独裁者。列宁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有铁
的纪律，并且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殊集团。它无需任何授权，也不需要合法化过程。它不对
被统治者负责，不对社会负责，而只服从那个领袖集团，即党的领导层，最终只对唯一的独
裁者负责。在这个阴谋集团打造的社会结构中，没有个人自由的空间，政治组织成为残酷的
迫害机器。在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完成以后，统治集团愈来愈依靠意识形态动员和秘密警察
监控来实行它的统治。这就是存在于苏联和中国的社会现实。对这个现实，宾雁有清醒的认
识。
在《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选编过程中，宾雁很费了一番心思。他想表达自己的理论追
求，又要照顾文集能够顺利出版，在选题上就不能不有所取舍。一天下午，我去《哲学译
丛》，想约他下班一起回家，见他坐在那里很伤脑筋的样子，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文集
的内容不好定，有些文章不想收，但怕人家说不全面。”他指着一条划着红线的篇目，说这
篇文章没意思，谈的是列宁的创造性，基本上是老一套。可文集中要是一篇关于列宁的文章
都不收，恐怕会通不过。书出版后，见到里面收了这篇文章。有意思的是，宾雁亲自译了文
集中的五篇文章，《论哲学的社会作用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大敌》，
《教条主义和政治制度》，《同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斯大林主义》，《反映与实践》。仔细
读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