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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电筒光亮熄了，杂沓的军靴脚步已响到大门口。接着，卡车喇叭嘟的一声长鸣，算做行凶者耀武扬威的告辞。当卡车引擎声乘胜远去时，女人们和女孩们看见英格曼神父和法比的脚慢慢移动，步子那么惊魂未定，心力交瘁。他们在搬动几个死者的尸体…．．
玉墨呜呜地哭起来。从窗口退缩，一手捏住那把小剪刀，一手抹着澎湃而下的泪水，手上厚厚的尘土，抹得她面目全非。她是爱戴少校的，她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一颗心能爱好多男人，这三个军人她个个爱，爱得肠断。
这时是凌晨两点。
十四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的清晨六点，两位神父带领十三个女学生为死去的三个军人和陈乔治送别。女孩们用低哑的声音哼唱着《安魂曲》。我十三岁的姨妈书娟站在最前面。日本兵离去后，她们就用白色宣纸做了几十朵茶花。现在一个简陋的花环被放在四具尸体前面。刚才女孩们抬着花环来到教堂大厅时，玉墨带着红菱等人已在堂内，她们忙了几小时，替死者净身更衣，还用剃刀帮他们刮了脸。戴少校的头和身体已归为一体，玉墨把自己一条细羊毛围脖包扎了他脖子的断裂处。她们见女孩们来了，都以长长的凝视和她们打个招呼。
只有书娟的目光匆匆错开去。她心里还在怨恨，在想，世上不值钱不高贵的生命都耐活得很，比如眼前这群卖笑女人，而高贵者如戴少校，都是命定早亡，并死得这般惨烈。
她看妓女们全穿着素色衣服，脸色也是白里透青，不施粉黛的缘故。赵玉墨穿一袭黑丝绒旗袍，守寡似的。她的行头倒不少，服丧的行头都带来了。书娟很想剜她一眼，又懒得了。妓女们在鬓角戴一朵白绒线小花，是拆掉一件白绒线衣做的。
英格曼神父穿着他最隆重的一套服饰，因长久不穿而被虫蛀得大洞小眼。他一头银白色的头发梳向脑后，戴着沉重教帽，杵着沉重的教杖走上讲台。
葬礼一开始，书娟就流下眼泪。我姨妈孟书娟是个不爱流泪的人，她那天流泪连她自己也很意外。她向我多次讲述过这三个中国战士的死亡，讲述这次葬礼，总是讲：“我不知到底哭什么，哭得那么痛。”老了后书娟成了大文豪，可以把一点感觉分析来分析去，分析出一大堆文字。她分析她当时流泪是因为她对人这东西彻底放弃了希望：人怎么没事就要弄出一场战争来打打呢？打不了几天人就不是人了，就退化成动物了。而动物也不吃自己的同类呀。这样的忍受、躲避、担惊受怕，她一眼看不到头。站在女伴中低声哼唱着《安魂曲》的书娟，眼睛泪光闪闪，看着讲坛下的四具遗体。
她从头到尾见证了他们被屠杀的过程。人的残忍真是没有极限，没有止境。天下是没有公理的，否则一群人怎么跑到别人的国家如此撒野？把别人国家的人如此欺负？她哭还因为自己国家的人就这样软弱，从来都是受人欺负。书娟哭得那个痛啊，把冲天冤屈都要哭出来。
早晨七点，他们把死者安葬在教堂墓园中。
英格曼神父换上便于走路的胶皮底鞋，去安全区报告昨夜发生的事件，顺便想打听一下，能否找到交通工具把十几个女学生偷偷送出南京。哪怕能有一辆车，把女孩子们安全运送到拉比先生家里，或者让她们在罗宾逊医生住处挤一挤都行。只要有一两名安全区委员会的委员跟随车子，保障从教堂到拉比先生或罗宾逊医生的宅子五公里路程上不被日军截获。发生了昨夜的事件，英格曼神父认为教堂不但不安全，而且似乎被日军盯上了。他觉得日军在搜查阁楼之后，一定会怀疑那些女学生们没有离开，从而怀疑法比给他们的解释：在南京陷落前，所有女学生都被家长带走了。英格曼神父甚至恐惧地想到，日本兵连女孩们的气味都能闻出来。他记起昨夜，似乎听到一个女孩失声叫喊了一声。但愿那是错觉，是紧张到神经质的地步发生的幻听。
就在英格曼神父分析自己是否发生过刹那的听觉迷乱时，隔着半个地狱般的南京城，那位日本少佐也在想他昨夜听到的一声柔嫩叫喊是怎么回事。
当然，我这样写少佐当然是武断的，凭空想象的。不过根据他这天下午就要付诸的行动，我觉得我对少佐的心理揣摩还是有些依据。在那个年轻的教堂厨师被子弹打中倒地，少佐听见了一声少女的叫喊。很年轻的声音，乳臭未干。接下去少佐听了搜索阁楼的士兵的报告，说阁楼是个集体闺房。离开教堂后，他把那声叫喊和十几个铺位、十几套黑色水手礼服裙联想起来，怀疑那十几个女孩子就藏在教堂里。少佐想象十几个穿着黑呢子水手裙的少女，她们皮肤在手掌上留下的手感一定就像昂贵的鲜河豚在嘴唇和舌头上留下的口感，值得为之死。他肉体深处被吊起的馋欲使他大受煎熬。少佐和大部分日本男人一样，有着病态的娈童癖，对女童和年轻女子之间的女性怀有古老的、罪恶的慕恋。少佐把那声似有若无的叫喊想成她奉出初夜的叫喊，越想越迷醉。那声叫喊是整个血腥事件中的一朵玫瑰。假如这病态、罪恶的情操有万分之一是美妙的，假如没有战争，这万分之一的美妙会是男人心底那永不得抒发的黑暗诗意。但战争使它不同了，那病态诗意在少佐和他的男同胞身心内立刻化为施虐的渴望。作为战胜者，若不去占有敌国女人，就不算完全的战胜，而占有敌国女人最重要的是占有敌国女性中最美的成分——那些少女们。所以少佐要完成他最后的占领，占有敌国少女，占有她们的初夜。
我想少佐大概花费了大半天工夫才寻找到那盆圣诞红。他打算带着圣诞礼物，带着花，以另一种姿态去按响威尔逊教堂的门铃，有了一盆圣诞红，他就不再是昨夜那个执行军务不得已当了屠夫的占领军官了。
先让英格曼神父去和安全区领导们商讨如何把女学生们偷运出教堂的乏味枯燥的细节吧。也让少佐去上天入地地寻找他认为下午行动必不可缺的圣诞红吧。我还要回到教堂墓园，这是早上七点一刻左右，英格曼神父刚刚出门。
秦淮河的女人们和女孩们都离开了，只有玉墨一人还站在戴涛的墓前。
法比回过头，调整一下胳膊上的绷带说：“走吧，像要下雨了。”
玉墨用手背在脸上蹭一下，动作很小，不希望法比看见她在擦泪。
法比站在原地等了一会儿，见玉墨没有走的意思，又回来，一边说：“赶紧回去，外头不安全。”
玉墨回过头，两只大眼哭小了，哭红了，跟鼻头在小小的苍白脸上形成三点红。她现在不仅不好看，还有点丑。但法比觉得她那么动人。他还看到她这二十五岁错过的千万个做女教师、女秘书、少奶奶、贵妇人的可能性。但他现在相信正因为她没有了那千万个幸运的可能性而格外动人。那被错过的千万个可能性之一，是二十多岁的法比刚从美国回来，偶遇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正要被卖进堂子，法比拿出全部的积蓄付给了出售小姑娘的男人。那小姑娘告诉法比，她叫赵玉墨。这是他和她共同错过的可能性。
因此法比此刻问她：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大概还有吧。”她心不在焉地说，“问这个做什么？”
“怕万一有什么事情……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失去联系了，我还能找到你家里人。”
“怕万一我死了？”玉墨惨笑一下，“对我家里人来说，我死了跟我活着没什么两样。”
法比不说话了，肩上的枪伤疼得紧一阵、慢一阵。
“他们只要有大烟抽就行。几个姐妹够他们卖卖，买烟土的。”
“你有几个姐妹？”
“我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我妈没抽大烟的时候，我也不比那些女学生差，也上过好学校，我上过一年教会学校。”
她把父亲怎么把她抵押给她堂叔，堂婶最终怎么把她卖到南京的少年时代简单地叙述一遍。无比家常地、自己都觉得过分平淡无趣地讲述着。讲到那把小剪刀让她遭到的羞辱和屈打，讲到小剪刀让她切齿立志：哪怕就是用这下贱营生，她也要出人头地。
这时法比和她已坐在教堂大厅里，做完安魂弥撒的焚香和蜡烛气味尚未消散。
玉墨在最前面一排椅子上坐下来，顺手拿起为教徒准备的《圣经》，尖刻地笑笑。她是在尖刻自己。
法比因为将就枪伤的疼痛，僵着半边身体站在她对面。她对他讲这么多，让他有点尴尬，有点愧不敢当，他又不是她的忏悔神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