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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是枪托子跟他对答了。几把枪托砸在门上，每承受一砸，两扇门之间的缝就裂开一下。衬映着外面的汽车灯光，可以看到两扇门之间的门栓，仅仅是一根细铁棍。
“这里是美国教堂，几十年前美国人买下的地皮！让你们进来，等于让你们进入美国本土！”法比·阿多那多雄辩的扬州话替代了英格曼神父温雅的英文，日本兵软的不吃，给点硬的试试。
果然一个中国人跟法比对答上来。
“大日本皇军有准确情报，这个教堂窝藏了中国军人！……”
“胡扯！”法比切断这个汉奸的话：“占领军打着搜查中国军人的幌子，到处抢东西！这花招对我们还新鲜吗？”
门外静了一刹那，大概汉奸正在跟日本兵翻译法比的意思。
“神父大人，”汉奸又说，“不要把拿枪的人逼紧了！”
英格曼神父此时听到身后传来响动，他一扭头，看见几个持枪的身影从教堂后院过来。看来日本兵早已发现进入这院墙更省力省口舌的途径。
英格曼神父压低声说：“他们已经进来了！做最坏的打算吧。”
“你们这是侵略！”法比挡住那个直扑门口的士兵。“已经告诉你们了，这里没有中国军人！我这就去安全区找拉比先生！……”
一声枪响，法比叫了一声倒下。他只觉得自己是被巨大的一股力量推倒的，是左肩头受了这一推，身体马上失衡。他跌在冰冷的石板地上，才觉得左肩一团滚热。同时他听见英格曼神父的咆哮：“你们竟敢向美国神职人员开枪！”神父扑向法比：“法比！……”
“没事，神父。”法比说。他感觉此刻扑向他的神父，就是二十多年前从讲台上走向他的那个长者；二十多年前，神父似乎为了找一个相依为命的晚辈而找到了法比，而这二十多年，他确实以他的淡漠、隔阂，甚至不失古怪的方式在与法比相依为命。
门打开了，二十多个日本兵向教堂冲锋。
英格曼神父小跑着跟在他们后面：“这里绝对没有中国士兵！请你们立刻出去！”
法比顾不上查看伤势，大步向院子深处跑去。
圣经工场里的三个中国军人中，有两个做好了战斗准备。李全有站在门后，手里拿着一个榔头，那是他在工场的工具箱里找到的。他会先放日本兵进来，然后出其不意地从后面甩一榔头，再夺下枪支。接下来他和戴少校可以把这座工场当碉堡，用夺下的日本炸弹、子弹拼打一阵。
戴涛蹲在一张桌子后面，桌子迎着门，他手里拿着的是一把刨煤用的镐头。放进两个日本兵之后突然关上门，他和李全有会同时出击，冷不防是他们现在唯一的优势。
刚才法比和英格曼的喊声此刻被他回忆起来：“这里绝对没有中国军人！……”奇怪，他蹲在那里，觉得自己开始懂得这句话了。
“老李，放下家伙。”戴涛压低声音说道，一面迅速蹬掉鞋子。
“不是要拼吗？”李全有不解了。
“不能拼。想想看，一拼就证明我们是神父收留的军人了。”
“那咋着？”
“日本人会把教堂搜个底朝天，说不定会把它轰个底朝天。学生和女人们怎么办？”
“……那现在咋办？”
“脱衣服睡觉。装老百姓。”
李全有扔下榔头，正要往桌子拼成的床铺摸索，门被撞开，同时进来一道闪电般耀眼的手电光亮。
李全有几乎要拾起脚边的榔头。
“他们是教堂的教徒，家被烧了，无处可去，来投奔我们的。”英格曼神父镇定地说。
“出来！”汉奸把日文吼叫变成中文吼叫。他连口气、情绪都翻译得一丝不苟。
戴涛慢慢起身，似乎是睡眠被打搅而不太高兴。
“快点！”
戴涛披上法比的旧西装，跟里面的毛衣一样，一看就不是他的，过长过宽。
李全有穿的是陈乔治的旧棉袍，却嫌短，下摆吊在膝盖上。他还戴着一顶礼帽，是法比的，大得几乎压到眉毛。
“那个是谁？”电筒指向躺在“床铺”上的王浦生。
“那是我外甥。”李全有说，“孩子病得可重了，发了几天高烧……”
没等李全有说完，两个日本兵已经冲过去，把王浦生从被窝里拖了出来。王浦生已经人事不省，此刻被拖向院子，毫不抗拒挣扎，只是喘气喘得粗重而急促，似乎那条十五岁的将断不断小命被这么折腾，反而给激活了。
“他还是个小孩子，又病得那么重！”英格曼神父上来求情。
两个日本兵不搭理老神父，只管把王浦生往院子里拖。英格曼神父跟上去，想接着说情，但一把刺刀斜插过来，在他的鹅绒长袍胸襟上划了个口子，顿时，白花花的鹅绒飞出来，飞在煞白的电筒光亮里。英格曼神父愣住了，这一刀刺得深些，就会直插他的心脏。这一刺似乎只为了启发他的一番想象力：刀够锋利吧？进人心脏应该同样轻而易举。对这样的刀尖，心脏是个无比柔弱、无处逃遁的小活物。而英格曼此刻把这一刀看成是挑逗，对他威风威严的戏弄，怎么用刀跟他比划如此轻佻的动作？他更加不放弃地跟在两个拖王浦生的士兵后面：“放下他！”
英格曼的猛烈动作使鹅绒狂飞如雪花，在他身边形成一场小小的暴风雪。
“看在上帝的分上，放下他！”
他再次挡住两个日兵，并把自己的鹅绒袍子脱下，裹在十五岁男孩的身上。躺在地上的王浦生喘得更加垂死。
一个少佐走上来，用穿马靴的脚尖踢踢王浦生，说了一句话。翻译马上译出那句话：“他是被刺刀扎伤的。”
英格曼说：“是的。”
“在哪里扎的？”
“在他家里。”
“不对，在刑场上。他是从刑场上被救下来的中国战俘。”
“什么刑场？”英格曼神父问道。
“就是对中国战俘行刑的刑场。”翻译把日本少佐几乎忍不住的恼火都翻译过来。
“噢，你们对中国战俘行刑了？”英格曼神父问：“原谅我的无知。原来日军把自己当做日内瓦战俘法规的例外。”
少佐长着日本男人常见的方肩短腿、浓眉小眼，若不是杀人杀得眼发直，也不失英俊。他被英格曼噎了几秒钟，对翻译说了一句话。
“少佐先生说，现在你对你借教堂之地庇护中国军人，没什么话可说了吧？”
“他们怎么可能是军人呢？”英格曼神父指着站在一边的戴涛和李全有说。
这时，一个日本士兵推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国男人过来。翻译说：“这位是日军雇的埋尸队员，他说有两个没被打死的中国战俘给送到这里来了。”他转向埋尸队队员：“你能认出他俩吗？”
埋尸队队员热心地说：“能认出来！”他一抬头就指着戴涛：“他是一个！”
法比大声骂道：“你个狗！你狗都不如！”
英格曼立刻知道这人根本不认识或记不清当时被营救的人的模样。
两个日本兵蹿向戴涛，眨眼间一人抓住了戴涛一条胳膊。戴涛从容地任他们把他双臂背向身后，忍住左胁伤口的钻心疼痛。
英格曼神父对埋尸队队员说：“你在撒谎，今生今世这是你第一次见这位先生。”
少佐通过翻译对埋尸队队员说：“你认清了吗？”
法比·阿多那多用扬州话大声说：“他认清个鬼呀！他是为了保自己的命在胡咬！”
少佐叫那两个士兵把戴涛押走，英格曼神父再次上去，但少佐一个耳光打过来，神父被打得趔趄一下。
“认错人了！”李全有此刻说，他拖着伤腿，拄着木拐，尽量想站得挺拔些。他对埋尸队队员说：“你看看我，我是不是你搭救的那个？”
“我没有搭救！是他们搭救的！”埋尸队队员慌忙开脱自己。
“你不是说认识那俩人吗？你怎么没认出你爷来呀？”李全有拇指一翘，指向自己鼻子，兵痞子的样儿上来了。
“他们都是普通老百姓！”英格曼神父说，他知道这是他最后的争取，然后他只能像对待他亲爱的老福特那样放弃他们。既然这是最后的争取，他反而无所顾忌，上去护住戴涛。他和这个年轻少校谈得那么投契，他想跟他谈的还多着呢……他觉得又一记耳光来了，耳朵嗡嗡地响起来，他看见少佐捏捏拳，甩甩腕子，打完人他的手倒不舒服了。
陈乔治这时从厨房后面出来，似乎想为神父擦试鼻孔和嘴里流出的血。日本人朝教堂逼近时，他正在床上和红菱做露水夫妻；他付给红菱的费用是每天三个洋山芋。好事办完，两人都暖洋洋地睡着了。是日本人向法比开的那一枪把他们惊醒的，他嘱咐红菱自己找地方躲藏，便往院子溜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