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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在学习当牧师，这是由于我自己的选择。我在圣约翰大学神学院注册，在此被第一次暴风所袭击。训话学对别人的心比对我的心更为适合，因为我要追寻伟大的思想及理想。不久，我是福禄特尔的跟从者，虽然我在离开圣约翰大学以前，未对福禄特尔作直接探讨。对于我的问题，有时我发现矛盾的答案，有时没有答案。我被袭击，而我退走；我再度被袭击，而我又退走。一切神学的欺骗，对我的智力都是一种侮辱。我不能忠实地去履行。我已失去一切兴趣，得到很低的分数，这在我的学习中是很少见的事。监督认为我不适于做牧师，他是对的。我离开了神学院。
第二章 大旅行的开始
毕业之后，我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住在北京就等于和真正的中国社会接触，可以看到古代中国的真相。北京清明的蓝色天空，辉煌的庙宇与宫殿及愉快而安分的人民，给人一种满足及生活合宜的感觉，时代已经变换，但北京仍在那里。有卧佛睡在西山，玉泉山喷射出晶明的喷泉，而鼓楼使守夜者警醒。人何求于上帝？有了生命的恩赐，人在地上还能求什么？北京，连同它黄色屋顶的宫殿，褐赤色的庙墙，蒙古的骆驼以及和长城明冢的接近，就是中国，真正的中国。它是异教的，有异教徒的快乐和满足。
在中国做一个基督徒有什么意义？我是在基督教的保护壳中长成的，圣约翰大学是那个壳的骨架。我遗憾地说，我们搬进一个自己的世界，在理智上和审美上和那个满足而光荣的异教社会（虽然充满邪恶、腐败及贫穷，但同时却欢愉和满足）断绝关系。被培养成为一个基督徒，就等于成为一个进步的、有西方人的心的、对新学表示同情的人。总之，它意指着接受西方，对西方的显微镜及西方的外科手术特别赞赏。它意指对赞成女子受教育及反对立妾制度及缠足，抱持明朗而坚决的态度。（基督教妇人首先要放脚，而我的母亲，自小是一个异教女孩，曾放了她的脚，改穿一双袜子。）它意指赞同教育普及及民主观念，且以“能说英语”为获得较佳教养的态度。它同时意指文字罗马拼音化及废弃对中国字的知识，有时且废弃一切对中国民间传说、文学及戏剧的知识，至少在厦门是如此。罗马拼音法是一种奇妙的东西，我们在厦门有一套七声的完整罗马拼音系统，它是对于反对它的汉学家的嘲讽。我的母亲可藉罗马拼音法把全部圣经读通，此外也曾藉此自习汉字的圣诗，而且她用完全清楚的罗马拼音字写信给我。罗马拼音并非不能实行，但在心理上我们不愿意要它。
但同时基督教教育也有其不利之处，这是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出的。我们不只要和中国的哲学绝缘，同时也要和中国的民间传说绝缘。不懂中国哲学，中国人是可以忍受的，但不懂妖精鬼怪及中国的民间故事却显然是可笑的。刚好我童年所受的基督教教育是太完美了。那是因为我的教会是加尔文派。我不准去听那些漳州盲人游吟歌手用吉他伴奏所唱的古代美丽的故事。这些盲歌手，有时是男的，但多数时候是女的，晚上在街上经过，手上拿着一副响板及一个灯笼，讲述中国古代的魔法故事及历史上的奇事。我的母亲是在异教家庭中长大的，告诉我某些这一类的故事，但我从来没有从那些游行歌手那儿听过这些故事。当我们这些男孩在鼓浪屿广场经过一个戏台时，我们被以为是直向舞台观看而不是且行且看。现在，舞台是教育中国人（包括文盲或非文盲）知道他们的历史的一般媒介。任何中国的洗衣工人都比我更熟识三国时代的男女英雄。我甚至在童年已经知道乔舒亚的角声曾吹倒了耶利哥城。当我知道杞梁的寡妇因发现丈夫被征筑长城而死，流的眼泪溶化了一大段长城时，我的愤怒是可怕的。我被骗去了民族遗产。这是清教徒教育对一个中国孩子所做的好事。我决心反抗而没入我们民族意识的巨流。
我灵性的大旅行开始。我们经常留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生存、活动，及安身立命，我们也是满足的，就像北京异教徒的满足一样。但身为中国基督徒，移进一个我所称为真正的中国世界里面，敞开了他的眼和他的心，他就会被一种羞耻之感所刺痛，面为之赤，一直红到耳根。为什么我必要被剥夺？事情并不是如我所描写的这般简单。甚至那个缠脚及立妾的问题也不是如我们所想象这般干脆和简单的。在我没听辜鸿铭为这二者有力地辩护以前，事实上我并不欣赏立妾及缠足的伦理学及审美学。在我们结束以前，我将会谈到许多关于辜鸿铭的事。
在这里我必须提及两件事，鸦片及祖先崇拜——其一导致中国人的一种深厚的屈辱感及对西方的厌恶感，其一使一个中国基督徒在某一方面有被剥夺国籍的感觉。中国基督徒不近鸦片，那些传教士当然谴责它。它的戏剧性和悲剧性成分，是传教士的同胞们把它带进来而且用枪逼我们接受。那位伟大无畏的中国官吏林则徐（我的著名同宗）做广东总督的时候，在广州各码头上烧毁了许多箱鸦片，引起了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被充军新疆死于戍所，而中国国门便大大开放。一箱箱的鸦片，厚颜无耻地大量滚入。但问题是，当传教士进入中国时正是在中国人被鸦片恶臭熏醒的时侯。然后再加上第三个因素——传教士及鸦片都在战舰的荫庇之下得益，使这情形变得不但可叹，而且十分滑稽可笑。那些传教士极端不赞成那些商人；而那些商人极端不赞成那些传教士；大家都认为别人疯狂。一个中国人所能看得到的是，传教士曾关心拯救我们的灵魂，所以当战舰把我们的身体轰成碎片的时侯，我们当然是笃定可上天堂，这样便互相抵销，两不相欠。
现在我回头谈祖先崇拜，它是做中国人基本的一部分，中国基督徒被禁止参加，便等于自逐于中国社会之外，而使那所谓“吃洋教”的控告成真。这个问题是基本而中心的，且在质问一个轻率的教会能伤害它的教徒到怎样的程度。祖先崇拜是儒家被视为一种宗教时唯一可见的宗教形式；在孔子庙崇拜孔子常是学生及考试得中的人的事。但即使是如此，中国基督徒没有理由不参加，且无论如何，没有理由自屏于化外。
祖先崇拜在孔子之前即已存在，任何读过中国经典的人都应该知道。当孔子试图重建在他之前七世纪时周朝创立者的祖先崇拜的形式及规律时，他事实上是在做考古的工作。周朝的创立者距离孔子比乔塞距近代学者更远，比 Beowulf 史诗则近一点。祖先崇拜，在中国人看来，是对过去的崇敬与连系，是源远流长的家族系统的具体表现，而因此更是中国人生存的动机。它是一切要做好人、求光荣、求上进、求在社会上成功的根据。事实上，中国人行为的动机是：“你要做好，这样你的家人可因你而得荣耀；你要戒绝恶事，这样你就不至于玷辱祖宗。”这是他要做一个好儿子，一个仔弟兄，一个好叔伯，一个好公民的理由。这是中国人要做一个中国人的理由。至于崇拜的形式，只有把想象力尽量扩张，才可以称它为如中国教会所谓的“拜偶像”。把它和在某些加持力教堂供奉神像的陋习（特别是在意大利及法国）比较起来，这些写上了某一祖宗的名字的四方木牌，看来差不多像某些毫无想象力的理性主义者的作品。上面只有几个字，比基督教的墓碑的字更少。祖宗祠堂有一张祭桌，后面摆满了一堆这样的木牌，这些木牌，看来好像一把特大的尺，上面的记号是每一个男女祖宗之灵的座位。崇拜的时候，祭桌上点着了烛和香。至于跪在这些木牌前叩拜，实为基督教教会反对的主要一点，因为他们忘记了中国人的膝常比西方人的膝易屈得多，我们在某些郑重的场合中，也常向在世的父母及祖父母跪拜。屈膝是一种顺服的表示。孔子说：“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受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你把一个中国人洗擦干净，你将发现有一种洗擦不去的以祖宗为荣的骄傲。
现在，在厦门的非基督徒对我们是宽容的。在那里没有社会排斥。基督教社会在厦门及漳州和当地人亲密地相处，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