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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守旧的，我不能欣赏艺术的颓废或道德犬儒主义的美的魔力。我甚至喜欢在学校里面的一个小巴掌，它不会使身体受伤，而在孩子们的心中深刻地铭记下一种错误及羞耻之感。公平地说，我以为英国以一个社会而论，在那里不可见的标准仍然有效，在那里某些被视为错误的事情，因为它“就是不能做”，因为它“不公正”。我以为在英国社会中，某些理想及价值仍然存在，不是在纸上，而是在人的实际行为中。没有一个人类的社会是完美的，但在英国，“君子”一词不是不只存在纸上而具体表现在一种真实的、一种生活的理想之上吗？我们对于人还有什么更大的期望呢？不是在此世的某些地方——或者在英国——人类的教养已经达到真正文化的阶段，有一种始终一贯且可持久的明确的理想，而使那些幼小者可以瞻望着它来成长吗？这不是真正教养的精华吗？教养的精华不是在优良的形式中见到美吗？而那些理想不存在的地方，受苦的不是整个社会吗？
道德热情的逐渐消失，以像是一种对甜美及光明矫揉造作的畏惧开始，可能或不可能归因于两次大战。它们可能助成。因此，凡尔赛之后造成失望，波茨坦之后造成“被打垮”的一代。那“被打垮”的一代，自称为“被打垮”，只是指出他们已发现一个道德的空隙，缺乏值得为它而活、为它而战的可信、善良、新颖的东西。自由主义在美国的悲剧是，今天他们没有为它而战的东西。自由主义在卅年或四十年前并非如此。自由主义是一个孩子，必须有些东西来玩弄使它免于恶作剧。没有为它而战的东西，且发现时间沉重地压在它手上。自由主义，甚至教会的自由主义，是正在为同情、原谅，及承认一个外国的政权及外国的暴君——红色的中国而战。道德的价值在那里？一个善良的基督教竟不重视判定千万人去受极权主义的奴役。似乎没有任何道德原谅被涉及，即使有，他们也因被教要“客观地”想而不觉得。但为什么惊奇呢？道德原则当我们在打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已经消失了。没有一个领袖试图令我们觉得我们打仗是为使世界安于民主；我们严格地说是在为野蛮的生存而战，为无条件投降而战，而不是为以民族自决作为一种主义而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道德原则的模糊，和第一次大战领袖们公开宣言的明朗比较，它的本身是道德犬儒主义逐渐增进的一个表征。
我以为道德的混乱是违背人的本能的。我认为人喜欢有一种强有力的生活理想。一个有清楚理想的社会，是比没有理想的社会更易于生活的。它产生较少的神经衰弱者，较少的挫败感，及较少的精神崩溃。我相信崇拜某些东西的本能是在每一个人之中，而没有一个不崇拜任何东西的社会，甚至无神的社会也是有所崇拜的。苏维埃在一个无神社会中的试验，是唯一这种型态的大尺度的试验，曾经不是一种愉快的试验。在莫斯科及北平苏维埃领袖们无所不在的画像，宣告甚至在一个无神的社会中也有对某些神祇或其它东西崇拜的必要。唯一的分别是新的神祇、新的教条、新的异端，及新的连祷，已代替了那些旧的。由示威游行时所抬过的画像及偶像的数目，强迫向它们致敬及为赞美这些新神而唱的赞美诗，以及个人想及他自己权利的取消看来，我认为共产主义的国家是在近代国家中最卑鄙的偶像崇拜者，如“偶像崇拜”这个字的真正意义。不幸那个他们曾偶然向他崇拜了卅年之久的神，死后按照赫鲁晓夫所说，转变为一个杀人凶手及一个阴谋诡计的主谋，一个歹徒，而二万万人崇拜了他卅年之久，竟未能发现他的真相，但让我们称它为历史上的偶发事件。虽然如此，但在一个无神的社会中，一神主义必然永远继续，这个宗教无误的主是马克思，它启示的先知是列宁。如果这个启示的宗教不稳固地被高举，像神圣一样被崇拜，整个无神的教会必然会粉碎。
这是我们已达到的虚无，现代自由主义似乎已被虚无所吸引。自由主义自觉不自在，而我们知道大自然痛恨真空。在这个世界上，真空是最危险的一件事。不是在可怕的黑暗中的某些地方，有光来拯救人类了吗？孔子说：“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第八章 大光的威严
“把蜡烛吹熄，太阳升起来了。”当尧帝登位的时候，一位隐遁的大先知说。这是当人类看见一个无可比拟的大光时自然的意义。耶稣的世界和任何国家的圣人、哲学家，及一切学者比较起来，是阳光之下的世界。像在积雪世界的冰河之上，且似乎已接触到天本身的瑞士少女峰，耶稣的教训直接、清楚、又简易，使想认识上帝或寻求上帝者一切其它的努力感到羞愧。
把耶稣放入一切人类教师中，他那种独特的、炫目的光是从那里来的呢？那如埃默森所称道的耶稣吸引人的魅力是从那里来的呢？我以为这种光、这种力（炫目的光常有力）和耶稣教训的内容没多大关系，而是来自他教训的态度与声音，及来自他的个人示范。耶稣说话不像任何教师说话。耶稣从来没有解释他的信仰，从来没有申论出它的理由。他用了解知识的平易及确信的态度来说话。他最多是说：“你们到如今还未明白吗？”他教人不用假设也不用辩论。他用极度自然和优美的态度说：“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他用完全简易的态度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有了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统统是在历史上的一种新的声音，一种从前没有听过的声音。“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和他后来在十字架上所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是同一种声音。这种简明的话极有力，例如下文：“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他有一种真正高贵的声调，例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耶稣温柔的声音，同时也是强迫的声音，一种最近二千年来浮现在人了解力之上的命令的声音。
说这些经文所以有此语气，是因为圣约翰把它收入他的作品中。我不以为会有任何争论，的确，这些话由四福音的作者之一圣约翰写下来，并非一种逐字报告。但它们是如圣约翰所曾听过的情形，或如他在多年之后所记忆。关于这个问题，苏格拉底的对话也不是苏格拉底准确的话。我常想及柏拉图所作的“斐都篇”（Phaedo）及约翰福音十三至十七章，因为它是谈及两位大思想家临死时谈话的最动人的一段；虽然圣约翰不是一个像柏拉图这样的作者，但在这四或五章约翰福音里是无可比拟的最令人感动的东西。它们和 Pheado（斐都篇）不同，理由很简单，它们包含这种超卓的美，一种这个世界自耶稣死后再听不到的声音的美。让我们姑且承认圣约翰在写他的福音时已懂得希腊的逻辑哲学，像“我就是道路，真理，及生命”这样的经文可能是希腊哲学。（马太也谈及同样的讯息，但没有记载在马太福音。）可是在约翰福音中有令人惊异的笔触；例如，当耶稣开始洗门徒们的脚的时候，或当在言语上有突然转变的时候，耶稣称他的门徒为“朋友”；“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这不是说约翰可能曾有所虚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