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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妇女解放”同时又不幸使女性性别随之变态和漫画化，某种反自然的女性解放成了政治神坛的牺牲品。事实上，女性的真正独立，并不是作为男性的对立或反叛力量出现，而是作为个体所能显示的女性的独特性而存在。也许中国女性学者崔卫平的话最能表达这种独立的内涵：我是女性，但不主义。
（富华）
第八章 角色的自期与自律
《新人口论》二题
马寅初
（18821982）．中国现代救育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本文选自杨东平编《大学精神》，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
关于《新人口论》的说明
1955年《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文完成后，即着手准备人口问题的发言稿，打算在1955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但在浙江小组会上讨论时，好多代表不同意我的看法，且竟有人认为我所说的是马尔萨斯的一套。虽然他们的意见我不能接受，但都是出于善意（那时会上空气不适于提出这样的问题），故我自动地把发言稿收回。今天（1957年）时机成熟，遂把发言稿在人代大会上提了出来。全文登载于 1957年7月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后，接到各地人民来信40余封，几无一不赞成我的主张。我的人口论与马尔萨斯学派完全不同，他们主张以瘟疫、疾病、战争等残酷的手段把人口削减，而中国的马尔萨斯者竟主张把中国人口削减至2亿左右，我则不但不主张削减而且要提高劳动人民的劳动生产率，借以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我只主张把还没有生出来的人口，用避孕的方法控制起来而已。
附带声明
一、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
据去年7月24日和11月29日的《光明日报》估计，批判我的学术思想的人不下 200多人，而《光明日报》又要开辟一个战场，而且把这个战场由《光明日报》逐渐延伸至几家报纸和许多杂志，并说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一些主要论点已经比较深入地为人们所认识，坚持学术批判必须深入进行。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过去的批判文章都是“破”的性质，没有一篇是“立”的性质；徒破而不立，不能成大事。如我国的革命，只破而不立，决不能有今天。你我都不欢迎那些如李达先生所说的：“抠名词、抠概念、语义晦涩，内容空洞，带一些八股气”的文章（《人民日报》1958年11月10日第7版）。更不欢迎如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所说的那种作风。王任重同志在他的《读书、谈心、想问题》一文（载《人民日报》1959年4月9日）中说：“讲共产主义风格，还要敢于坚持真理，从实际出发，而不要‘随风倒’。学习先进，力争上游，永远都是需要的。但是有些同志并不是真正学习先进，而是按‘空气’办事。听到人家一点风声，他就赶紧照办，不问一问人家究竟是怎么做的，也不想一想这样做到底好不好，和自己的情况适合不适合。事后看来，这些同志闹了许多笑话。为什么‘随风倒’？这里面有个‘抢先’的思想在作怪。有的同志怕落后，不管条件如何，事事都想站到头里；也有的同志是图虚名，好出风头。这种‘抢先’的思想，和党所教导我们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精神，根本不是一回事。我们共产党人要赤胆忠心地为人民工作，不要为虚名工作；要按实际情况办事．不要按‘空气’办事。”
我们所最欢迎的，是如潘梓年先生所说的那种概括各种新变化的哲学或经济文章，因为哲学的中国要求有中国化的哲学（《哲学研究》1958年第7期）。据《光明日报》的意见，我的学术思想是资产阶级的，那么应该写几篇富有无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来示一个范，使我们也可经常学习。
二、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去年有200多位批判者向我进攻，对我的两篇“平衡论”和《新人口论》提出种种意见，其中有些是好的，我吸取过来，并在小型的团团转综合性平衡论中做了些修改 （共七点），但是他们的批判没有击中要害，没有动摇我的主要的或者说根本的据点——“团团转”的理论、“螺旋式上升”的理论，和“理在事中”的理论，也无法驳倒我的《新人口论》。在论战很激烈的时候，有几位朋友力劝退却，认一个错了事，不然的话，不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他们的劝告，出于诚挚的友爱，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实行。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宝贵的性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1。04万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随便低头。
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1949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原载《新建设》1959年第11期
康德
第一章 生平、著作和性格
康德的生平、著作和性格
斯克拉顿
英国学者。本文节选自斯克拉顿《康德》，周文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康德这位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除了义务（duty）外，不为任何东西所动。因此他的生活平淡无奇。在他看来，一个有道德的人应当能控制自己而不受情感的驱使；应当对权力和名誉淡而处之，权力和名誉的意义比起义务本身的意义来，应看作是微不足道的。为了能够轻松地按照这个道德理想而行动，康德约束自己藏身于学术事业，完全服从于一种毫无变化的机械程序。哥尼斯堡①这位身材矮小的教授就这样成了典型的近代哲学家：蛰居于斗室之内，然而却视自己为无限空间的君主。
伊曼努尔？康德1724年出生于哥尼期堡，父亲是一位贫苦的马具匠。在九个孩子中康德排行第四。康德的父母老实本分，是虔诚的虔信派②教徒。在当时，虔信派这个路德教会内部的改良主义运动，用劳动、义务和祈祷的神圣性观念慰籍困苦，在德国中、下层等级中具有强有力的影响；它对至高无上的良心的幻想，对康德的道德思想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尽管它在某些方面是反理智的，但仍然是17世纪推动德国教育普及的一股主要力量。虔信派学校在哥尼斯堡创办起来了。由于一位聪敏慈善的牧师发现了康德的才智，康德在8岁那年被送进这所学校读书。这样一种教育竟然轮到出身低微的康德，这对于后世是幸运的，但对于年轻的康德本人也许就不尽如此了。他对老师们的感激之情，同对老师们的难以忍受的热情的厌恶之心混杂在一起，以致在以后的年代里他只字不提早年教育。关于他的早年教育的性质，我们可以从他的一篇论教育的短文（根据康德晚年的讲课笔记编辑而成）中得到一些印象：
很多人想象他们的年轻岁月是其一生中最愉快、最美好的时光，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那些岁月是最令人讨厌的；因为我们那时处在严格的纪律约束下，很少能够选择朋友，更很少能够有自由。
哲学家大卫？罗恩肯，康德以前的校友，在他们都成名之后给康德的一封信中写道：“三十年前，那些狂热的宗教徒们的迂腐而令人忧郁的（但不是毫无价值的）纪律压得我们俩透不过气来。”不可否认，康德从他的早期教育中既形成了相当程度的忧郁感，也培养了非凡的自制力。成年之后的最初一段时间，他曾作过一番努力，用自制力去克服忧郁感，几乎获得完全成功。尽管环境窘迫，身材不端而瘦小；尽管失去了他所崇敬的父亲和深情热爱的母亲，康德还是很快成了哥尼斯堡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