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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变异的事实婚姻极大推广而已。
第二次性革命高潮出现于60年代和70年代。它的最主要表现仍然是婚前性行为和不婚同居的再次跃增。其中第一个现象是首次性交年龄的降低，即实际“结婚”的提前。美国1984年平均为16岁，瑞典1967年平均为17岁，1976年平均为16岁。第二个现象是婚前性伴侣不仅一人，约半数有两人或更多，1967年瑞典约10％女性、 5％男性的婚前性伴侣超过5人。第三个现象是不婚同居。美国1960—1977年间增加一倍，大学男生中已占34％，女生中占23％。瑞典1966年后结婚率剧降，到1977年全国所有同居者中有15％是非婚者。联邦德国青年中不婚同居者到1983年已占约20％。1982年法国青年中约有一半在实行试婚。这三种现象都说明，性革命所破除的是传统婚姻对人们婚前性选择与性调适的束缚，而不是婚姻本身。事实上，绝大多数婚前性交者日后都结婚了，而性革命高潮之时，正是女性人口中独身者最少之时。
说到底，人们之所以误认为性革命消灭了婚姻，是因为他们死抱住传统的婚姻标准不放，似乎只有入洞房才性交的、一次选择就定终身的、办理法律或宗教手续的两性结合才叫婚姻，但实际上人类婚姻从以性爱为首要内容开始，经历了万年农业社会的异化，目前终于有可能复归它的自然本质了，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性革命对婚姻的正面贡献之中。
性革命推动婚姻美满与多样化 首先，性革命并未引起婚外性交的巨大增加。在美国，1948年的《金西报告》表明：36—40岁的男性有婚外性交的占28％，同龄女性占17％；直到1977年，男性仍不过30％，女性占39％。在举世公认的性最开放之国瑞典，1967年时在过去一年内有婚外性交的人只占男性的6％和女性的4％；即使算上过去5年内有婚外性交的人，男性也只占30％，女性占24％。如果把美国和瑞典相比较，结果十分有趣：美国1976年有84％的人坚决反对任何婚外性交，但其实际发生率为男女平均34％左右；瑞典1967年有25％以上的人宽容偶然的婚外性交，有 12％的人宽容任何婚外性交，然而实际发生率却仅为男女平均15％左右。性学家分别研究了1973年时的9种不同文化，发现对婚外性交持最宽容态度的是丹麦，其次是瑞典，但它们的婚外性交实际发生率却远低于那些不宽容的文化。
其次，性革命广泛传播了性学成果，使人们更加重视婚内性生活的质量，重视协调的性生活对婚姻美满的巨大积极作用。婚内的性满足一直为基督教所不齿，也是其禁欲主义的表现之一。自本世纪20年代开始，弗洛伊德、霭理士、罗素、林西等人才把夫妻生活的概念扩大，把性的亲近与满足包括进去。女权运动又摧毁了男性对婚内性生活的主宰，促使他们尊重妻子的性权利与性要求，也解脱了一大批性冷淡的女姓。试婚、不婚同居、离婚自由等，使人们普遍接受了性生活是一种相互服务和共同享受的观念。结果，以性生活是否和谐来判断婚姻是否成功的思想，30年代即已在瑞典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美国已很普及，50年代前半期已被整个西欧所接受。此后，各国婚姻法实际上都承认：无性交能力者不得结婚，性生活严重不和可以成为离婚理由。在普遍的民意调查中，60年代之后各国夫妻都把性生活和谐美满列在婚姻目标与评价标准的前几位，绝大多数青年都视为仅次于爱情的最重要事物。进入80年代以来，美英保守主义势力抬头，性革命似乎在退潮，但实际上是多数人认为，性革命不应过多地在性关系方面做文章，而应努力提高性生活质量。对人的幸福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与多少人性交或何时以何种形式开始性交，而是能否从中获得美好的体验，能否促进身心健康。因此，尽管人人都恐惧随意性关系会带来艾滋病，但提高性技巧和性感受的研究比以往更加深入，其成果的传播更为广泛。总结性的数据则是：80年代美国人婚内性生活的频率，比60年代初期增加20％以上。
第三，性革命否定了传统婚姻对性的绝对垄断，使性成为自然的和独立的现象，也就为婚姻形式的多样化开辟了道路。由离婚率高再婚率也高形成的“连续多配偶”现象、不婚同居现象、男女独身现象、多男女共同家庭、同性恋婚姻等，都是建立在不禁欲以及性与法定婚姻相分离的基础之上。即使那些不存在性关系的无婚家庭，例如孤寡老人与不相识青年共同生活的无亲组合，甚至青年男女的无性同居，也都必须建立于性与婚姻相分离的基础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性革命所促进的多样化婚姻的当事者，在控制自己的性活动方面既拥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不必受制于传统婚姻，又具有更高的自觉性和更深刻的人权意识，不会借婚姻之名或共同生活之形式，来谋取性满足。多样与可变的婚姻形式当然是更广泛的性选择的自由，但这自由同时也包括着不选择或拒绝被选择的自由。许多人无法理解和相信这种自由中所包含的更高的道德水准，用逛妓院的眼光来看待婚姻多样化和性革命，难免误认为是群交或放纵。西方学者则从切身实践与考察出发，预测未来的婚姻将只剩下两大功能：性感与性的交流。
有关同性恋的伦理问题
王小波
（19521997），中国当代作家。本文选自《王小波文集》第4卷，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1992年，我和李银河合作完成了对中国男同性恋的研究之后，出版了一本专著（编者按：指与妻子李银河教授夫妻合著的《他们的世界》，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男同性爱人群的性社会学专著。），写了一些文章。此后，我们仍同研究中结识的朋友保持了一些联系。除此之外，还收到了不少读者的来信。最近几年，虽然没有对这个问题做更深的研究，但始终关注着这一社会问题。
从1992年到现在，关注同性恋问题的人已经多起来。有不少关于同性恋的研究发表，还有一些人出来做同性恋者的社会工作，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当然假如在艾滋病出现之前就能有人来关注同性恋问题，那就更好一些。据我所知，因为艾滋病流行才来关注这个问题，是件很使同性恋者反感的事情。我们的研究是出于社会学方面的兴趣，这种研究角度，调查对象接受起来相对而言比较容易些。
做科学研究时应该价值中立，但是作为一个一般人，就不能回避价值判断。作为一个研究者，可以回避同性恋道德不道德这类问题，但作为一个一般人就不能回避。应该承认，这个问题曾经使我相当困惑，但是现在我就不再困惑。假定有个人爱一个同性，那个人又爱他；那么此二人之间发生性关系，简直就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又不伤害别人的事，谈不上不道德。有些同性恋伴侣也会有很深、很长久的关系。假如他们想要做爱的话，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反对他们。我总觉得长期、固定、有感情的性关系应该得到尊重。这和尊重婚姻是一个道理。
这几年，我们听到过各种对同性恋的价值判断，有人说：同性恋是一种社会丑恶现象，同性恋不道德，等等。因为我有不少同性恋者朋友，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我觉得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这些话曾经使我相当难过。但现在我已经不难过了。这种难过已经变成了一种泛泛的感觉：在我们这里，人对人的态度，有时太过粗暴、太不讲道理。按现代的标准来看，这种态度过于原始──这可能是传统社会的痕迹。假如真是这样，我们或许可以期望将来情况会变得好些。
我对同性恋者的处境是同情的。尤其是有些朋友有自己的终生恋人，渴望能终生厮守，但现在却是不可能的，这就让人更加同情。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对爱情忠贞不渝的人总是让人敬重。但是同性恋圈子里有些事我不喜欢，那就是有些人中间存在的性乱。和不了解的人发生性关系，地点也不考究；不安全、不卫生，又容易冒犯他人。国外有些同性恋者认为，从一而终，是异性恋社会里的陈腐观念，他们就喜欢时常更换性伴。对此我倒无话可说。但一般来说，性乱是社会里的负面现象；是一种既不安定又危险的生活方式。一个有理性的人总能相信，这种生活方式并不可取。
众所周知，近几年来人们对同性恋现象的关注，是和对艾滋病的关注紧密相连的。但艾滋病和男同性恋的关联，应该说是有很大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