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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社会的生活，这样，一个人必须时刻注意由他决定的行为所产生的广泛后果。
9．在每一个真心思慕爱情、真正乐意接受爱情的人那里，上帝都出现并起作用。这告诉我们，任何人都不应害怕爱或者害怕接受爱。同时，由于作为爱者的上帝总是期望他的人类孩子正常成长，日趋完善，在社会交往中真正“实现”人的身份，这也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警觉地注意他的“引导”。他的“引导”，既不是通过口授，也不是通过3文字显示的。当一个人运用智慧仔细寻找，并由此发现他面前的良好开端时，就会发现上帝的“引导”；当一个人遇到他能与之共同享受生活的另一个人时，他就得到了一次这样的机会。然而，共享生活本身要求，一个人要忠实、有约束、乐于为对方而牺牲——甚至牺牲同第三个人建立颇有吸引力的性关系的可能性。因而正是在这里，爱要求约束甚至更多的东西：它要求，为了使可爱的人保持幸福的生活，应做出消极性的、实行起来是不那么容易的决定，这恰恰是为了履行更早些时做出的积极性决定。
青春期
阿德勒
（18701937），奥地利心理分析学家。本文选自A。 阿德勒《自卑与超越》，黄国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
讨论青春期的书籍可称是汗牛充栋，它们在处理这个题材时，几乎都把它当做是可以使个人的性格整个发生改变的危险时期。在青春期中固然有许多危险，但是它并不能真正的改变人格。它把正在成长中的孩子带入新的情景，接受新的考验。他会觉得他已经接近生活的前线了，在他生活样式中一直末被观察到的错误会开始显现出来。当它们出现时，饱经世故的人总可以洞察到它们。它们现在已经变得很明显，不容再加以忽视了。
几乎对每个孩子而言，青春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必须证明他已经不再是个孩子了。我们也许可以设法让他相信：这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假使我们做到了这一点，这个情境中的紧张气氛便能消除掉许多，假使他觉得他一定要证明它，当然他会过分强调他的立场。青春期有许多种行为都是出自想表现：独立性、和成人平等、男子气概或女人作风等等的欲望。这些表现的方向决定于儿童对“成长”的意义抱持何种看法。假使“成长”的意思是指不受控制，孩子就会开始反抗各种拘束。有些孩子在这段时间开始学抽烟，用脏话骂人，或深夜不归．有些会出人意料地反抗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双亲对一向听话的孩子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桀骜不驯，也深感大惑不解。听话的孩子也许一直对父母抱有反感，但是只有现在，他有了较多的自由和力量时，他才敢将他的敌意宣布出来。有一个经常被挨打受骂的孩子，在表面上显得安静而顺从，可是私下却在等待着报复的机会。当他觉得自己羽翼丰满后，便借机向父亲寻衅，殴打了父亲，再离家出走。
大部分的孩子到了青春期都会享有较多的自由和独立。父母亲不再觉得他们有监护他的权利。假使父母亲想再继续监督他，他必定会更努力设法脱开他们的控制。双亲愈是想证明他还是个小孩子，他愈是反其道而行。从这些争斗中，会发出一种反抗的态度，结果便构成“青年反抗主义”的典型图案。
我们无法给青春期的阶段订下严格的界限．它通常是由十四岁左右到二十岁，但是有些孩子在十一、二岁时，便已经进入青春期了。身体的各部分器官在这段时间都加速发展，有时候，它们的功能之间便很不容易顺利协调。孩子们身高增长，手足加大；但却可能比较不灵活。他们需要再训练这类器官的协调，但在这过程中，如果受到别人的讥笑或批评，他们会相信自己真的是笨手笨脚的。孩子的动作如果被人讥笑，他就会变得愈发笨拙。内分泌腺对儿童的发展也有影响，它们会促进其功能。然而这并不是由有到无的全然改变，内分泌腺在出生之前便已经开始起作用，但是现在它们的分泌增多，第二性征也更为明显。男孩会开始长胡子，声音也变得粗哑，女孩的体形逐渐丰满，变得更女性化了．这些都是常常使青年人感到惶惑的事情。
有时候，对成年期生活准备不足的孩子，在职业、社交、爱情和婚姻等各种问题—起逼近时，会觉得恐慌异常。对于职业，他找不到能够吸引他的工作，而认为自己终将一事无成。对于爱情和婚姻，他对异性总是忸怩不安，遇见他们时，也会慌乱不知所措，假使异性和他说话，他会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他会一天比一天地感到绝望，最后，他对生活的所有问题觉得厌烦，也没有人能再了解他。他不注意别人，不跟他们说话，也不听他们的话。他不工作，也不读书，只终日幻想，和进行一些粗鄙的性活动。这是称为“早发性痴呆”的精神错乱。但是，这种病症其实只是一种错误而已。如果能够鼓励这种儿童，证明他走的途径不对，并指点出正确之途，他便能霍然而愈。但是，这个工作并不简单。因为他的整个生活以及过去生活中所学到之事都必须被纠正过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意义都必须以科学的眼光重加检讨，不能只凭私人的想法妄加臆测。
青春期的所有危险，都是由于对生活的三个问题缺乏适当的训练和准备所造成的。如果孩子们对未来心怀畏惧，他们自然会以最不费力气的方法来应付它。然而这种简单的方法却是没有用的方法。孩子们愈收到命令、告诫、批评，他们愈觉得不知所从。我们愈推他向前，他会愈往后退缩。除非我们能够鼓励他，否则想帮助他的努力都会徒劳无功，甚至更伤害他。由于他是如此的悲观和胆小，我们无法期望他会自发自动的淬砺奋发。
有些孩子在这段期间会希望自己留在儿童时代，永远不要长大。他们甚至以儿语说话，和比他们小的孩子一起玩，装得象婴孩般的忸怩作态。但是，绝大多致的人都会竭尽所能仿效成人的一举一动。他们也许没有真正的勇气，但是却要扮出一副类似成人的怪相：他们模仿大人的姿态，满不在乎地花钱，调戏异性并做爱。在某些棘手的个案中，孩子们还没有看清该用什么途径来应付生活的问题，便迫不及待地胡作非为，于是就从此开始了犯罪生涯。这种情况尤其是在他少年时犯过罪，而又未被发现，因此自以为聪明得可以避尽天下耳目时，最容易发生。犯罪是从生活问题之前逃离掉的简捷方法之一，特别是在经济问题之前。因此，在十四岁至二十岁之间的少年犯罪，便有急速增加的趋势。在此，我们面临的并不是一种新的情境，而是较大的压力把儿童时期使已经存在的暗流激发出来。
如果个人的活动程度较小，他逃避生活问题的简捷方式是神经病。在这些年龄之间，有许多孩子开始患上官能性疾患和神经失常。每一种神经病的病症，都是不必降低个人的优越感，便能拒绝解决生活问题的借口。神经病症出现在个人面临社会性的问题，而又不准备以符合社会要求的方式来解决它的时候。这种困难会造成高度的紧张．青春期身体的情况对这种紧张特别敏感，所有的器官都会被它激动，全部的神经系统也都会受其影响。器官的不舒适也可以作为犹疑和失败的脱身之词。在这类个案中，个人不管是私下还是在他人面前，都会因为他的病痛，而认为自己可以不必负担任何责任。这样便构成了神经病，每一个神经病患都表现了最诚挚的意愿，他十分了解社会感觉和应付生活问题所需要的是什么，只有在他的病症里，他才能逃开这种普通的要求．能够使他释下重负的，是神经病本身。他的整个态度似乎在说：“我也急着要解决我的问题，但是我的病印叫我无能为力。”这一点就是他和罪犯的不同之处。后者经常是毫无顾忌地表现出他的不良意愿，他对他的社会感觉也麻木不仁了。我们很难决定它们那一个对人类利益的损害较大，神经病患的动机虽很善良，但是搬开他的动机不谈，他的行动却是讨人庆、自私，而有意要妨害别人的。罪犯虽然不掩饰他的敌意，可是却要咬紧牙根压抑下他剩余的社会感觉。
有许多青春期的失败者在小时候都是被宠坏的孩子；由这一点不难看出，对习惯于事事都要别人服侍的儿童，成人的责任是一种特殊的重担。他们仍然希望受人宠顾，但是当他们年岁渐长，他们发现他们已经不再是众人注意的中心了。他们是在人造的温暖气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