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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话题。在现代社会,不搞性别歧视,在解放与平等的两性关系中,为自我提供更加充分的创造空间,应作为自我的内在价值标准加以确认。我以为在青春期内培养女性具有健全的女性人格,培养男性具有健全的女性意识,将对社会发展产生良性互动。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是女性反抗社会的合理诉求,但这间屋子不是封闭的,它四面洞开,可迎八方来风。“我是女性,但不主义”,这样的主张,很能反映性别生态的自然内涵及发展趋势。在性别合作上,不奉行性别单边主义,会使世界更美好。青春之自我不只有飞扬,它还有对社会的责任,对未来的承担,对创造事业的预备,但只要青春自我是建立在爱的而非恨的、美的而非丑的、理想的而非庸俗的、热情的而非偏执的、开放的而非封闭的优良心性之上,青春自我就将人生意义铸入了它的内涵,为走向社会、走向博大,奠定了坚实的价值基础。
目标之三,沉思苦难自我。
人,是无法避免苦难的。即使对于年轻的大学生而言,苦难也会不期而遇,它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甚至每一步中,等着你,与你厮拼。所以,挑战苦难,几乎成了面对苦难的惟一选择。早早地思考诸如挫折、病痛、失意、死亡的威胁、无情的打击、身处逆境等人生苦难,是自我心智的一次次极限运动。伟大的前行者已经为我们留下了光辉身影。先哲孟子也留下铮铮誓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对于青年而言,通过体验苦难与想像苦难,可对自我生命进行某种预演与预防。像沈从文,被迫辍笔几十年,却没有倒下,用文弱的双肩,撑起了另一片艺术空间。他入故宫讲解文物,一讲就是十年,但能静下心来,用其智慧写成《中国服饰研究》,这是第一部中国服饰史著作!这表明,战胜苦难,未必是轰轰烈烈的,它就在日常的坚守中,只要你的心态健全,眼望远空,你就能穿透黑暗,找到光明。即使到了山穷水尽之境,你还可点起心中的灯,照亮自己的道路。如顾准,不怕坐牢,不怕妻离子散,不怕亲朋规避,在绝境中追求真理,真理也会为他显身。
苦难对人生有三种意义:一、让你多了一种体验,使你的生命更丰富;二、为你战胜更多苦难积累了经验,使你能够坚定地走完一生;三、战胜苦难,就是战胜了恐惧,这从根本上具备了战胜一切苦难的本体性力量。对于没有恐惧的自我来说,还有什么苦难不能被战胜?因此,苦难感、幸福感、成就感与人生意义,在人的生命中是融为一体而交感互动的。
为什么要对青春来谈死亡这个颇为遥远的难题呢?这是否显得太残酷?我不这样看。早在30年前,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无助的我就曾向苍穹发出我的呼喊:你为什么不用雷电将我劈了,免我在人生的艰难?死亡离生命并不远,它是生命的伴娘。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死亡。在生活中,白血病的肆虐,大自然的无情,恐怖主义的进攻,都使个体生命显得软弱无力。思考死亡,不是老者的专利,它也是青春的旋律。我们应当理解法国思想家蒙田说的那句话:学会死亡。这其实就是解除死亡对心灵的束缚,不要在死亡面前缩手缩脚,而是放心大胆地去生活,去享受,去创造。人的生命不应只完成它的物质运动,在机体衰老时不得不离开人世,而要活出生命的尊严,在生活中完成精神的创造,活得情趣盎然,日新月异。以此作人生的基点,也就有了高质量的人生。向死而生,向苦难而欢乐,这既把选择的权力交给了我们,也把创造的权力交给了我们。何去何从,将由我们自己决定。
总之,意义自我叫人超越世俗的拘束而达精神自由的高度,青春自我叫人守住生命的热情,苦难自我叫人伸展情志的深度与广度,如此,人的生命既光彩夺目,又平淡温柔,它才达到了最佳状态的超常发挥。而将这三个维度有机融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人文自我,此时的自我具有人文情怀、人文视野、人文目标,不被极端的情感所制约,不为简单的功利主义所遮蔽,它就能将入世与出世、灵与肉、个体与群体、享受与创造、生与死等统一起来,在一种仁爱而非滥爱、博大而非庞大中去守护生命、创造生命、去守护文化、创造文化。
一个当代的大学生,难道会不以此自期、自律与自尊?
第一章 大学:人文精神的旗帜
“高贵的精神隐修院”
——解读“巴黎高师”
莫伟民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原载《社会科学报》试刊第二号,2001年10月。
“高贵的精神隐修院”,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对位于巴黎拉丁区中心于尔默街的母校——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精辟概括。大师云集,精英荟萃。当笔者有幸在这座心仪已久的举世闻名的巍巍学府从事哲学访问学者工作时,崇敬之情无以言表。由于培养高水平教师和从事科学研究并重,巴黎高师建校两百多年来(成立于1794年),真可谓桃李芬芳。其中不仅有像免疫学之父——路易?巴斯德这样里程碑式的大科学家,而且还有来自物理、化学、文学、经济学等学科的1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有7位数学最高奖——费尔斯奖的获得者。不仅有“法国地理学派之父”保罗,;维达尔,“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克和吕西安?费夫尔,语言学家杜梅泽尔,而且:还有社会学大师杜尔凯姆、布尔迪厄、莱维?布留尔、马塞尔?莫斯,法国总统蓬皮杜等社会政要。
雷蒙?阿隆、柏格森、卡瓦耶斯、伊波利特、康吉莱姆、萨特、梅洛?庞蒂、阿尔都塞西蒙娜?韦伊、让凯莱维奇、福柯、德里达、米歇尔?塞尔等,个个都饱享了灵光熠熠的法兰西文化的恩惠,以其震古烁今的哲学伟绩持久地报答着母校的培育之恩。稍加留意,便可发现,他们大都是现当代法国乃至世界哲学舞台上的主角,其中不乏哲学界的执牛耳者和翘楚。这些名声显赫的巴黎高师哲学系系友大都属于或介于两个截然对立的阵营:一是有关知识、合理性和概念的“概念哲学”,一是有关经验、含义和主体性的“意识哲学”。卡瓦耶斯、康吉莱姆、阿尔都塞、福柯属于前者,柏格森、萨特、梅洛,庞蒂属于后者,而德里达、米歇尔?塞尔则试图在这两者进行调和,但张力依然存在。整个20世纪的法国哲学不就是在这两者的冲突之中发展的吗?张力双方此消彼长的历史图景不就是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史的一个缩影吗?
巴黎高师哲学系之所以“群星灿烂”,固然有优秀生源(在校生约100人,经几轮严格筛选,录取率近为1/20)和铁的作息纪律(规定每天近14小时的学习时间)作保障,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师生无不受“自由求索创新”这一倡导个性张扬的“高师”精神的泽溉。哲学家贝尔纳?亨利?莱维曾坦陈,他们以近乎宗教崇拜的心情倾听拉康、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福柯和巴尔特等大师的课程。大师的言传身教引导着年轻学子去解悟无尽的堂奥。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在母校执教达32年(19481980),曾任哲学系主任。拉康从1964年起就在高师开设精神分析研讨班。福柯、德里达也曾在母校执教。福柯推翻了近代以来西方两百多年人类学主体主义及其大写的主体和大写的历史;德里达则解构了作为西方哲学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在场”的形而上学。他们的影响早已逸出了哲学圈,渗入史学、法学、文学、医学、心理学等领域。
巴黎高师并非与世隔绝。罗曼?罗兰称其为“隐修院”,主要是为了强调“高师人”可在那里随心所欲地自由思考。但在他们眼里,自由思考就是为了采取现实行动,甚至认为理论就是实践。每逢关键时刻,“高师人”都能挺身而出,把自己自由的思想付诸行动。当我站在那道镌刻有密密麻麻的殉道者、自由斗士名字的高墙前,才真正深切地体会到什么是崇高,什么是神圣,什么是崇敬。如在纳粹占领时期,物理学家、抵抗战土乔治?布吕阿死于集中营,哲学家、“北方解放运动联络网”创始人卡瓦耶斯惨遭纳粹枪杀等。萨特曾亲历战争的体验,亲手创建《现代》、《解放报》,支持1968年“五月风暴”的学生运动,在1972年11月27日走上街头参加支持入境移民的示威运动,所有这些都是其“介入现实”态度的实际体现。而福柯更是身体力行把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强调到一个新的高度:1971年创立“监狱报道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