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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有魅力，但更有魅力的还是精神。一定要用心灵去碰撞，要写出人的血性来，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不变得可怜。
除了可怜，还有一种让人讨厌的艺人。这种人任何时期都有，他的笔无论怎么变化，总是跟一种强大的、社会上最通行最时髦的东西一个节拍。我们听不到他自己的声音。我们从一开始就应该跟这部分人划清界限。我们的心灵应该与他们不—样，我们的同情心任何时候都在弱者一边。同情弱者，反映最底层的声音——它正是未来所需要的。一个思想家、艺术家，惟一可以做的就是坚持真理和正义，不向恶势力低头，永不屈服，永远表达自己的声音，喊出自己的声音：只要这样做了，就会生命长存……
内心生活的消失
霍克海默
（18851973），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本文选自《霍克海默集》，渠东、付德根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选文有删节，原题为《现代艺术和大众文化》，现题为编者所改。
与艺术相关的私人领域一直持续不断地受到威胁。社会倾向于取消艺术。自从加尔文派①把人在尘世的职业奉为神圣以来，与公认的见解相反的是，贫穷实际上已成为只要通过劳累就可被洗刷掉的一个污点。使每个人从奴隶制和农奴制中解放出来并使之回归自身的过程，同时也把人分成个人和社会两个部分，并使个人这一部参负重累累。办公室和工厂以外的生活被当做是为了恢复精力再到办公室和工厂的生活，因而是一种纯粹的附属物，是一种劳动的彗星之尾，像劳动一样用时间来衡量，而且被称为“自由”。自由也要求自我缩短，因为它本身没有独立的价值。如果自由过了恢复被消耗的精力所需的时间，除非它的骤增是用于工作培训，否则就会被认和是浪费。在19世纪的早期，儿童总是被从工厂带到宿舍，然后又被从宿舍带到工场，他们往往是边吃饭边工作，只是为了他们的职业而活着，就如今天日本工厂里的女工一样。这种条件得以成立的劳动合同原本就是一种纯粹的形式。在19世纪的后期，各种束缚有所松动，但自身利益使个人的生活比以前更为紧密地与商业联系起来了，直到20世纪的结构性失业动摇了整个秩序为止。永久性失业不可能改善预先封闭的职业。当纯粹的待业成了一种职业，当工作只是待业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差别就变得模糊起来。
几十年来，工业国家的广大阶层已经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全面地把握住个人生活尽管这种把握还是十分有限的。在20世纪，人们为康采恩②和官僚政治所控制，早期存在于职业和家庭之间的人类分工正在逐渐地消失（就大多数人来说，这种分工的有效性也常常是有限的）。家庭起着向个体传播社会要求的作用，因此不仅仅对个的自然出生而且对个体的社会出生都负有责任。家庭仿佛是第二子宫，在它的温暖的抚育下，个体集聚起他在家庭之外独立生活所必需的力量。实际上，家庭只是在有阶层中才能够充分地实现这种功能，在下层，这个过程一般都是无法实现的。下家庭的儿童往往过早地就被放任自流，他的倾向过早地得以确定，他所遭受到的震撼阻碍了他的精神发育，随之便带来了被压抑了的愤怒以及各种与之相伴的不良倾向在普通人的“自然”行为（这种行为常常受到知识分子的赞赏）的背后，往往就潜藏着恐惧、骚动和剧痛。青少年的性犯罪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动乱，都是这一过程的标志。人性本来并不恶，恶来源于社会所施加给极力想要发展的人性之上的暴行
在工业社会的最后阶段，甚至富人阶层的父母也不把他们的孩子当做后嗣，而是当做将来要适应大众文化的人来教育。他们感受过命运的无常，并且推测出其后果在下层，父母的保护性权威过去一直受到威胁，如今已丧失殆尽。专制主义政府负责个体为他将来作为全体之一分子这一角色所做的准备活动。它们宣称，都市化生活的条件要求个体做好准备。法西斯主义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所解决的问题在现代社会中已存在了一百年。除了克莫拉依旧具有教育价值外，这条线索一直从克莫拉儿童团体延伸到纽约的地下俱乐部。
今天，所有阶层的儿童都相当熟悉经济生活。他期望的未来不是获得一个王国而是从他认为有前途的职业去挣钱度日的生活，他像成年人一样坚强和精明。现代社会结构证明，孩提时代的乌托邦之梦在青年时代的早期就将被击得粉碎，受到高度赞扬的“顺应”取代了臭名昭著的俄狄浦斯情结。如果家庭生活真的一直反映着公共生活的卑鄙、暴政、谎言和既存现实的荒谬，那它也确实产生了抵制和反抗这一切的力量。给每一个体的生活指明内在方向的体验和形象不可能从外界获得。当孩子陶醉于母亲的微笑，在父亲面前炫耀或反抗时，当他感觉到有人分享他的体验时一言之，当他们受到人的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亲密和温暖所激励时，那些体验和形象就会闪现出来。
家庭逐渐瓦解，个人生活转变成为闲暇，闲暇转变成为连最细微的细节也受到管理的常规程序，转变成为棒球和电影、畅销书和收音机所带来的快感，这一切导致内心生活的消失。早在文化为这些受操纵的快感取代之前，它已呈现出一种遁世主义特征。当重新调整现实的时机成熟时，人们便逃入个人的观念世界并调整他们的思想。内心生活和理想已成为保守因素。但是，随着人们采取这种逃避的能力的丧失一一无论是在贫民区还是在现代定居地，这种能力都不可能增长——人类已丧失了认识不同于他所生存的那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的能力。那另一个世界就是艺术的世界。今天，艺术的世界仅存于那些坚定地表现了单一个体与残酷的环境之间的巨大差距的艺术品中——如乔伊斯的散文和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之类的绘画中。这些作品所表达的悲哀和恐怖不同于那些出于理性的原因而逃避现实或奋起反抗现实的人的情感。艺术品中所潜藏的意识是从社会中分离出来的意识，因此被迫采取怪诞、不和谐的形式。这些冷漠的艺术品依旧忠实于反对存在的荒谬的个体，因此保留了先前伟大的艺术晶的真实内容，比今天任何老生常谈的作品都更紧密地与拉斐尔的圣母像和莫扎特的歌剧相联系，今天，幸福的笑容都带着狂热的面具，惟有狂热者忧郁的脸上还保留着希望的标记。
今天，艺术已不再立足于交往。根据居约的理论，审美特性源于一个人把艺术品所表现的情感当做自己的情感来认识这一事实。在生活的画卷中，我们的生活变得昭然若揭，“这种类似于我们自己的生活的生活”已不再是19世纪中产阶级那种有意识的、积极的生活。今天，个性看上去还是个性，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都服从于那种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只允许他们做出单一反应的机制。他们那些尚未开掘出来的本性因素无法得到相应的表现。在他们有组织的市民生活的背后，在他们的乐观主义和巨大热情的背后，人们充满疑惧，困惑不解，过着悲惨的、近乎于史前的生活。最近艺术品表现了这种情况，并揭开了掩饰一切人际关系的理性的虚饰外表。它们消解了所有实际上模糊不清、混乱无序的表面一致和冲突，只有在诸如高尔斯华绥和朱利斯，罗曼等的英雄传奇中，在白纸黑字的文章和通俗传记里，一致和冲突才获得了人为的统一。不过，最近的纪实作品已抛弃了真正的统一性存在的观念，这些作品是孤独的和绝望的生活的典型写照，这样的生活根本找不到通往他人甚至是通往其自我意识的桥梁。它们是典型写照，而不是纯粹的征兆。绝望还在纯艺术领域之外，即所谓的娱乐和“文化商品”世界中被揭示出来，但这只能通过心理学理论或社会学理论的手段，从外部推断出来。艺术作品充分表现了个体的被遗弃状态和绝望。
杜威说，艺术是“最普遍、最自由的交往形式”。但是，在一个被公认的语言只是加剧混乱，而独裁者撒的谎言越大就越深刻地打动民众的心的世界里，艺术和交往之同的鸿沟必定非常巨大。“艺术突破在一般交往中无法逾越的障碍……”，这些障碍存在于公认的思维方式中，存在于毫无保留的实际表象中，存在于宣传文学和畅销文学的语言中，欧洲已走到了这一步，所有高度发达的通讯手段都起着加剧和强化那些导致人类分裂”的障碍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