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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在黄作于次年的《呈袁简斋太史》四律所附的作者自注中“去秋先生招宴，以病未往”找到了佐证）。黄山绝顶的云烟，汩罗与剡溪深寒的秋水，这些骨清神逸的意象对诗歌也许是绝佳养料，而对一个资深肺结核患者来说则无疑是致命的。从他此后九年终因病入膏肓，客死异乡这不幸事实来看，当日虞山宗祠里的惶恐以及安排后事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问题是在对自己日趋恶劣的健康状况有了清醒认识后，他非但没有就此有所收敛，恰恰相反，从他当年晚些时候作出选择寒冷的
北京作为定居之所的决定来看，那简直是打定主意要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了。仿佛某种飞行速度的随意拉升和长跑运动员的中途冲刺——既任性又耗费能量——有关这一点我想我们以下很快就能看到。
无论对于家人、朋友以及作者个人，一七七五年冬末黄敝裘蹇驴突然出现在北京应该都是一个令人担心的镜头。尽管时间过去已有两百余年，研究者对当初促成这一事件的内在原因依然缺乏必要的重视。从表面上看，这一年发生的诸多事情既令人眼花缭乱彼此间又看似毫不相干。首先新年伊始他突然作客南京随园一事就颇多蹊跷，紧接着又通过袁枚与两江总督尹继善的公子尹似村拉上了关系。三月风风火火编定了个人诗集并自叙生平。四月再度拜访好友安徽太平知府沈既堂，作诗留别，首次透露自己即将北上的计划。六月以后情势又急转而下，出人意外地任职安徽寿州正阳书院讲习，与当地太守及地方缙绅打得火热，诗酒唱酬，一副打算长期住下去的样子。十月女儿病亡，家报传来，尽管悲痛不已，却又不想回去处理后事。十一月尹六公子应请为黄绘的那幅《云峰阁图》寄到，几天后我们发现他就立即辞去了寿州的职位，一马一担，冲寒冒雪，正式起程北上入都。如果我们将上述内容当作一册年度日记来观察，那么作为引人注目的封面与封底的两个重要事实，应该是他的恩师朱笥河出任顺天乡试同考官的消息和一直以来对他的政治偶像李白当年入都后的风光和传奇生活的倾慕与神往。一个大胆的设想是在此之前他因疾病日甚、功名蹉跎不得
已再次上书朱乞求垂怜，而且这一招很有可能就是《乾嘉诗坛点将录》里封为“及时雨宋江”的袁枚代为筹措的妙计。朱当然不是那种胸襟狭隘、记人小过的人，这从他先安排黄在寿州任职用作过渡，入京后又将自己家的三间偏房让给他住这两件事就足以看得出来。
当在功名之途上打算走捷径的黄“絮帽不暖头，迎面玉龙戏”，拖着病体在通往京师的风雪中冲寒而行，洪依然羁留在阳湖家中。他本来也打算到北京去。在象黄一样以惊世才名蒙受连续十年名落孙山的羞辱后，终于在上年时来运转，乡试中举。但母亲的突然病危使他不得不放弃了这难得的三年一次的会试机会。当他接到黄通报自己最新行踪及打算的书札后，他显然对故友这种不肯下死功夫读书，挟策侯门，投机取巧的做法很不以为然。尤其是这么多年来扔下老母妻儿不管，只顾自己天南海北的潇洒，在他看来也与圣人“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相去甚远。在随后题为《送黄大之都门》的四首律诗中，他不仅直率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甚至还不无“应忆楚越依都遍，更向燕台试转蓬”“涉世未妨颜更冷，依人何意舌尚存”这样委婉的讽喻。许多人对黄殁后洪在致毕秋帆的信中公开披露两人的分歧，以及挽诗自注里抱怨“君（黄）不善摄生，去岁别西安，余又苦规之，君虽颔之，而不从也”的做法感到有些吃惊，其实这种态度倒是为洪所一以贯之，属于纯粹的朋友间的直言相告，依稀有几分类似杜甫当年对李白苦口婆心的劝阻。有意思的是，在某些朋友的诗文里，他们两人的关系确实也时常被比李白和杜甫。
按照当时常州到北京的水陆邮递速度，洪的回信及赠诗大约要到近一个半月后才能被置放于黄在京西横街寓所的案头，更何况当时他的人也早已乐颠颠赶去天津迎恭圣驾。当然，即使能够及时开缄，估计对他也不会起到什么作用。因为自当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黄昏抵达京城，其风尘仆仆的身影仅两天后就已在朱笥河于陶然亭举行的那次诗会的座中俯仰随人，（据黄《哭龚梓树》自注，龚“正月初三卒”“时予至都甫十日”。另集中又有《乙末除夕前五日笥河先生偕集陶然亭分韵得影字》诗题，由是推之）并由此结识了翁方纲、纪晓岚、蒋心余、王阑泉等京师文坛的权要人物。这些城府极深的长者大人为博取举荐贤者、奖掖后进的名声，加上主人朱筠的面子，大大的称赞几句那当然是免不了的。这不免令黄深受鼓舞。这时命运也似乎要给这位困顿多年的落魄才子一个难得的机会，因平定金川噶尔丹叛乱从而踌躇满志的乾隆在班师回銮的途中，突然心血来潮，恩准天下才子寒士在天津接驾，并决定同时举办全国性诗歌大赛，获胜者将根据成绩分别奖以大小不等的官职。闻讯之下大喜欲狂的黄当即呕心沥血准备了长短诗作二十一首，外加颂文两篇赶去参加，并以二等奖的名次获得两匹绸缎和一个四库全书抄写员的封赏。也许在旁人看来，以黄当世第
一的诗名位居朝中最微的官职，这就象神话中的孙行者被授予弼马温那样简直就是一种讽刺。而事实上黄自己当时非但不这么认为，甚至不无提刀而立、顾盼自雄之色。这从他随后发给洪的一封急函中可以看得出来。在信中他除了以洋洋得意的口气命令洪立即设法将他的老母妻儿弄来，以便让她们同沾圣恩外，还大言煌煌地宣称：“人言长安居不易者，误矣！”而后者尽管认为这种安排十分不妥，但由于为朋友事业上的进展感到高兴，同时也不想败了他的兴头，于是百般设计将黄的祖居两当轩质押，得银三十两，物色可靠族人将黄家主仆七人及时护送进京。然而不过两年以后，我们将看到这扶老携幼的移家一幕再度在连接常州与北京的运河上重演，不过方向恰恰相反——不是进都，而是出都——由于经济窘迫加上身体状况的日趋恶化，黄不得不为自己当初的浪漫与轻率付出代价。当然，回程的盘缠以及家眷回乡后的生计等俗事，照例还得由洪一一代为筹措。而他自己需要做的也许仅仅是：仰天长啸，荷戟彷徨，用清遒的八分书在仿宋古纸上写几行类似“野火春风句全删，今日长安住较难”或“入世无妨醒是醉，谋生敢道贫非病”这样风雅、潇洒的句子，再将它们寄给洪——让他学习学习、揣摩揣摩——这事看来也就完了。
第四章
清朝的李白（3）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北京发生了什么？这无疑是我们解剖黄晚年生活的关键。虽然这方面的大致轮廓并非无迹可寻，但要将这些散落在他诗集以及旁人著作中的零言片语拼凑成完整的生活图象则依然困难重重。首先记事人的身份、背景、目的与传主的亲疏关系，看问题的角度等无不影响着文字的可信程度。更何况某些长者大人在回忆与黄生前的交往时有意推卸责任，文过饰非，尽量往自己脸上贴金。在此我只要举出翁方纲为黄诗集所撰的那篇序言就很能说明问题。此人系乾嘉诗坛的一位重要角色，清代四大诗派之一的“肌理诗”的理论创导者，常州文人的精神领袖。自黄入都后就一直以同乡与前辈的身份笼络着他。又是请看收藏又是以先祖画像索题。还共同发起组织都门诗社，几乎三天两头混在一起诗酒酬唱。然而正是这个伪善的老头，在黄死后不仅胡说什么“每来吾斋，拜文节（宋代诗人黄庭坚，据云为黄先祖）像，辄凝目沈思久之，予亦不著一语，欲与相观于深处，而孰知其饥寒驱迫……其精气已长往矣”，甚至还单凭个人好恶将黄的两千首遗诗删得只剩下五百首。以至连一向不与人忤的洪稚存也看不过去，出来打抱不平，批评翁“删除风月少精神”。《清诗的春夏》的作者周黎庵先生更是认为“幸而仲则诗后来有了足本行世迄今
，而翁刻究未为人所知，那是幸事，否则，这位绝代风华的薄命诗人不知要被肌理诗论糟蹋到什么样子。”
黄仲则诗中有一种类似海底珊瑚与昆仑灵芝那样的东西——瑰丽与清俊。令人惊叹的想象力加上对事物细致精辟的本质把握，以及体贴入微的语言，使得他写诗神奇得犹如魔术师从盖有黑布的暗箱里掏东西，又仿佛一手握管一手同时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