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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须加以杠柱，覆以衣顶，则冲寒冒雨，体有余温。子猷之舟可弃也，浩然之驴可废电”。说真的，如此的精巧，实用，尽善尽美，且造价又颇低廉，如果能够批量生产，其所获想必要远远超过他为赚钱而编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杂书。然而叫人遗憾的是，十七世纪中叶的中国还远不是一个商品社会，因此他只能将此椅搁在书房窗下自我欣赏，而无法让它在南京乃至全国的各大商场里卖疯卖火。一想到这一点，真叫人不由得为之感慨系之。但不管怎么说。作为对皓首穷经、谋生计拙的中国传统文人命运生涯的反动，这把神奇的椅子现在至少已经从物质世界进入到精神世界，并在他那个时代的文学史上留下了应有的位置，这一点应该完全可以肯定。
李渔离开南京的准确日期是公元一七七七年正月刚过不久的一个灰朦朦的早晨。当时的原因一是两个儿子都在浙江读书，平日生活上相互照顾不便还是小事，更重要的是彼此已都到了科试的年龄，迫切需要他前去辅导、指点，包括走走门路和通通关节。二是作为他衣食父母的那些达官当道有的已调离南京，剩下的似乎也不像从前那么慷慨。再者就是传统意义上对老死他乡的那种与生俱来的担忧与恐惧。总之，在经历了痛苦和不无沮丧的反复权衡考虑，他最终决定返回家乡杭州，选择政府特批的毗邻吴山的一块廉值空地作为晚年的定居之所，从表面上看仅仅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但在内心深处，让湖光潋滟、山色空朦的西湖来为自己的一生画上圆满的句号，应该是比较切合当事人心理的一种揣测。
客船依然停靠在我们前面看到过的秦淮河南岸的码头，不过时间已是风风雨雨的十六年之后。江边乍放的早梅与他的白发相映成趣，凛冽寒风吹动他手中刚写就的《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根据信中所述，为了支付搬家费用以及在杭州安置新居的庞大开支，他先后卖掉了在南京的别业，书板、古玩、字画，甚至妻妾头上的钗簪以及女儿一对心爱的玉镯。当然还有陕西巡抚贾胶侯前几年送的那件珍贵的狐裘大衣，以及耗费巨大的新推出的《芥子园画谱》的全部版权。包括多年来一直停泊在图纸上的那条私人游艇，也仍然只能让它继续停泊在那里。尽管如此，在船主老王父子眼里看来，至少这老头一点也不像是个有心事的人。不但整天乐哈哈的没个主人相，而且还有点老不正经。就算不论身边围了这么多花枝招展的侍妾，仅从一路上饮黄酒，读《离骚》，与僮仆闲聊打趣，甚至还起劲地学唱有色情隐喻的民间俚曲这些行为来看，就让人不免有大开眼界之感。
还有什么比一个人按自己的愿望生活、渡过整个人生更完美、更有意义的事情呢？一生中，李渔坚持认为：“世间第一乐地，无过家庭”。而他在南京十数年的客居生涯，可以说正是对这种思想的生动注释与实践。现在杭州犹如一个旧日之梦已经遥遥在望，他想必将在那里继续坚持这种实践。写作。读书。幻想。交游。爱好旅行。操持家务。从艺术到生活，然后再从生活到艺术，给后人留下一大堆奇思慧心，稀奇古怪的著作，同时也使他自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具有艺术情趣和生活能力的作家之一。古运河的流水在甲板下静静地流逝，由于晨雾刚散，河面此刻显得相当的开阔，一派“潮开两岸失，风正一帆悬”的博大的唐诗意境。刚刚升起的南方冬日在岸边的农舍，桑林和干草垛上仿佛一匹金黄的缎子在微微晃动，这是近几天来难得见到的好天气，李渔这时也已经由舱内慢慢来到了船头，望着头顶的天空，和扑人眼帘的故乡山水，脸上浮现出我们熟悉的那种宁静，世俗的笑容。而我在远处静静看着他，情动于中，感慨万千。“锚最好的位置是在自己手中”——我想我终于说出了我在文章里一直想要说的这句话。
2000年1月为纪念李渔逝世320周年
和中国作家集体下海8周年而作
第三章
余怀出游（1）
背景
一个由丝绸、瓷器、太监、指南针、火药与房中术构造的春天突然毁于一场风雨。一架显赫、威严的国家机器顷刻间如出土的陶皿一样碎裂。一团燃烧的明亮庞大的火焰无声漫漶出大水。一座上演着党社倾轧、宫庭内讧、权力争斗的重彩浓墨的舞台最终成为审判它自己的祭台——这是熟悉历史的人士对发生于明末甲申、乙酉年间那一段扑朔迷离、奇峰叠起的史实一般所持的观点。由于它的开始与结束都是来得那样迅疾而不可思议，象一场突然的雪崩或猝不及防的地震，以至这个古老、腐朽的国家中的所有人，包括它的皇帝、臣僚、百姓、士绅以及知识精英阶层都来不及从富国强兵的虚拟神话中抬起头来，向他们血肉相依的祖国再深情地望上一眼——甚至来不及为它唱一阙挽歌或洒上几滴沧桑而悲痛的泪水。
没有人能够逃脱国破家亡、河山蒙羞的不幸命运。是的，同时也没有人能够真正有效地反抗它。北京帝国的政治舞台在历经同室操戈、群雄逐鹿、铁骑践踏的悲惨一幕后，终于丝竹鼓钹交响、宣告新剧上演。到处是饥民、车马和挈家鼠徙的逃难者的队伍。东长安街两旁的裁缝因一年中反复改制上朝的吉服从而发了大财。通往雍和殿的白玉台阶上挤满悲喜交集、诚惶诚恐的新官旧僚，和颂赞的诗篇。而天安门城楼绣有狰狞青龙的那面旗帜已不可抗拒地成为一个新的时代最醒目、骄矜的标志。阉党。复社。袁督师。七大恨。闯军义帜。蓟辽血战。将军冲冠一怒。而皇帝泪流满面吊死在煤山的古槐上。桃花扇底的南朝。柳敬亭书板背后的江山。这些仿佛电影蒙太奇的镜头曾作为现实的血淋淋的触角，现在却静静沉淀在被剪去头发的记忆的深处——纹丝不动——犹如老僧入定。没有人再试图以血肉之躯去抵挡箭矢与斧钺。是的，同时也没有人再愿意以死节去祭奠那个鄙夷知识、践踏文明的昏庸的王朝。即便是在被誉为反清复明大本营的苏州一带，据清末发现的无名氏《吴城日记》记载，自一六四五年六月初三日清军入阊门，三天后就出现“城内外百姓相约，每图为首一人，手执黄旗一面，上写某图民投顺大清国，余人各执线香，争往大营纳款”的踊
跃场面。不到两年，由士绅乡民自愿捐资塑建的当地占领军最高统帅都察使土国宝的生祠——作为百姓感戴郡守政绩的最高表现形式——已巍然屹立在虎丘李公寺之右。而江南抗清领袖顾亭林顺治年间的突然过江北上，据当代学人王春瑜先生考证，也并非前人所谓为联络义师颠覆清廷，而是试图通过对北方地貌、山川、吏治、经济、物产等的综合考察，将研究的成果提供给他在北京新政府中已担任重要职务的多名学生，“直接、间接地为清朝的统治服务”。这样的结论相信对很多人的爱国主义都是一个很残酷的打击，但由于它证据充分，言之凿凿，也只好让人不由得感慨系之。
毫无疑问，同样的景象当然也出现在曾作为六朝故都，无奈已王气黯然的南京——而且以更直接也更生动的方式。秦淮旧院入夜低垂的珠帏绮帐、竹帘纱幔深深隔断了前朝的沧桑。河上的灯鼓画船在拂去篷顶的硝烟与战尘后，也大都已经恢复当年脂香粉腻、笙歌彻夜的盛世景况。柳叶渡口的春宵，丁字帘前的花朝，前度刘郎与王谢燕子纷至沓来，“嫖妓不忘忧国，忧国不碍宿娼”（施康强先生语）的才子名公在掌握发辫的拆编技艺以后，私下里很快又开始蠢蠢欲动。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信号是顺治七年新朝权贵龚芝麓一掷万金迎娶名妓顾眉生，其才调韵事大可媲美于当年柳如是之嫁钱谦益，董小宛之归冒辟疆。而吴伟业与卞玉京的恋情虽因吴的矜持与多虑，一时难成其好事，但名士美人芳心暗许，灵犀别通的欢好场面毕竟也只有在相对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里才有可能产生。因此，乌衣巷至钞库街一带月夜重现的钗香鬓影、红巾翠袖是否可看作是一个新的开明时代的某种衍生物，答案应该是可以肯定的。深谙怀柔之道的满清政权在以武力征服了一个民族倨傲、虚弱的躯体的同时，也在它的血液与思想中注入了新的活力。异族入侵，朝代更替对这个国家的老百姓来说当然更如同一出公案戏里中间的座位上换了个主儿。治人的依旧治人，治于人的依
旧治于人。居庙堂之高的依旧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