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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复二十世纪的另一知音是广州中山大学的吴承学教授，这主要体现在《晚明小品研究》一书中，这本书我刚刚读到。在研究中他将张散文的拟题与《诗经》和部分中唐无题诗放在一起考察，从形式意味的角度探讨它们之间的继承关系，并认为这“对当时的写作思维实在是一种突破，……表现出作者对于美感的瞬间体悟与传达”。我当然知道他想说什么：一个愤世嫉俗的张大复，与众不同的作家。他继续告诉我们：“与之相适应的是其内容非常注重记录一些稍纵即逝的景色或感触……应目会心，神与物游，读起来似六朝骈体小品，而风神萧散，言意不尽，诚为晚明小品之佳作”。看到有人这样说张的好话当然令我高兴，买到这本书记得好象也是在昆山三联书店。当时已是深夜十二点左右。我从招待所出来吃夜宵，却被书店内灯火通明、读者络绎的景象所吸引。尽管街道上寒风凛冽，店堂的背景音乐播放的却是理查德·克莱德曼的《秋日私语》。店主在忙络的同时不忘向进出书店的顾客微笑示意。几个学生模样的在抄书。一对情侣手臂相拥站在架前专心翻阅。还有人在靠窗的书吧小声争论余秋雨与王朔谁更无聊。高大气派的古典文学柜陈列着张一生敬仰的苏东坡、李贽等的全集，还有几本他的朋友，或同时代人的著作。出来时我的随行朋友
用相机摄下门口一个行乞的老年盲者，并在他的破塑料罐里放进一张五元纸币。
这是否是个寓示城市内部将发生某些微妙变化的暗潮汹涌的夜晚？我满怀温情将这些记录下来。夜幕中玉峰的轮廓浓黑中混杂着宝蓝，象是为某种真实叙述提供的深沉背景。而几个小时后离开昆山时我再度回望，一缕霞光已迅疾、无声无息地取代了它们——绚丽而夺目——犹如金黄的冠饰，又像是蕴含象征意味的跃动的小小火焰。当我在这篇长文临近结尾时凝神回忆，它们仿佛仍然在我面前晃动——甚至就在我的纸上。当然，如果我写的是诗篇，或许不会拒绝以它们作为标点，但我最终写成的只是有关明朝一个苦难书生的真实故事，因此还是决定用那枝昆山带回的枯梅断然结束全篇。
二○○○年十二月至二○○一年二月 昆山—湖州
第三章
吴梅村事略（1）
旧学庵与鹿樵溪舍
小城太仓东郊。阅尽千古兴亡的娄江有一道支流打着漩涡斜斜穿过这里。万树梅花的簇拥之中，沧桑历史的覆盖之下，一座千篇一律，有着欲掩弥彰的现实姿态的幽秘庄园赫然在目。门前疏篱茅舍，绿水长桥。绕庄四周不外乎桑麻绵亘，渔樵唱答的典型的陶渊明风光。由于这里原先就是明代权臣兼江南文学领袖王世贞的私家别墅贲园，十七世纪四十年代落入新主之手后，又由当时最著名的艺匠张南垣领衔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葺整建，其设计的精致与布局的古朴典雅自然显得格外非同凡响。旧学庵与鹿樵溪舍作为园中的两处主要景点，无论在文学意义与建筑意义上都难免让人有望之弥高之叹。公元一六五○年春天写《板桥杂记》的余淡心来此作客之际，曾发现园景的一个秘密是“因水凿石，石嶙峋若天生”。想象一座占地数十亩的园林几乎有一半都漂浮在水上，该是相当别致且引人入胜的情景吧！而绿荫回廊深处，“阶穷路转，柴门杳然，蕉桐聚绿，输于一庵，庵结三楹”，这大约就是主人平日读书著述的旧学庵了。同样，十年以后李渔为畅销书《尺牍初征》索序一事从杭州专程来访，临别前所留赠诗中“更宜绿水穿林过，时向其中泛一槎”一联，也着重谈到了这座吴中名园水利上的特色。用于园内起居会客之需的西面那几间楼屋之所以冠名鹿
樵溪舍，看来倒也并非徒有虚名。更何况其精神上的象征色彩同样意味深长且不容小觑。可以说，在吴梅村的一生中，没有一种物质属性象水那样恰如其份地喻示他遗民身份下复杂、暧昧的思想状态：兴风作浪或水光潋滟，或风波另起，或波澜不兴。自明室覆亡至清康熙十年黯然辞世为止，除中途短暂而荒唐的四年贰臣生涯外，这位清代最有争议的诗人几乎一直寄身于这里的水中韬光养晦，纹丝不动。仿佛他的身体就是溪石，他的血液就是落叶残荷覆盖下的流水的一部分。一六七一年当他弥留病榻之际回首往事，写下著名的《与子颢书》一文，令人意外地对自己从前的光荣与屈辱都深怀厌恶之情。其中谈到此园部分除交代当初从王氏后人手中购得及增删改建，总共约费万金外，还再三声明这是自己一生中唯一的最奢侈的消费。考虑到他筹此退计时的年龄只有三十五岁，应该有理由让我们感到惋惜和同情。几天后他的学生兼当地最高行政长官苏松常巡备道卢綋闻报后轻车简从匆匆赶来探视，看到的已是由门人顾伊人、许九日、周子椒等从贲园大门内缓缓抬出的吴的遗像与棺椁。在我含糊而混乱的视线中，这个镜头偶然也会与后来在上海由黄源、肖军等抬着的鲁迅遗体的画面重叠在一起，有一种寂寞到了极致，以至难以用言词形容的哀痛与伤心。所
不同的也许仅仅是，素怀兼济天下之志的吴中年以后醇酒美人、青灯佛卷的另类生活，事实上早已象是一具待敛的浮尸——在政治的凶险河流之上。而这次只不过是从精神到肉体都正式宣告寿终正寝了而已。
老师张溥
顾师轼的《梅村先生年谱》里，吴少年时代以前的生活仅只寥寥几笔，同时该书引用资料上的谨慎与吝啬也让人时有遗珠之憾。他似乎太注重所谓学者姿态和史家笔乘了，除告诉我们吴家原籍昆山，其父吴禹玉为当地乡绅兼知名塾师，及十二岁在同学穆苑先、吴志衍家先后借寓读书外，其它什么也不交代。倒是从同时代人所撰的传记里多少还可了解到“母朱太夫人妊先生时，梦朱衣人送邓以讚会元坊至”“幼有异禀，笃好史汉”等轶事传闻。在这种背景下，一六二二年吴十四岁时，吴中大儒张西铭的突然出现向我们传递出吴颇为诡谲的一生中第一个重要信息。明室末年，张作为著名知识分子团体复社的创始人兼首任党主席，其身份地位一如现在某些西方国家的在野党领袖。有关两人的结识交往一直流传着两个不同的版本。一是陈廷敬《吴梅村先生墓表》描述的那个富有戏剧性的细节：当时张在古镇同里设帐授经，“以文章提倡后学，四方走其门者，必纳文为赘，不当意即谢弗内。”有个被拒之门外的嘉定富家子气不过，“窃先生塾中稿数十篇投西铭，西铭读之大惊，后知为先生作，固延至家”。二是程穆衡《娄东耆旧传》所说的此事与一个叫李太虚的学者有关，天启初年李落魄在太仓知州府中任教，平时与吴家也略有往来。一日主人设宴，
李席间不小心打碎一个玉杯，被东家说了几句后负气而出，吴父不但将其追回且暗中代偿所值。显然出于某种感德之情，李极力说服好友张溥将吴收入门下。两年后复社在苏州虎丘正式成立，由于与张特殊的私人关系，十六岁的吴于是也就成为该社中最年轻的党员，并以其优秀的学问人品被党内同人目为未来最有潜力的政坛新星。但在吴洋洋四十八卷的《梅村全集》中几乎找不到有关他老师的只言片语，这确实是件令人奇怪的事情。即使假设后来他们因政治歧见与人生取向分道扬镳，在早年的诗文中也应留下难以割舍的记录。那么，这里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变故呢？由于不能起古人于地下以问之，揭开这一秘密的任何努力看来都只好暂且罢手。
第三章
吴梅村事略（2）
会元榜眼
“天才”与“少年得意”是描述吴梅村年轻时代的关键词。他个人在有关早年生活的回忆中也曾真假难辨地感慨自己“不意年逾二十，遂掇大魁，福过其份，实切惊栗”。尽管他的亲友与政治同志们一直以来对他深怀期许，但当太仓乡贤吴禹玉的儿子于崇祯三年中举，崇祯四年春会试第一，秋殿试获一甲第二名——也即俗谓榜眼的捷音后来真的遍传家乡吴中时，相信很多人仍然是将这一消息当作某种科举神话来看待的。更何况那时他的年龄才不过二十出头。同时，他的恩师张西铭与他同榜登弟，且名次被他拉下很多的事实，也使那些试图从其它角度解释他的走运的人打消了念头。在北京，他由十年后在煤山吊死的皇帝亲自授于翰林院编修的职位。尤其是半年后奉旨完婚，给假归娶的风光，更是将他的知名度与世俗荣耀推向了高潮。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