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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的情愫，自有一种沉痛的、动人心魄的力量。当然，这样真实呈现自己情怀的瞬间在赵一生中应该并不多见，与他几个月后主动上诗元室，颂赞其铁腕统治“仁风遍满九垓，望霓旌缓引，宝扇徐开，喜动龙颜，和气蔼然交泰。九奏箫韶舜乐，兽尊举，麒麟香叆。从今数，亿万斯年，圣主福如天大”或“八音奏舜韶，庆玉烛调元。岁岁龙舆凤辇，九重春醉蟠桃宴。天下太平，祝吾皇，寿与天地齐年”的那些谀词烂调相比较，就算放在科技时代的高精度显微
镜下，恐怕也很难使人相信上述诸作竟会出自同一人之手。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复杂关系，在他手下被阐述得如此完美，这真是一个奇迹。也许，在赵秀外慧中、大智若愚的外表下面，精神与肉体确实与生俱来就有一种能够各自分别存活的特殊功能。它们偶尔也会表现出相依为命，但更多的时候却分道扬镳。如果有谁对两者之间的血缘关系感兴趣，那么我想，只要他能准确测量出从松雪斋到鸥波亭之间精神上的实际长度，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得到解决。
自从济南罢官当年为周草窗绘《鹃华秋色图》的新的个人时代以来，通过展示令人惊叹的艺术才华消弥因出仕一事引起的舆论风波，争取得到知识界的谅解并为之重新接纳，事实已经证明赵的这一策略相当成功。同时值得庆幸的是，杭州十一年的儒官生涯非但没有想象中功亏一篑、欲饰无辞的窘迫情状，反倒为他改变自己形象的努力提供了大量的机缘与时间。当时一方面由于元廷统治经过多年的励精图治基本上已趋稳固，另一方面随着民族矛盾的逐渐淡化，也使得汉人知识分子在政府中任职的人数越来越多。手头的一个现成例子还是要提到筑室浙东奉化的戴表元，这位被同时代人誉为“东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者”的儒林领袖，当年在闻讯赵欲应召出仕时，曾一口气写下长诗《招子昂歌》力加劝阻，此时自己居然也兴冲冲为了一个信州儒学教授的蝇头微官，而不惜将三十年隐居林下的清誉卖尽。由于杭州在元代是除北京外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那里的湖光山色、酒楼歌馆自然成了这帮人活动的主要舞台。大致类似的身世，同病相怜的命运，对书画及文学的共同兴趣，加上穿插其间的大量的应酬、聚宴、游赏、观摩及其它社会活动，从而令这些原先或隐或仕，在人生原则上判若水火的家伙很快变得水乳交融、亲密无间——至少表面看上去是这样的
。有意思的是，等到公元一三一○年五十七岁的赵因新帝登基，被召令必须立即回京待命，接受新的职位安排时，主流文化圈子里的那些人这才发觉自己甚至已有些离不开他了。当时署名松雪斋或鸥波亭的作品在全国各地已成为抢手货。加上鲜于枢、周密、高克恭等也已先后谢世，赵的书画市场已俨然稳居全国第一。特别是他于传统技法中引入文人意识，融书法线条入画，气韵格调上力主取法晋唐等革命性主张，在深受南宋院画影响浸淫的元初画坛确实令人感到刺激和耳目一新。据他的好友，因在北京刑场劝文天祥投降被啐了一脸唾沫而闻名的诗人方回《桐江续集》卷三十一所形容，当时赵在湖州江之汇的鸥波亭因求画者接踵而至，络绎不绝，“小者士庶携卷轴，大者王候掷缣墨”，热闹得简直已到了“门前踏破铁门槛”的惊人程度。包括他的爱妻管道升和二十岁的儿子赵雍，在画坛上均已有了不俗的名声。今天许多赵的研究者都乐于推崇他中年时期艺术上的功力与成就。而对其中明显超出纸张与缣帛之外的功利部分，却大多不与关注或干脆置若罔闻。
多年以来一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一次赵在回湖途中遇见一对旧日相识的夫妇竟沦为以乞讨为生，一时恻隐之心大起，不但立即将两人收留在鸥波亭中负责清扫工作，甚至一段时间后当后者衣食无忧之余得陇望蜀，提出有关终老之计的非份要求时，还尽可能大人大量地让他们的愿望得到满足：“命待使取纸墨就亭图之，神速特甚，俾夫妇鬻以为身后（殓资）计。其人持至骆驼桥，好事者以十千购之。”（刘绩《霏雪录》）另一个故事的发生地好象也是在湖州的家中，“有二白莲道者造门求字，门子报曰：‘两居士在门外求见相公。’松雪怒曰：‘甚么居士？香山居士？东坡居士耶？个样吃素食的风头巾，甚么也算居士？’管夫人闻之，自内而出：‘相公不要凭地焦燥，有钱买得物事吃。’松雪犹愀然不乐。少顷，二道士入谒罢，袖携出钞十锭，曰：‘送相公作润笔之资，有庵记，是年（疑“牟”字之误，即牟巘，湖州人，曾任儒学教授。苏州现尚存《玄妙观重修三门记》碑，赵书牟记，是否系此？待考）教授所作，求相公书。’松雪大呼曰：‘将茶来与居士吃！’即欢笑逾时而去。”（孔济《至正齐记》）对于那些打算从心灵与本质上把握赵氏其人的研究者，这两个故事所造成的障碍与难度可谓不言而喻。相比于前者几令人追怀倾慕的仁者之风
，后者所提供的细节——如果可信的话——显然因为过于生动以至真实得近乎残酷了。泾水与渭水可以如此和谐地流淌于同一河床之中，也许这就是赵的个案意义与魅力吧！由于以上记载均出自同时略晚的作家之手，可以相信，即使当时赵在艺界已隐然有领袖群伦的气象，但不排斥在民间舆论和后人眼里依然是个相当有争议的人物。
一个政治面目的善变者，即使出身高贵，待人和善，且又才华出众，看来也不大可能成为真正从内心受人尊敬与拥戴的人物。更何况时代为此提供的背景又是那么敏感和复杂。因此，在赵为期十一年的江浙儒学提举任上，尽管表面上看他在大庭广众中的形象似乎非常成功，私底下有关他的笑话与段子事实上却一直没有停止过。这方面元人虞堪题赵《苕溪图》的一首诗极具典型意义。“吴兴公子玉堂仙，写出苕溪似辋川。回首青山红树下，岂无十亩种瓜田。”对于其时正为自己的出仕百般寻找理由的赵，这样的讥讽也真称得上是入骨三分，几令人无地自容了。同样的例子还有一个元代无名和尚跋赵书《归去来辞》的那首有名的七绝：“典午山河半已墟，蹇裳宵逝望归庐。翰林学士宋公子，好事多应醉里书。”酒喝多了不妨写了玩玩，醒来立马忘个干净，这话同样也说得相当尖刻。至于《元诗选》初集小传所列宋子虚“文在玉堂多焕烂，泪经铜狄一滂沱。原陵禾黍悲丰镐，人物风流继永和”一诗，我怀疑即是前述《啽呓集》中被赵通过有效的公关与人情手段，软硬兼施，碍于情面不得已撤下来的那首。元史研究者徐子方先生曾认为此诗的要害在于：“故意将赵孟畹奈牟煞缌饔胨瓮龊蠼喜衅埔琶裰曳叨哉掌鹄础Ｌ鞠в敕泶滔悦饔谧掷镄屑洹保晌�
知者之言。这样的例子在赵生前死后应该还可随便举出很多，包括有人在他儿子赵仲穆的《墨兰》上题的“滋兰九畹空多种，何似墨池三两花。近日国香零落尽，王孙芳草遍天涯。”作者张雨说起来甚至还是与赵父子关系均相当不错的一位朋友。尽管事后仲穆画《黄粱梦图》并题诗于上持之赠张，认为“举世通惊梦一场，何须抵死说黄粱？劝君切莫频开口，恐起癡人论短长”，委婉表示了不满之意，但这首诗还是迅速在圈子内外流传了开来。看来，赵在自己文集里所言“若夫人心之险，又非水之能喻也。谈笑而戈矛生，谋虑而机阱作”云云，倒也并非完全是无的放矢。当然，对待来自舆论的抨击与讥刺，赵的虚心态度一向有目共鉴，这就使得那些有心找他碴子的人自然无法发起持续攻击。尤其是在杭州任职的晚期，除了以更谦卑更诚恳的态度在公众场合与人周旋外，他还写下了大量深忏痛悔的诗篇。在鸥波亭的临水楼台和西湖边的文艺沙龙里度过的那些最后的夜晚，赵似乎更热衷于片刻不停地在向人家解释他欲掩弥障的出仕问题。他饮着龙井，画着山水，尽可能将自己打扮成忍辱负重、迫不得已的红尘严光或烟波钓徒张志和。虽然“我今素发飒以白，宦途久已思归耕”，无奈“倦游客子何时去，屡欲言归天未许”，这就是他打算让世人了解的他
的所谓真实境状。而实际发生的一切也许令人沮丧，直到十年后他在自己湖州鸥波亭的家中病逝，除了与他行迹相类的那帮朋友外，几乎看不到还有什么别的人愿意接受他这样苍白、乏味、言不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