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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汉人大员走马灯似的起起落落，不是被炒鱿鱼就是下令处决。其中桑哥的前任卢世荣死后甚至还受到以其肉饲禽獭这样令人发指的酷待。总之，不清楚赵对自己官场前途的担忧与畏惧究竟始于何时，但至少在次年年底寄杭州友人郭佑之的私人信件中，一派心灰意懒之态已跃然纸上，其中有云：“夙兴夜寐，无往而不在尘埃俗梦间。视故我已无复存者，但赢得面皮皱折，筋骨衰败而已”。类似情绪还集中流露在同年所作《罪出》一诗中，“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哀鸣复谁顾，毛羽日催槁”，整个一个含冤受曲，哭诉无门的可怜形象。虽然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一切都不过出于他的自找。
这时候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令人胆战心惊的事情。一日忽必烈于南书房约他闲话，突然间就提出了两位降臣高官留梦炎与叶李人品谁好这样事先根本意想不到的问题。由于与他同样选荐上来的叶李此时已位居中书省右丞这一令人眼热的要职，自以为有机可乘的赵当即以“李所读之书，即臣所读之书，李所知所能，臣亦无不知无不能”为由试图贬叶，同时将他的父辈朋友、南宋末年以媚权相贾似道起家的尚书留梦炎誉为“为人性厚重，笃于自信，思虑甚远，善断国事，有大臣之器”。但紧接着皇帝的一番疾言厉色的训斥犹如兜头一盆冷水。忽必烈认为：“梦炎在宋为状元，位至丞相。当贾似道误国罔上，梦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能伏阙门上书，请斩似道，是贤于梦炎矣”。他同时又毫不客气地挑明问题的实质在于：“卿以梦炎父执友，故不敢斥其非”。作为对赵的惩罚，皇帝命令他当场写一首诗将留讥侮一番。自以为得计的赵在这样弄巧成拙的事变面前，为求自保又焉敢违逆？也活该他的朋友兼前辈倒霉，“状元曾受宋家恩，国困臣强不尽言。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在把留骂得一文不值的同时，又忍气吞声拼命表明自己对元帝国及皇帝本人的忠心耿耿。在赵的一生中，无论政治与生活方面，这都堪称是他生平所受到的最大羞辱
。尤其让人觉得后怕的是：在明明已有自己固定结论的情况下，忽必烈如此一番居心叵测的举作，显然暗示着此人政治上对自己已怀有戒心。于是，在几个月后皇帝又向他请教对宋太祖赵匡胤的看法时，余悸未消的赵只好连连谢罪，干脆以“臣不能知”加磕头为对。《赵公行状》说他此后“自是稀入宫中”，《元史·赵孟畲芬蔡傅健懊项自感久在帝侧，必为人所忌，力请补外”。如果这些纪录可以相信的话，这表明同僚倾轧、蒙汉对立，尤其是伴君如伴虎的险恶的政治环境，已经令赵从内心深处感到厌倦与恐惧。在反复权衡利弊、掂量得失之后，他为自己确立的新的现实形象是苏东坡那样诗酒风流的文章太守。次年六月，赵多次要求下派到基层锻炼的申请终于获得朝廷批准，出任山东济南府总管同知。作为极富象征性的巧合，这一年，他的岁数正好距离“四十不惑”剩下不到几个月的时间。
第二章
从松雪斋到鸥波亭（4）
大约在此前后，打算放弃政治雄心，以交游与书画创作构筑生活主要内容的后赵孟钍贝沼谝剂恕Ｕ馐窃酥凉糯泄帐醯男沂隆Ｎ颐腔刮薹ǘ隙ㄕ缘背踝鞒稣庖恢卮缶龆ㄊ保裆纤耐纯喽丛拥墓獭Ｒ蛭飞险舛ノ谏幢暇估粗灰祝慰鑫怂踔粱垢冻隽宋鋈嗣坝锌赡苁艿胶笫劳俾畹拇邸５牵梢钥隙ǖ氖牵彼侥旰蠹媚先温鼐┙桓豆峦瓯希哉扇瞬≈匚善蚣倩氐胶菔保羧招男厶煜碌募檬辣Ц海老∫鸦饕黄普嫠苹玫闹缴显蒲塘恕Ｋ群笱罢医杩谕翊橇斯饭葜鞴芎蜕轿魈贩谥葜嫒芭┦碌娜蚊屑湮椤恫鼐酚φ俣淘莼毓淮伪本┩猓恢币陨硖宀缓眉跋热肆昴关叫枨ㄔ嵛衫翟诩抑星毙幕媸隆６嗄甑囊帐趸奂由夏谛哪延肴搜缘奈朐鬼诓徘榈那褂胍枷掠倘缙俨伎裥骸诮喟椎闹骄钌仙⒛獭⒁馓莺帷佣纬梢恢旨淮丛煨裕坏苯褚仗车娜ㄍ砺奂彝醪粲骷移科男碌幕纭Ｈ绻行巳げ橐幌绿ㄍ逖д叽骼鲋檎淼恼缘闹技傲鞔嗄瓯恚突岱⑾炙簧行矶嘀匾髌肪捎谡庖唤锥巍Ｔ谄渲形ㄒ淮媸赖哪欠颐鞘煜さ淖曰裰校淠晁氖逅甑恼匀逖拧煜校踩灰桓笨雌坪斐镜难印Ｅ员呋褂兴笔币庥涛淳√庑吹囊�
首七律：“致君泽物已无由，梦想田园霅水头。老子难同非子传，齐人终因楚人咻。濯缨久判从渔父，束带宁堪见督邮。准拟新年辞官去，百无拘系似沙鸥。”尽管自赵数年前应召出山那一刻起，为了掩饰自己热衷仕途的志趣，对周围的朋友及社会舆论有所交代，山中林下什么的作为一个潇洒的话题就一直出现在他笔下。但从这首诗中如此坚决彻底的态度来看，似乎不大像是闹着玩的。另外细读《元史》也可以知道，他的济南同知一职虽说因去京公干作罢，其内在原因却为与一个省政府监察部门的蒙古官员韦哈剌哈孙长期不合，后者一次次向上头打小报告，说他坏话这才干不下去。
这里我想稍稍旁涉一下德清的水势，至少这可以帮助我们对赵在该地别业的位置作出大致无误的判定与确认。在作为一个个人政治标识的松雪斋时代行将结束之际，这一点也许显得尤为重要。尽管由于环渚皆山，溪涧密布，从而使任何想弄清从西天目下来的诸峰湍流如何在这座县城里纵横交错的努力困难重重，甚至在当地的县志里也一向纠缠不清，但它的三条主要水道——余不溪、龟溪及汇总后由湖州入太湖的余英溪——仍然不难分辨。虽说它们在当代的水利志里总名霅溪，其间各段水源历代以来却一直有着自己的独特称呼。而就对此文至关重要的余英溪而言，指的应该就是从武康城外至湖州埭溪乡总长约二十余里的这一段。根据前引戴表元文及元初书画里的有关题识，松雪斋的确切位置在余英溪龙洞山下这一点基本上可以无异。龙洞一名虽说自元末起一向湮没，但通过对历代郡志及有关图籍的阅读与分析，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位于现今德清龙山乡境内的王母山——明代以降又名响应山与黄陇山——即古之龙洞。这不仅因为此山的高度及地理位置大致与之相符，更重要的是它独特的人文景观：瀑布、亭阁、寺庙与龙穴
，无不与当年《剡溪文集》里的具体描述丝丝入扣。而且，在除计筹山外德清的大大小小三十余座山峰中，这也是唯一留下有名寺和古代高人居住记载的地方。可以想象，在大德初年前后，赵偕妻乞假归隐，以逸待劳那几年中，这对恩爱夫妇除偶尔去杭会友及参加艺术活动外，一直隐居在山下的别墅里拈管吮毫，朝夕相伴，其“绿蕉泻影昼挥翰，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旖旎风光该是多么自在且让人神往。由于当时赵在朝廷中唯一的倚仗元世祖忽必烈已经去世，好不容易平息下来的皇室内部围绕权力的争斗再度迭起高潮。继位者成宗皇帝铁木耳虽说已经登基，但占据青海新疆一带，同为成吉思汗孙子的海都却对他丝毫也不买账，于是，同室操戈，积尸如山，这场争夺皇位的战争一直延续到成宗死前一年（公元1304年），才终于以后者战败去世得以结束。因此，无论就政治机变及个人安危角度来考虑，其时赵为自己断然作出的“隐而不拒于出也”（戴表元语），以退为进、静观其变的策略都不失为一项明智选择。再说在德清的乡居生活确实也使这位前朝王孙新朝宠臣深感宁静与喜悦，至少令几年来畏谗受讥、战战兢兢的内心压力得到了有效释放。宋濂《姑苏幻住庵记》说他与后来成为生平知已兼精神导师的吴中高僧中峰明本的结交就始于此时，这一点
非常重要。其间他写下大量寄情山水、渴慕清闲生活的诗篇，还多次沐手熏香精绘陶渊明彩像，用于赠人或自赏（其中一卷形式上颇肖现代连环画的力作《陶潜遗事》甚至有十余幅之多），依稀可窥其当时迷惘消极心志之一斑。
几十年后，门人杨载为他私谊甚深的老师写传记，显然出于为尊者讳和不愿开罪朝廷的双重考虑，对赵四十二岁至四十七岁出任江浙儒学提举前的这段特殊生活思想经历照例只字不提。《元史》里的本传虽说成书年月已是明初，除了简洁得不免令人生疑的“久之”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