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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明朝来信（2）
三
在看不出有什么迫不得已的特大变故的情况下，想让自己的生活从令时人眼热的吴县正堂的威风和锦衣玉食，一下退回到类似古代隐哲那样林下水边的清静无为，这似乎算得上是一种愚蠢的想法，至少在世俗的眼里看来是这样的。但自从二十年前袁的偶像兼知己李卓吾辞官后寄居湖北黄安耿氏兄弟家中潜心佛道、著书立学、发表惊世骇俗的煌煌巨著《焚书》、《续焚书》以来，对人生真义的探寻在晚明知识界一时间俨然而成为一种时尚或风气。尤其是此人对被奉为道德楷模与处世准则的宋明理学的激烈批评态度，包括他唾弃仕途功名，削发出家，广泛征求女弟子，向寡妇化缘，指导幼弟狎妓等愤世嫉俗行为，一时间在令文坛内外大饱眼球，普遍感到震惊的同时，确也使其中那些原本就不太安分的家伙，如南京的焦弱侯，浙江的陶周望兄弟，长洲江进之，大同巡抚梅鼎臣等在思想上找到一种归家的感觉。他们不仅精神与生活作派上立刻与之惺惺相惜，引朋呼类，比学赶帮超，甚至在著作里也很快出现了频率相等的呼应与回声。而公安三袁（袁中郎、兄袁伯修、弟袁小修）一生招摇、放浪，令世人瞩目的时代叛逆者形象，更显得像是从李的思想胎盘里直接分娩出来的精神产儿，并经得起任何形式的NDA血缘测试。无论后人如何评价，对于十六世纪
末隐居湖北麻城芝佛院聚徒授道的李卓吾，和顶着江苏吴县知县乌纱怨声载道，倡导性灵主义文学的袁中郎来说，他们之问的奇异关系确实很像是三百年后共同制造精神炸弹《共产党宣言》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他在悖逆时俗的道路竟然一意孤行得如此之远，以至将他的老师李贽都差不多抛在了身后。我如此持论当然有恃无恐，如果现在是公元一五九五年，而你碰巧刚好又是他的三舅父龚惟长先生，你会在当年深秋的某个黄昏读到他寄自苏州的那封著名长信。信中他告诉你“……岁月如花，乐何可言？然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支舄，烛气薰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人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产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
可无愧，死可不朽矣……”有意思的是，在此之前实在想不起还有什么人会以如此另类的姿态，详尽探讨专制政体下艺术家的人生角色定位问题。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他所开列的这张有关五种理想生活模式的名单上，最后一种居然是行乞！而为主流社会推为首选的皓首穷经，读书做官一途，反而被一笔勾销。作为一名有着不可限量前程的年轻政治明星，这样的离经叛道与本末倒置确实令人吃惊。任何打算辨认他身上宗教印证的研究者，都能轻易发现其时正方兴未艾的佛学精义的影响——在与儒家正统思想进行长年斗争，并最终取得阶段性胜利的背景下，而这一点正是李贽对明代文学的独特贡献。
四
在苏州的知县生活成为袁一生中的惨痛记忆。以万历年间天下第一才子的名头而被委以江南首富之区父母官的肥缺，这在旁人眼里该是何等眼红心热，叫人几疑身在梦中的奇遇，而我们年轻的诗人兼资深佛学专家居然为此长吁短叹，并将它看成是苦差乃至厄运，看来天底下确实没有比这更古怪，更荒诞的事情了。如果说他天生就是一个像李白那样只会写诗喝酒，不谙人间事理的家伙；那也不算什么，问题是现在所能在《苏州府志》里查到的有关他政绩的记载倒也不坏。他的弟弟袁小修后来回忆自己当初作客吴县时的所见所闻，也曾有“中郎治吴严明，令行禁止，摘发如神，狱讼到手即判，吴中呼为‘升米公事’，县前酒家皆他徙，征租不督而至”这样的誉语，依稀一个如同时代人海瑞，王阳明那样恪守职道，勤政亲民的清官形象。那么，是什么让一个前不久尚“望官如望仙”的政治猛客瞬间沦为“觉乌纱可厌恶之甚”，并最终挂冠而去的社会闲散人员除前述精神信仰层面上的变化外，更现实的原因恐怕还在于蟒袍顶戴的身体与山水文章的头脑之间不可避免的剧烈冲突。何况这中间还有一盏哲学的明灯在闪闪烁烁，并以其所谓宿命论的永恒光辉照彻存在与虚无。可以想象，在吴县县署后面那所带花园的小楼度过的那些日夜，他的心灵犹如西洋
朋友利玛窦送的那架自鸣钟的钟锤摇摆在人世与出世，庙堂与江湖，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两种彼此对立的人生格局之间，前后矛盾，左右为难，受尽煎熬折磨之情溢于言表。而最终，对自由精神的呵护与膜拜似乎还是战胜了体制的桎梏——其情景仿佛火焰穿过甲胄。在其时写给各地朋友的大量书信中，对此他自己也曾或多或少有过一些真实而生动的描述。比如一五九五年秋天他给同年进士兼文章知己、时任浙江遂昌知县的戏剧家汤显祖写信，就曾较为详尽地流露过自己当时的真实思想。“作吴令，备诸苦趣，不知遂昌仙令，趣复云何？
俗语云‘鹄般白，鸦般黑’，由此推之，当不免矣”。在这样不无自嘲与戏谑色彩的开场白后，他举出一位历史上的大人物陶渊明的例子，抚古思今，自剖心迹：“人生几日月，长林丰草，何所不适，而自苦若是？
每看陶潜，非不欲官者，但欲官之心，不胜其好适之心，丑贫之心，不胜其厌劳之心，故竟归去来兮，宁乞食而不悔耳”。最后，他以精神胜利者的口吻告诉汤，自由是人生第一要义，这就是为什么庄子要在他的书中将《逍遥游》列为首篇。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弟观古往今来，唯有讨便宜（自由、闲适的意思）人，是第一种人”。
第一章
明朝来信（3）
五
也就在此信寄出后不到两月，明代政治文化舞台上的一出好戏——或称闹剧——在并未准备就绪的情况下，匆匆忙忙拉开了帷幕。站在旁观者的立场，将袁公元一五九六年春天的突然辞官形容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事实上应该并无任何夸张之嫌。一方面是精神火焰召唤下对自由生活的企盼与向往，一方面是同僚的劝阻，士民的挽留，上司以及清议的不以为然。从当年三月递交辞呈到次年初春始获恩准，整整一年的焦头烂额和寝食无安，事情的难度，复杂性，以及所承受的压力显然都超出了他本人原先的估计。由于此前有他的朋友李贽、陶周望等的成功个案可供援引，袁一开始使用的借口也是家亲无人奉养什么的，紧接着又声称自己身患重症，并且已到了奄奄待毙的程度。同时私底下又通过各种关系请托说情，乞求吏部恩准。到后来，甚至发展到不惜以身试法，租用车辆将妻儿奴仆提前载走，向上司发出最后通牒，扬言再不批复，就将弃官出走。从他先后摆出的这些破釜沉舟、形同拼命的架式来看，可以想象其内心对仕途红尘的厌恶与恐惧已到了何等极端的程度。我的一位学者朋友喜欢将袁这期间的可怜形象戏呼为男性祥林嫂，称得上是个相当准确而精彩的比喻。即使对此事的来龙去脉缺乏了解，在读了以下这些写给各地朋友的叫苦连天的
信札后，相信也一定会发出会意的、同情的微笑：
“作吴令，无复人理，几不知有昏明寒暑矣！
何也，钱谷多若牛毛，人情茫如风影，过客积若蚊虫，官长尊若阎罗。以故七尺之驱，疲于奔命，十围之腰，绵于弱柳。每照须眉； 辄尔自嫌，故园松菌，若复隔世。”
——致沈存肃博士
“走萧散无用人也，一入吴县，如鸟之在笼，羽翼皆胶，动转不得，以致郁极伤心，致此恶病。大抵病因于抑，抑因于官，官不去，病必不痊。”
——致朱一龙司理
“作令若啖瓜，渐人苦境，此犹语令之常，若夫吴令，直若吞熊胆，通身是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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