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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作品，热情沤歌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
“那就对了。”马主任满意了。
汪凡果然才气不凡，一发不可收拾，经常有诗作和散文发表。
张大姐有天提醒他，最好用笔名发作品，不然影响不好，会有人嫉妒你，讲你不务正业。汪凡不听，心想，就是要扬扬名，让那些王八蛋不再小觑自己。果然有同事递了消息，说某某领导对你搞创作有看法了。汪凡也并不在意，俨然傲骨挣挣。你当你的官，我写我的诗，互不干涉。当官有什么了不起的？李鸿章讲天下最容易的事莫过于当官，你那个官我当不像？我来当的话，肯定比你出色。可我的诗你写写看！我搞创作，充其量也就是晚上不打麻将。你们天天晚上玩麻将，那才是玩物丧志！
汪凡感到自己很潇洒。人哪，就该这么潇洒。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何以庸人自扰？
十
文学创作有了名气，市文联关注他了。文联刘主席有回开玩笑说：“愿意丢下乌纱帽到文联来吗？我看你若有兴趣，专门从事文学创作，注定要成大家的。当然，我也是随便讲的，首脑机关前途无量，谁愿到我那小小土地庙来呢？”
刘主席确实只是随便讲讲，但汪凡真的动了心。我汪凡有什么乌纱帽？一个二十四级干部！就是当了市长，也是个七品芝麻官。全市人口一百多万，市长只有一个。当诗人可是没有名额限制的。他很当作一回事，对刘主席讲，可以可以，正合我的心意。
汪凡决定调文联后，成天憧憬着新的理想。不，这早就是我的理想了。他想，调到文联之后，再也不受市府机关这繁文缛的拘束，也不须那么正统了，可以关起门来神游八极，须发变成马克思那样也无人干涉。说不定发了有影响的作品之后，会有满脑子幻想的女孩子登门拜访的，见了自己蓬头垢面的样子一定很吃惊。他仿佛已看到一个美丽的少女的惊骇而疑惑的目光，那场面会很浪漫的。
当他正做着诗人梦的时候，被提拔了，任副科级秘书。事先没有任何消息，汪凡自己也很感突然。他疑惑地问张大姐：“我汪凡何德何能，也当个副科级秘书？”
张大姐笑着说：“你成熟了嘛，组织上自然要用你。”
汪凡说：“大姐你就别打官腔了。”
张大姐这才说了几句推心置腹的话：“你自己应明白，你现在的文字功夫已是公认的，办公室缺你不行。不提拔你，你会安心吗？前不久不是有人反映你有情绪，想调到文联去吗？但又考虑到你太年轻，提个副主任，怕难胜任，就提个副科级秘书。不过这也确实是重用你，你看同你一道分来的那几个大学生，不都还是一般干部吗？”
汪凡这才知道组织上对他采取的是安抚政策。
机关里的人们对干部的任免问题一向是最感兴趣的。大家一见汪凡，就拍着肩膀说，小伙子不错呀，年轻有为，以后当了市长，可别忘了兄弟们啦。
汪凡只是极谦虚地玩笑道：别那么讲，李先念十八岁就当军长了，我今年二十六了，才是个副科级，也不是什么官，最本质的意义是每月加六块钱，只够买半只鸡。
既然被提拔了，就不便再提调动的事。天天有人热情地道喜，心也安了许多。不久，因为马主任讲到一件事，他彻底打消了调动的念头。那是办公室政治学习时，马主任讲，他有位中学同学，后来当了作家，前几年到了德国，现在生活得并不自在，自己写的书自己摆摊子销。有人羡慕西方生活，中国如果“和平演变”了，生活的秩序就全乱了，我们当干部的干什么去？当作家的不也自己卖书去？同志们，要坚定信念哪！
马主任的这番话为什么如此深刻地触动了汪凡，他自己也说不清。
日子很平淡地过着。有时通宵达旦写材料，有时一连几天无事可干。人们见了汪凡总很客气地问：汪秘书，忙吗？汪凡照样回道，不忙不忙。然后匆匆走开，一副马不停蹄的样子。有回基层来的同志找他办事，问汪凡是哪一位，因为直呼其名，他内心竟微微不悦，但没有表露出来。事后想到这件事，在心里狠狠教育了自己：汪凡，简直是堕落哪！若有人看出这一心迹，不要戳断你的脊梁骨吗？尽管明知当时不温不怒，但仍唯恐有人洞悉他的内心。
那天晚饭后，汪凡很悠哉游哉地到河边散步，在几年前坐过的那棵樟树下坐下来。红日衔山，河面流金溢彩。汪凡心情极佳，不禁回想起几年来做过的事情，想起周围的许多人，马主任，张大姐，传达室老头，市长们。发现都是平常的自自然然的。人似乎就是人，任何奇怪的东西都没有。自己也不必把什么事看得那么认真，特别是不能计较小节。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该糊涂的就糊涂，该含混的就含混，该朦胧的就朦胧，这才是潇酒。张大姐就最潇洒，无怨无尤，不争不斗。回来时，走进市府机关对门的冷饮店，要了一杯冰牛奶，坐下慢慢的喝。市府门口，辉煌的路灯下人们进进出出，都很平常。几年前刚来时，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这里面的人很生硬，木偶一般。
汪凡还准备要一盘冰淇淋，忽然想到今晚马主任约他打麻将，就起身回去了。
《今夕何夕》
一
关于张兆林的发迹，人们有很多种说法，似乎又没有一种说法可信。但一传十、十传百，就切合了群众创作的规律，艺术手法倾向于古典，听起来像寓言或者童话。人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张兆林当了地委书记，而是他为什么就当上了地委书记。这世界是不是出问题了？谁都在窥测别人，谁都不相信谁。你成了百万富翁，肯定心黑手辣，要么勾结贪官。你成了达官贵人，肯定精于拍马，要么上头有人。谁也不信服谁的才德，谁都认为自己本也可以像谁谁那么出人头地，只因机运不济，或者不愿像谁谁那么做人。
外界的议论沸沸扬扬，神神秘秘。张兆林那里却看不出什么变化。他那大翻头依然一丝不苟，步态依然不紧不慢，说话依然有板有眼。秘书仍是孟维周，司机仍是马杰。轿车也是原来的轿车，桑塔纳，牌照5号。地区领导小车牌照号码顺序沿袭好几年了。老书记陶凡是1号，行署陆专员2号，人大李主任3号，政协夏主任4号，张兆林原任主管党群的副书记，排在5号。现在陶老书记少用车，可又不便这么快就把他的车配给别的领导，那辆1号皇冠三点零就天天在车队待命，应临时用车之需。
盂维周和马杰几乎是同时到张兆林身边工作的。两年前，孟维周大学毕业，马杰从部队复员。当时正巧张兆林的秘书提到县里任职去了，司机调走了。李秘书长征求张兆林的意见，看谁合适些。本来按惯例，地委领导的秘书应是副科级以上干部充任，司机也要技术好，有资历的师傅。张兆林却不在乎这些，说地委办的同志都不错，谁都可以。但跟着我是辛苦的，最好安排新来的年轻同志。李秘书长琢磨张兆林的意图，就安排了小孟和小马。小孟小马进地委办，张兆林打过招呼。
小孟同小马共事没多久关系就微妙起来。小马大小孟几岁，在部队也是给首长开小车，见的世面多，总看不惯小孟的斯文。他只知道自己是张兆林打招呼进地委办的，对小孟便不以为然。小孟也慢慢地不喜欢小马了，但他不怎么流露。他的姨父是地委党史办一位快要退休的副主任，给了他许多调教。小孟是个聪明人，心得不少。就说对小马的称呼，他都再三斟酌，显得老道。叫小马，人家比自己大；叫老马，人家并不老；称马兄，有种江湖气，在县以下机关还可以这么相称，在地以上机关就显得不严肃了；直呼其名，似又欠尊敬；最后决定还是叫马师傅，平常些，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同事之间相处，不带感情色彩是上策。姨父说过，千万不要与同事交朋友。初听此言，他觉得似乎太残酷了。但他不能不相信姨父的话。姨父是他们家族地位最显赫的人物，一直受着三亲六眷的尊重。乡下的亲戚们只知道姨父在地委做大官，不可能理解姨父的不如意。小孟想姨父这辈子仕途坎坷，并不得志，肯定有许多铭心刻骨的教训。小孟记着了姨父的话，不管马师傅怎么忘乎所以，他也大抵可以做到心平如镜。但他内心对马师傅的做派是看不起的。他最不喜欢的是马师傅在张兆林面前过分张扬的殷勤和效忠。觉得这种人是乐于扮作走狗的那一类。过了一年多，小孟提了个副科级，马师傅更加不畅快了。他不畅快，小孟更觉难受。出差在外，小孟同马师傅几乎二十四小时在一起，那才不是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