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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来这个形象蚀在我的记忆里，越来越深。十一岁是不该去对女乞丐的乳房发生崇拜和惊羡的。贺叔叔看见了我目光的靶心。他叫我一声。我看看他，从他担忧和困惑的眼神里，我知道自己是荒谬的。我们同时又去看一眼女乞丐。一个感觉在我心里悸动一下：贺叔叔的手托住这乳房。就是那只走起路来不甩动的手，它之所以不用动是因为它有一个使命；手和这只乳房，它们有个秘密的关系。
贺叔叔又叫我一声，皱起眉，露出父亲式的焦灼。他说，你可把人找苦了小伙子！他走过小小的空场地，走过木盆和山芋饼，一时间把人们视线的瞄准弄乱了。他拉起我一条手臂，说：有什么好看的，车在那边等咱们呢！仿佛他自己也没意料到的一个动作，他随便从口袋掏出一个小纸票儿，投在那只木盆里。两张二十斤的粮票。他扯起我走出人堆，女乞丐在后面叫：大哥，把盆拿去吧！
贺叔叔没理她，脸上有浅度的恶心。女乞丐叫他〃大哥〃人人都听到了。他不想那么公然地做她〃大哥〃。本来那点儿不经意的梯己，全让她卖弄出去。他还怕她会叫着叫着上来拉他，献出一只美丽的洁白乳房。我想贺叔叔是先我一步看见女乞丐的，也一定看得比我深入。一边看一边从贴身口袋掏出所有粮票。两张小纸票在他手心不停地团着，在指缝间捻揉，心病似的愈结愈紧。如同《紫槐》中的少年士兵和老妇人；似乎有一丝私情是他不愿暴露的。所有人同她都似乎有一份暧昧的私情，他们正受折磨，却不能承认。
贺叔叔拉着我的手，一直拉到吉普车里。我一直找不着贺叔叔的眼睛，车内是暗的。我叫了他一声，他回转脸表示答应我，可我仍拢不着他的眼睛。按说是哀哀的，按说是《紫槐》中那少年的。一个人不给你看到他眼睛的时候，不管他怎样把整个面容给你，你都是找不到的。
在几年后那些批斗会上，贺叔叔罪人一样由衷地低下头，人们把他的头发向后扯起，想让台下所有喊〃打倒贺一骑〃的人看看他的面容；他们看见了他被扯出了位置的五官，却看不见他的眼睛。那个时刻，只有一霎，十五岁的我看见了他的眼睛。只有我一个人看见了，是他给我看的。他只给我一个人看那里面的委屈、狂怒，那令他疯癫的自尊的剧痛。他只允许我看了那一霎。
〃文化大革命〃。
不止了，是三十年前了。
是，叫红卫兵。
不是坏人，就是和我当时的年龄相仿的孩子。有的稍大些，二十来岁。
参加过，后来退出了。我发现一篇很长的批评文章一共才用了七百多个字，就退出了。重复性太高，多枯燥。
离开火车站以后，我没有再见贺叔叔，直到秋天。他还是照原样揉揉我的头发。我们还像原先那样亲熟。整个的来往中，却有了一截省略。
我从来不能确定那一夜存在过。
第三部分 1。心理医生在吗（31）
他想必是把那些都摆设好了，在快入夜的时候，说他有三五句话必须和我谈。我们都被系里那架愚蠢的老复印机延误到那个钟点。十一点，四百页书稿订成册。就是他和我合作了两年的那本书，《中国当代文学语言的非流通性》。
没有告诉过你吗？
没关系，你需要记的事太多了。
在专注于这本书写作的时间内，我和舒茨成了我俩私人关系的局外人。他不甘心这样，有时我也不甘心。
我也不甘心。不明白为什么。我以为最希望的就是这样相安无事，偶然约会，许多事情不去深究。这好像应该是七十岁的男人和四十五岁的女人之间最明智的关系。你知道他妻子还在挽救他们的婚姻。有次来了个中国运动员的参观访问团，酒会上挽臂走进来的老夫妇，就是舒茨和他妻子。我立刻喜欢上了这个盘起灰色发辫的女人。她有着和丈夫一模一样的顾盼和微笑，一模一样的端盘子、持餐具的手势，完全相仿的方式扮个鬼脸。她同舒茨被同一种生态环境演化，成了绝好的一副对称体。长久的厮磨和摸索，两副天性如七巧板那样一点点淘汰误差，一点点拼对如整体。非得怎样甘愿被埋没的女子，才能与她的男人形成如此的唱和。她给所有人留下的最好的印象，是她不企图留任何印象。她是淡雅的一份，可有可无，却在舒茨忘了的事情上都能给予精确补救。她轻快抹去舒茨落下的一片菜叶，拾起他扔的不是地方的一只纸杯，替他换一块干净餐巾，自如与协调，几乎像是舒茨在自我纠正。他们完全不知道那种滑稽的一体性。
舒茨和她去婚姻调解处，已有一年了。
一个女人已经溶解在他生命里，他怎么会不寂寞？好的婚姻都寂寞。达尔文的婚姻也是寂寞的。寂寞在达尔文那里，是甜美的。在舒茨那里，也一直甜美，直到一天他决定它是苦的。
对，是我出现的那一天。他这样说的。
我们的面谈延长了三小时，就是那一天。
我对他，相当好感。两个星期后，他第一次请我吃午饭，后来是晚饭。后来晚饭桌上有了蜡烛。烛光使我们的脸容和神态意味深长起来。
不爱他。但这份不爱不是时时刻刻很清楚。
第三部分 2。心理医生在吗（32）
我不甘心不爱。偶然地，我会刺激一种亲密的可能性。常在他接受〃我们不相爱〃这个现实时，我对他忽然爱恋起来。
这样：我们装订完了三十本书稿。忘了告诉你，这是他的办公室，窗外有湖，湖上来的风带形状带棱角地打在玻璃上。白天，他电脑搁置的角度使他眼睛的余光能纳入一点湖色；或者说，湖色太亮时，便会入侵他的眼睛。写字台很大，拐个弯，是系主任该有的那种凌驾之势。它的对面有两个沙发，给来谈自己各种麻烦的系里的教授坐的，还有我这类助教。茶几上放了一块干了的三明治，给两排牙齿轧成一个凹形，如同牙医拓下的牙齿模型。清扫工推着车，一层楼一层楼地逼近。舒茨拿出酒来。
我说：真惊讶，你还有酒！
舒茨天真地笑了，说学校只是处处贴〃不许抽烟〃的警语。他说不仅准备了酒，他还去理了发。
我欠起身，去跟他碰一下杯子。祝我们的合作将有个成果。他误认为我话里有话，眼睛中的灰色变得湛蓝。我看着他年轻起来的脸，皱纹和白发都成了一种伪装。他晃着酒杯，深红液体一圈圈上升，就要从杯沿出来了，他停住，鼻尖凑到杯子口上，深嗅一口。一个有酒文化的人。
我喝了一口酒，感到自己还是凑兴的。
他说你以后会喝酒的。
不，不紧张。
可能有一点紧张，因为我急于知道事情在往哪里走。
他不能完全找到我的眼睛。他谈起歌剧来，谈两个星期前看的那场《阿依达》，一些乐句开始出现在他的话里。他说起它在大都会首演时，露丝·班姆顿①的辉煌。我爸爸那么狂爱音乐。在他十四岁时，主管音乐教育的神甫对他说，孩子，放弃吧，你耳朵的音准很坏。从此人们见他狠狠颤动腮帮，那是他在内心奏乐，在内心奏得惊天动地。他在我妈妈和我面前倒不太在乎我们的耳朵，常会上不沾天下不沾地地来大半个旋律。那是他内心的陶醉禁不住了，突然冒出了他形骸的容纳。
他结束了第三杯酒。电梯上升的声音响了许多。
第三部分 3。心理医生在吗（33）
我心里敬重这个人，感激他为我而与妻子去婚姻调解处。为了我要吃很多苦去毁掉他的生态平衡。他是那种学者：可以把别人原创的想法打磨得光彩照人而他自己并不去原创。他是以别人的智慧而智慧的人，但他非常的智慧。我的感激和敬重在他对一切无所求时悄悄上升，成为爱。在他和我为一个概念争执的时候，或许，在许多人在场时他淡淡地隔着人丛向我一颔首。有一种骨血亲情才有的淡泊。我在类似的时刻会意识到我们之间颇美好的内心往来。我总是在系里每周四十五分钟的教学会上，远远地，让他看到我的眼睛。
而在夜半，一楼的学生教师撤光了，清洁工推着工具车一层楼一层楼地上来，我竟让舒茨找见了我的眼睛并让他许久地掌握着它们。这是无意中闯下的祸。根本不应该接过酒杯。在他打开脚边的柜门，一摞文件坍塌出来，他的手取出这瓶1988年的红葡萄酒的当口，就该道个别。
倒不是特别怕闯祸的后果。车窗把小站上的灯光甩入，田野里稻子成熟的味道从窗缝进入。我倒不特别怕，也不懂该怕什么。我们恐惧着我们所向往的。我们不是怕刀，是怕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