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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坤脸上这才好过些，笑道：“关书记这么认真，我也不好说什么了。有你这样实在的好领导，我们公安也好搞了。”
李大坤再客气几句，挥挥手走了。
陶陶辅导完了儿子通通，出来给关隐达倒水洗脸泡脚。关隐达正泡着脚，猛然想起要给朱克俭挂个电话。刚才随便同李大坤提到要他们研究一下工作方法的事，说不定老李明天一早就会同老朱说的。这一来就不对头了。他一般只能给下面的一把手直接下达指示，不然一把手会有看法的。照说李大坤要是有头脑的话，就不该自己向老朱去转达他的指示。但看样子李大坤还没这个心计，他只怕还会拿这事到老朱面前去炫耀，表明他在关书记这里得宠了。
关隐达让陶陶递过电话，挂了过去。接电话的是朱克俭的老婆，说老朱还没回来。
临睡前，关隐达再挂了朱克俭家电话，老朱老婆也不问问是谁，很生气的样子，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哕嗦？讲没回来没回来。”还不等他再开言，那边砰地放了电话。
关隐达放下电话，忍不住摇头而笑。陶陶问他笑什么，他说：“公安局朱局长的老婆好贤惠哩。”
这么一天下来，真有些累人，关隐达上床不久，就蠓咙入睡。却模模糊糊想到了那张明信片，他猛地清醒了。他同夫人的感情一直很深，可是年深月久，他又越来越想念那位远在北方的女人。其实他同肖荃同学时，只是常在一起玩，两人从未说破过什么。倒是别的同学总以为他们俩是那么一回事。毕业后天各一方，也常通信，但只是愉快地交流些与感情无关的事情。后来，他同地委书记陶凡的女儿结了婚。他向她发了喜帖，但她没来，也没有任何消息给他。当时他想到过自己也许伤害了一个女人。但那时候，他新婚燕尔，官运正旺，也不把这事太放在心上。他不到三十岁，在一个县里任副书记，眼看就要接县长，过几年又是县委书记。成天都有许多的事要干，也无暇顾及儿女情长的事。人一现实，便觉得感情上的事太浪漫，是小孩子们玩的把戏，倒有些好笑了。两人从此音讯隔绝。不到几年，陶凡退了下来，张兆林接地委书记，关隐达开始在县委副书记的位置上兜圈子了。他岳母曾感叹说，他是成也陶凡，败也陶凡。他有一段心情很灰，便又想起了肖荃。这时他才发现，他同肖荃是什么话都可以说的，而同陶陶却不可以。他便怀疑自己是不是深深地爱着这个女人？他不想存有这么危险的念头，便想这也许就是妻子与朋友的区别吧。但他的确想知道她的消息。她现在怎么样了？她成家了吗？但却不知I她的下落了。后来偶尔在报纸上看到她的一篇散文，写的是想‘念一位失去联系的朋友。他连读了几遍，他熟悉她的文笔，更熟悉她写的那桩桩往事，而她的那位朋友就是他！他相信这个肖荃就是他这几年常常想起的那个肖荃。“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她的文章在对故人的思念和寻觅中戛然而止。关隐达几乎要落下泪来。他一定要找到她！后来，经过了许多周折，才找到了她。原来她已随丈夫远去北国了。
人在深夜，意念常常是夸张的。他对肖荃的想念便春草一般疯长起来。
（三十三）
一连两天开县级领导联席会，也就没时间找朱克俭。他想李大坤也是五十来岁的人了，该懂得怎么处理同事关系，不会神里神经去老朱那里显示他同县委副书记的关系的。他这么侥幸地想想，也就不急于找朱克俭了。
四家领导，加上顾问、调研员坐在一起足有五十多人，还有列席的有关县直单位负责人，满满塞了一屋子。主要研究明年的经济工作，重点是几个大项目。发言起来，谁都认为自己要说几句，不然显得没水平。可一个事儿说来说去就是那么个理儿，所以后面发言的都只是把别人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周书记和向县长都显得很有耐心。个别同志说没有什么新的意见了，算了吧。但他们还是要人家说说。说说吧，说说吧，大家都说说。似乎这发言是一种政治待遇。关隐达对这一套早不陌生了，别的县差不多也是这种情形。只是他一直不喜欢这种作风。
他发言干脆，说：“我刚来黎南，还没进入情况，谈不出具体意见。只讲三句话：第一，听从县委和周书记的安排；第二，一定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第三，请大家今后支持我的工作。”
大家意见最集中的是刘先生投资城北大桥的事。县城往北是去地区和省里的路，可隔着一条河，很不方便。河也不大，但河谷很宽。丰水季就靠摆汽车轮渡，枯水季就把轮渡往中间横着，成了便桥。这里一年到头天天堵车，是县里领导嘴上念了多年的交通瓶颈，就是没钱修。这回主要是刘先生投资，省里和县里配套一些。修成之后，刘先生经营三十年，收回投资之后，再交给县里管理。
关隐达不了解刘先生的资信到底如何，但只要他真正投钱来，这是一个好项目。就这样一个好项目，也有些领导想不通，说这桥修好之后由刘先生来管三十年，合适吗？周书记发话了，说：“我也不讲什么大道理给你们听。我只知道这桥修好之后，他刘先生就是天大的本事，也搬不到香港去。就是他有本事把这桥搬到香港去了，九七年之后还是中国的哩。”
此事非同小可，需成立一个县领导挂帅的指挥部。王副县长分管着交通，会议决定由他任指挥部指挥长。王永坦也不说什么，只说：“这事我躲也躲不了的，我就干吧。”
家里有些弄清场了，天天晚上就有人来坐了。多是政法部门的负责人。来的人又多少带着些礼品，关隐达说什么都不收。他从那年开始走下坡路起，就坚持一条，绝对不贪不占。
心想自己任何事都没有就开始倒霉了，要是再让人抓了什么把柄不就更要倒霉？但是也注意把拒礼的方法搞得艺术一点，不伤人家的面子。这一点他是有教训的。刚倒霉那年，他有回下到一个乡里检查工作，乡里备办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招待他。他本来心情就不好，又不想人家日后说他大吃大喝，就把那位乡党委书记批评了一顿，就是不肯吃那顿饭，自己带着司机到外面馆子里吃了碗面条。那位乡党委书记偏又不是好惹的，过后到处臭他，说他假正经，还无中生有说他怎么怎么的。弄得他后来到基层去时常捞不到饭吃，走到哪里都灰溜溜的。在县级领导中，就有人把这事当做笑话背后宣扬。地委就认为他在这个县失去了群众基础，又给他换了地方。有一阵子，他怀着一股气，甚至也想同一般的领导一样，搞拿来主义算了，不管是不是分内的东西，拿来再说。这样倒与群众打成一片了。但还是管住了自己。他想这会儿自己正背时，明显落井下石的人倒没发现，但在一边想看他笑话的人还是有的。现在人家带礼品来，他就做得技巧些了。他先是推一阵，实在推不了，就收个一两样，再拿原来收的东西又打发一两样给人家，说：“既然你硬要讲这个礼，就该按老规矩办，有来有往。”
这样，就总是人家送的那些礼品在送礼的人手中转来转去，他反正不贪谁的。这有来有往倒也显得很有人情味。
但公安局的老朱没有到他家来坐。他并不希望天天晚上都有人来家里，一来影响儿子的学习，二来又要费神应酬。不过政法部门的大小头头脑脑谁都来过了，只有他一个人没来，倒显得有点不正常了。现在当领导的新到一地，总有些人要来拜码头，这已是规矩了，你想回避也回避不了。可老朱就叫他费琢磨了。他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两种可能。要么老朱是条好汉子，不搞这一套，如果是这样，我关隐达今后在这里会有一个真朋友。要么就是李大坤同他传达我关某人的指示，叫他多心了，以为我宠信了李大坤，不把他姓朱的放在眼里，他就不信邪了。关隐达在别的县管过政法，这公安局的头儿，多半是武艺弟兄，弄得好就跟你好得不得了，弄不好就叫你难受。他但愿老朱是条真正的好汉子。
但到底不能凭自己的愿望和运气去开展工作。他便决定提前听取政法部门的工作汇报，而且要求每个单位都要谈工作方法问题。一来他反正要听的，二来这样可以冲淡他同老李的会晤，免得朱克俭生疑。
这天县领导联席会散了，他便找政法委书记邓成国商量，要逐个听取政法各部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