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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夫的所见所闻，包括高丹娜所说的情况），来反映南斯拉夫的现实。文学所反映的现实往往比数字所反映的现实，令得读者的印象更深刻。《音符碎在地上》这篇文章就是一个例子。
音符碎在地上
《音符碎在地上》的象征意义是十分深刻的，它是“文学的语言”，是“感性的描绘”，虽然缺乏“官方数字”，但“理性的分析”已寓于“感情的描绘”之中。
高丹娜和尤今的谈话中还提到了农村人口大量涌到都市来，造成的“许多令人头痛的问题”、青年人道德败坏的问题等等。
尤今说：“我似乎听到了高丹娜心坎深处叹息的声音。”她这篇文章，最后也是以“文学的感叹”来结束的。她写道：
“唉，唉，唉。
“这天晚上，我们的谈话是在一种沉重的心情下结束的。
“沿着士卡达丽亚街走向大路，经过街首的餐馆，那位乐师还在奏乐，只是神情比刚才更慵懒，意态也更阑珊。一个个的音符，继续不断地从他的手风琴里掉出来。我朝下一看，满地都是音符碎片。
“人，无数无数的人，若无其事地坐在音符的碎片上，喝大杯的酒、吃大块的肉。
“今朝有酒今朝醉哪！
“走出土卡达丽亚街，回首望望，裂满一地的音符碎片，在月色的映照下，冷冷地闪着寂寞的微光……”
文章起尾，深具一咏三叹的韵味。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杜运燮和他的诗
作者：梁羽生
“十年浩劫”结束之后，我也得到一个“意外的收获”，许多久已断了音讯的朋友，好像雨后春笋似的，忽然又“冒”了出来，和我也重新恢复了联系。杜运燮就是其中的一个。
说起来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新晚报》创刊那年（一九五零年）他是翻译兼编副刊，和我做了大半年的同事。后来他走了，他编的那个副刊《天方夜谭》就是由我接手的。
虽然是同一个部门的同事，但最初的一个月，我们却很少交谈。他给我的印象是沉默寡言，好像很难令人接近。后来渐渐熟了，发现彼此的兴趣相同，我这也才发现，原来我对他的“表面印象”完全错了。他的热情其实是藏在“质朴”之中。
我是先识其人，然后才识其诗的。他写过一首小诗《闪电》，开头两节是：
有乌云蔽天，你就出来发言；
有暴风雨将来临，你先知道；
有海燕飞翔，你指点怒潮狂飙。
你的满腔愤慨太激烈，
被压抑的语言太苦太多，
却想在一秒钟唱出所有战歌。
这首诗是一九四八年他在新加坡写的，四十年代后期，他曾在新加坡的南洋女子中学及华侨中学教书。他写这首诗的时候，也正是他准备回国的时候。大概他是因为看到当时的那个正处于“方生未死”之间的中国有感而发吧？但这几句诗写的，不也正是有点像他自己吗？
公路满载激情
他最出名的一首诗《滇缅公路》，写于战时，也是充满激情的：
路，永远兴奋，都来歌唱啊！
这是重要的日子，幸福就在手头。
看它，风一样有力；航过绿色的田野，
蛇一样轻灵，从茂密的草木间，
盘上高山的背脊，飘行在云流中，
俨然在飞机的坐舱里，发现新的世界，
而又鹰一样敏捷，画几个优美的圆弧
降落下箕形的溪谷，倾听村落里，
安息前欢愉的匆促、轻烟在朦胧中，
溢着亲密的呼唤、人性的温暖，
于是更懒散，沿着水流缓缓走向城市。
而，就在这粗糙的寒夜里，荒冷
而空洞，也一样担负着全民族的
食粮；载重车的黄眼满山搜索，
搜索着跑向人民的渴望；
沉重的橡皮轮不绝滚动着，
人民兴奋的脉搏，每一块石子，
一样觉得为胜利尽忠而骄傲！
微笑了，在满足而微笑的星月下面，
微笑了，在豪华的凯旋日子的好梦里。
袁可嘉评论这首诗的特点是把“静止的公路作为动物来写，使它进入充分的动态”。诗人是以跳跃的想象，歌颂这条为中国争取抗战胜利的公路。
冷静的智者
但杜运燮的诗的风格并不限于表面的激情，他更多的诗是像冷静的智者一样，观察万物，用隽永的语言，用机智和活泼的想象来写。举他两首分别写于少年时期和中年时期的小诗为例：
异邦的旅客像枯叶一般，
被桥拦挡在桥的一边，
念李白的诗句，咀嚼着，
“低头思故乡”“思故乡”……
仿佛故乡是一颗橡皮糖。
（节录自一九四八年他在新加坡写的《月》）
一年年地落，落，毫不可惜地扔到各个角落，
又一年年地绿，绿，挂上枝头，暖心窝。
无论多少人在春天赞许，为新生的嫩绿而惊喜，
到秋天还是同样，一团又一团地被丢进沟壑。
好像一个严肃的艺术家，总是勤劳地，耐性地，
挥动充满激情的手，又挥动有责任感的手，
写了又撕掉丢掉，撕掉丢掉了又写，又写，
没有创造出最满意的完美作品，绝不甘休。
（《落叶》，一九六二年写于北京）
新奇的比喻，机智活泼的想象，在这两首小诗中可见一斑。
九叶诗人
三十年前有九个年轻诗人出了一本他们在四十年代所写的作品选集，名《九叶集》，杜运燮就是其中之一。也因此，他和另外八位诗人——穆旦、陈敬容、郑敏、王辛笛、杭约赫、唐湜、唐祈、袁可嘉被人称为“九叶诗人”。艾青在近作《中国新诗六十年》中曾这样评论他们：“日本投降后……在上海，以“诗创作”为中心，集合了一批对人生苦于思索的诗人，王卡笛、穆旦、杜运燮……等，他们接受了新诗的现实主义的传统，采取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刻划了经过战争大动乱之后的社会现象。”有一个尚未为外界知道的“佳话”是，艾青这篇文章原是在一九八零年六月在巴黎举行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文学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在这段评论“九叶诗人”的文字中本来还有一句“这是属于四十年代后期的像盆景似的园艺”的，后来有人对他提出不同的意见，艾青重读《九叶集》也发觉这句评论是不大符合事实，因而当他把此文交给北京的《文艺研究》刊出时，就把这句话删了。
杜运燮是一九一八年在马来西亚吡叻州出生的“华侨作家”，在当地读完初中回国就学，毕业于战时昆明的西南联大外文系。一九五一年从香港回到北京，初时从事新闻工作，后来到设在临汾的山西师范学院外语系任教。“文革”期间和许多遭受迫害的文化人一样，被送入“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实则是被打入“牛棚”。有位朋友告诉我一件在当时被目为“大胆之作”的事，他在受批斗之余，闷极无聊，居然敢写信去给当时也被打入“牛棚”的巴金，问巴金借一部《陆游诗集》。陆游虽然是宋代的爱国诗人，但在“文革”期间，陆游也是被列为“右派分子”的。（此事甚趣，原来因为陆游写的一首《钗头凤》词中有句云：“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东风恶”犯了大忌，因而古代诗人亦不免获罪矣）巴金也居然寄了给他。
令人气闷的朦胧
欧美现代派的技巧之一是诉之于直接的感觉，要求意象更加鲜活，想象更加瑰奇。因而读者的“联想”如跟不上作者，就往往觉得不可解。杜运燮去年写的一首诗《秋》被人“批”为“令人气闷的朦胧”，原因恐怕就在于此。现录此诗第一节作为例子：
连鸽哨也发出成熟的音调，
过去了，那阵雨喧闹的夏季。
不再想那严峻的闷热的考验，
危险游泳中的细节回忆。
评者认为第一句就莫名其妙，“鸽哨”的声调有什么成熟与不成熟之分呢？而第二句据评者说，他和另一个写诗的朋友研究了一个多小时，才明白“那阵雨喧闹的夏季”是暗喻“十年‘文革’的骚乱”。因此认为其立意虽好，表现手法则未免写得过于深奥难懂，因而是“令人气闷的朦胧”了。
批评的文章出来后，杜运燮写了一篇《我心目中的一个秋天》替自己辩护：“诗歌同其他一些艺术作品一样，也容许读者（观众）在欣赏时进行再创造，可以有和作者不同的联想、想象和体会。”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诗无达诂”的意思吧。
替杜运燮辩护不仅只他自己，名诗人卞之琳也是替他辩护的。上月卞之琳来香港讲学，在某次一个关于中国新诗的演讲，就提出杜运燮这首《秋》作例子，也评论了对它的评论。卞是肯定此诗的艺术价值的，限于篇幅，他的论点我就不想详加引述了。
香港报刊上也有为此诗辩护的，引其中一个意见为例：“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