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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〇年年尾，一个案件的审理引起举国热议。陕西西安，一个叫张妙的女人在骑电动车时被汽车撞倒在地，驾车者拿随身携带的尖刀在她的胸腹部连刺六刀，导致张妙主动脉、上腔静脉破裂大出血死亡，杀人者是西安音乐学院钢琴专业大三学生药家鑫。
舆论分歧巨大。几乎每次朋友聚会都会讨论。有几位力主判死刑，也有几位认为对任何人都不应判处死刑，学法律的何帆一直没有表态。
问到我，我说：“死刑既然还没废除，就应该尊重现行法律，按现有的法条该判死刑就判死刑，不然谈不上公正。”
“父母送子自首，被告人又是独子，你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父母的感受？”何帆说，“中国自古有‘存留养亲’的传统。比如，兄弟俩运输毒品，论情节都可判处死刑，考虑到他们的父母还健在，这时是不是得考虑留一个？当然，‘存留养亲’也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兄弟俩把别人一家几口都灭门了，还需要留一个吗？……”
大家都不认可：“你这个也太……司法弹性这么大，还怎么树立权威啊？”
我自觉还算客观，觉得舆论中说的富二代、军二代那些传言都没去考虑，也不赞成群众去冲击法院，只是就事论事。“我记得，刑法里说，如果犯罪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就算自首，也不能考虑从轻，对吧？”
他沉吟一下：“这个……算不算特别残忍？”
这次他被别人打断了：“这还不算特别残忍？这还不算社会危害极大？”
“与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杀人相比呢？”
我按自己理解说：“故意杀人是针对特定对象的，我作为旁观者并不用恐惧。但是掩人后杀人，人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这就是社会危害性极大。”
他笑：“这是你个人的感受。”
我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霍姆斯大法官不是说过么，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是经验，经验不就是人们的感受？”
场上无话。
又过了一会儿，话题转到什么样的人可以减免死刑，有人举了一个例子，说情杀就应该免死。
诸人争论，这位朋友请了两位女服务生进来，问她们：“如果一对情侣，男方出轨，在争吵中女方失手杀死了他，这女人应该判死刑么？”
两个姑娘互看一眼，说：“不应该。”
他说：“看，这是共识。”
两个服务员转身要走，何帆说：“等一下。”
他说：“我也讲个真实的情杀案子，一个男的极端不负责任，女朋友多次为他堕胎，女友第四次怀孕后，坚决要把孩子生下来，他不想结婚，就把女友杀死，连腹中孩子一起焚尸，你们两位觉得应该杀么？”
两个女孩几乎同声说：“当然应该杀。”
“那到底情杀该不该免死呢？”何帆说，“我只是觉得，有时候，人们对事情的感受和判断不同，跟讲故事的方式有关。正义不能一概而论，只能在个案中实现。”
二○一一年六月七日，中午电视新闻，我听到：“药家鑫被执行死刑。”
转过身看电视时，穿着横条纹T恤的药家鑫，剃着平头，狭长的脸，眼眉低挂，签完死刑执行书，低头被两位戴着头盔护具的法警押着离开。
我看到这条新闻时，死刑巳经执行完毕。
站在电视机前，心里一片空荡。
判决词里写：“该犯犯罪动机极其卑劣，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依法判处死刑。”
这话是我引述过的，剥夺他生命曾经是我的意志，我的主张。那为什么我会有这胸口恼人的空茫？
我打开电脑，找到一张他的图片，我从来没认真地看过这张脸，药家鑫，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名字，一段二十几个字的事实。我对他只有最初知道这新闻时震惊与厌恶的情绪。
看了一会儿，给老范发了一个短信：“看到新闻了么？”她回了一个字：“唉。”
当天的笔记里我写：“为什么人声称追索公正，要求死亡，但死亡来到这一刻，你感到的不是满足，也不是为它的残酷而惊骇，而是一种空茫？它让你意识到，剥夺生命是什么意思？就是一切的发展，一切的可能，结束了。张妙死了，药家鑫死了，但如果只是死，结束了就过去了，那就是白白死了。”
一个多月后，我们去了西安。
张妙出事前数月，搬回了娘家，四壁空无一物，房间里灯泡都没有，衣物全火化了。
她没有单独的遗照，只拍过一张班级集体照和一张几个女孩的合影，她都站在最后一排，扎一个马尾，黑衣，翻一个大白衬衣的领子，妹妹说她不爱说话，照片上不像别的姑娘勾肩搭背，背微微地窝着，双手垂在两侧，带着怯和厚道。笑起来有点抱歉的样子。
“小时候身体不好，住过好几个月院。”关于女儿她父亲说得最多的是“小时候给她吃的奶粉”。
在农村，这些都是对娃的金贵。
她初中退了学，一直打工，前些年，冇个在烤肉摊帮忙的小伙子喜欢过她，叠了五百二十一个幸运星给她，后来他出事判了刑，想见她一面，她没去。但一直留着那些幸运星，用一个牙膏盒子封着，去世之后，外甥拿着玩，丢了一些，被打了一顿。
她嫁人时，电视、影碟机都是借来的，在婆家的日子过得也不容易。出事前出来打工，卖麻辣烫，想让两岁的儿子吃好穿好点。
我在院子里的时候，孩子也来了，嬉笑玩乐，我们买了玩具给他，他拿着偎到我怀里“给你，摩托”，我笑：“宝贝，不是摩托，是奥特曼。”
张妙父亲紧紧地盯着孩子，偏过头叹口气，几乎轻不可闻。
她母亲这两年身体不好，出事后有些精神恍惚了，我们采访父亲时，听到她在房间里哭喊。
我问她父亲：“要不要劝一劝？”
张妙父亲黝黑的脸。瘦得像刀刻一样，说：“不劝，这事没法劝。”脸上是日夜锤打遍的无奈。我在那个哭声里坐不住，回头对摄像说了一声“我去看看”。她坐在里屋的席子上哭喊：“妈给你做好了饭。你怎么不回来吃……”我坐她身旁，也无法说什么安慰，只能把手放在她的胳膊轻轻抚摸。
药家居住的小区是西安华山机械厂的宿舍，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修建，药家鑫的父亲药庆卫穿着白色的确良衬衫，里面套着一个白背心，站在楼下等着我们。他说一家人在这儿住了将近二十年。
楼房没有电梯，我们走上去，房间是水磨地，坐下去是硬的转角沙发，厕所里马桶拉的绳子是坏的，用勺子盛水冲。
药家鑫的房间桌上，放着他十三四岁的照片，家里没有近几年的照片，照片前面放着一副眼镜，他在庭审的时候戴过，眼镜边上放着两张滨崎步的专辑。
药庆卫说：“四十九天了……电脑没停过，就放在那儿，一直放着他爱听的歌，他说：‘爸，你给我放那些歌，我听一下就能回去。’”
药家鑫的床上换上了凉席，挂了蚊帐，他妈说：“夏天来了。我害怕蚊子咬着他。”她天天躺在儿子的床上睡觉，“我抱着他平时爱抱的那个玩具，那个狗熊，我都没有舍得去洗，我就不想把他身上的气味给洗掉。”
药庆卫说：“我在农村的时候，总听说人死了以后家里会有动静。我以前特别怕这个动静，现在特别希望有。其实有啥动静，什么动静都没有。”
快到傍晚，客厅已经渐渐暗了下来，他停了一下，说：“没有，真的，人死如灯灭。”
药家鑫死后，药庆卫开过一个微博，写：“药家鑫的事情上，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平时管教孩子过于严厉，令孩子在犯错之后害怕面对，不懂处理，最终酿成大祸。”
药家鑫幼年时，父亲随军在外，读幼儿园时开始按母亲要求学琴，母亲一个月工资五十块钱，三十块交上课费，学不会被尺子打手，一边打药家鑫一边哭，但不反抗，“他也知道多学一次得多少钱”。
母亲说：“从小我教育他的，凡是和小朋友在一起玩儿，只要打架了，不管谁对谁错，他回来肯定是挨骂的。”她哭着问我：“不是说严格管教才能成材吗？难道严格管教也错了？”
小学一年级，药家鑫的同学逼着他背自己，不背要给一块钱，他就背了。老师找他父亲去，把对方孩子也叫来了，让他父亲处理。他说：“我想着孩子玩儿嘛，小事没必要太汁较，背就背一下嘛，我没有帮助他。”
中学里有同学打药家鑫，按着他头往墙上撞，他害怕父母说他，不敢说，又不敢去学校，害怕那个学生再欺负他。
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