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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对我的主任说：“回乡上。”我们又折了回来，接下来是双方谈判。中午，主任给我一张纸，是乡政府的处理意见，罚款一千二百元，书面检讨并在乡广播站面向全乡两万六千群众念出来。主任对我说：“答应这些条件，你就能够今天回去，如果你要坚持，你恐怕要在这里再过一夜了。你看看那个派出所所长的样子，他根本不是独立司法的，他就是这个乡长的警犬。”我别无选择，只有屈辱地服从。我不能拿我母亲的生命去跟这伙人较量。我答应了。乡党委书记带我们四个人在乡政府的灶上吃了午餐，我只吃了半碗。这位书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给我一包烟，叫我给乡长送去，他说：“男子汉大丈夫，要能屈能伸，忍了吧，人的一辈子有好多亏要吃，有些事明明是屈辱，还得往肚子里咽。”我知道他是为了我好，就去了。这位乡长没有接烟，叫我去弄钱。我从乡信用社一位同学那里借了八百，三个同事凑了四百，一次就交齐了。临走时，所长问我你哪里弄到那么多钱？我没有理睬。我的主任说：“助纣为虐，当是衣冠禽兽。”所长恨得咬牙切齿，但终究没有挡下我们的车。
我回到家里时，我家里有五六十位老人，他们看到我时都哭出了声，有人说还是公家人好，如果是我们，早就给打成麻叶丝了。我从人堆里找到我母亲，紧紧地抱了上去。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抱住我妈，我们母子哭成一片。邻居给我的同事下面吃，他们三人哪有心思吃饭，说走吧。地没有种，我就回城打官司了。
几天几夜我没有睡觉，我找了好多法律方面的书籍，请教了歧北市最好的律师，写了诉状。小河区的两位朋友说先不要去起诉，先去区法院了解情况，看能不能打赢。我们去了，刑事庭一位副庭长说你连案都立不了。小河区委书记给区法院有口头指令，凡是农民状告乡政府的案子，一律不接，不立案，立了案的，必须判乡政府胜诉，判农民败诉。前些年农民状告乡政府、乡干部的官司比较多，现在没有人打了。我们是法官，也被抽调下去搞所谓的中心工作，甚至于还干犯法的事，没法说。你要打，就指望市中院，并且找好证人证据，再去起诉。我说我们村上的干部会为我作证。副庭长说，不会的，你们村的干部不会给你作证，一是不敢，二是不愿意为你出这口气，你对人家什么也给予不了，而乡长就可以。果不其然，没有一个村干部为我作证。法院打官司的事就此搁浅了，我就给省委书记、省长，市委书记、市长写信，两个月过去，任何消息没有。最后，《歧北日报》的内参发了我的诉求，市政府分管农业的王副市长作了严厉批示，要求小河区严肃查处。市信访办杨主任对我说，你去法院起诉，这样的乡长她还没有听说过，殴打农民的乡干部有一些，打伤市上的干部的乡长这是第一个，纪律处分远不如法律制裁。我说没有人作证。她说没有人作证也无关紧要。就在杨主任为我起诉咨询律师的后几天里，我给省委书记的材料转下来了，这位书记大人一个字也没有写。杨主任说，如果省委书记批示了，她会直接下去调查的，要为我争得公道，现在只好让小河区去处理了。我当时没有体会到杨主任的话外之音，就抱了一线希望，想小河区总有主持正义的人吧。结果是一边倒，区纪委只在松树乡政府弄了三十多封证据材料，我们村里就没有去。最后拿了一个结案材料，说我殴打乡干部，目无法纪，辱骂乡政府主要领导，支持村里邪恶势力等等，还要我签字接受他们的处理意见。我笑了，我当着区纪委一位副书记的面把这个材料撕碎了，并伸出双手，说：“再抓一次吧，这一次抓进去，我绝不会给单位打电话，绝不会要求你们再放我出来。”纪委副书记面露难过之色，而一位主任气得浑身发抖，手指我的鼻梁大声说：“你你你……”
这件事过去了十年，这位乡长现在是小河区农牧局副局长，利用松树乡硬化街道的超预算资金为自己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去年又用在另一个乡任乡长时硬化街道的项目资金为他本为农民的老婆买了个小河区林业局的国家干部身份，现在他老婆是国家正式干部，吃财政饭。
我要说的说完了。
刘扬很平静，田野拍了桌子，王凌拍案而起，吼道：“揪不出这个败类，我辞职。”其他常委也愤怒，说应该马上行动，将这一伙人绳之以法。杨哲没有说话。刘扬说：“大家休息十分钟。”
十分钟后，于洋有了在市委的办公室，办公室门上有牌子：副秘书长室。像做梦一般，于洋没有坐进高背皮椅里去，而是坐在了皮沙发上，打量这个新的环境。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他从泥潭里爬了出来，越过了副科、正科，来到副县级岗位上，并且这个副县级岗位非同寻常，也就是一年半年时间，这个岗位上的人将赴正县级领导职位——这是惯例，一般是县委书记，至少是市上最好的部门的一把手。当然，于洋还没有想这么远，他的心忐忑不安，他不知道他自己能不能胜任这个岗位的工作。
常委会继续开会。刘扬说：“于洋说的事只是歧北市过去乡镇工作问题的冰山一角，可能还有比这严重得多的违法犯罪案件。大家今天的态度非常好，我这个书记十分感激。市纪委就以这个事为突破口，联合小河区委，成立专案组，下去一边查十年前松树乡的问题，一边把这个在小河区给老婆买了干部身份的领导干部揪出来，让他尽快供出收钱人和交易过程，顺藤摸瓜，查处更多的人来，清洁我们的干部队伍，恢复党和政府的形象。”
杨哲还是保持沉默不语，其他同志都同意这个意见。
“请大家举荐贤能，经委的班子要动一动了。”刘扬语重心长地说，“不得罪人，我们就裹足不前。我觉得市上这个抓大放小发展工业的思路有问题，不能抓大放小，要遍地开花。其他地区就是这么做的。十年前，我省只有五个地级市有一些工业企业，十年后，我们这个昔日的工业重镇排在全省第八位上去了，人家的工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就是遍地开花，出台政策，扶助企业自我发展，现在形成了气候。如果让我选人，我会从工厂里直接调人，但我现在不能这么做，歧北市的发展要靠大家，我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上一次选拔市教育局局长，我犯了纪律，一个人坚持要把济北县教育局局长调上来，大家让了步。现在，我让大家选。今天不定下来，下一次会议就提名，然后投票表决。明天没有工作任务的常委，我们一起到BB厂去，这个工厂表面上很辉煌，内部矛盾已经到了十分尖锐的地步，主要是分配不公，我们去了解一下。”
会议结束后，刘扬要请于洋吃饭，于洋说还是我请吧，你给了我这么大一个官位，我得表示表示。刘扬问拿什么表示时，检察长的电话来了，检察长说他已经在明月酒楼等待了，请刘扬务必来。刘扬说我这边有一位朋友，可不可以一同请上。检察长说来十位也行。刘扬就和于洋一同去了。
只有两个人，检察长和他那位女亲戚。这边是刘扬和于洋，四个人显得比较安静，刘扬给检察长和女人介绍了于洋，检察长的眼睛有点变明亮的样子，他说：“你们两个人都是精英，英雄相惜，可喜可贺，今天这顿饭就算是贺宴了。”于洋说：“我掏钱吧，检察长的电话之前，我和刘书记正商量在哪儿吃饭呢，刘书记同意今晚我请客。”检察长说不行，你刚刚当上副秘书长，就不能搞官僚主义，还是要倾听基层同志的呼声。今晚这饭，是我自己掏腰包请刘书记的，不是公款，务必请于洋老弟给个机会。于洋看了刘扬一看，刘扬说：“还是这位‘半边天’同志裁决吧。”女人轻轻一笑，脸面犹如花朵瞬间开放，给人一种顷刻之间换了天地的感觉。她说：“那就我掏吧，今晚跟三位优秀的男子汉同桌就餐，十分荣幸，机会难得，我掏钱吧。”刘扬不同意，说先吃饭，后猜谜，猜不中者出钱。问题算是解决了，便开始海阔天空、漫无边际地闲谈。说着说着，刘扬突然问及郑小桐案，问检察长为什么不跟其他领导通气，一个人定夺。检察长看了一眼于洋。于洋赶紧说我回避。刘扬制止了：“你回避什么？谁都不是外人，坐吧。”检察长说：“检察院有两名副检察长是马强的人，开会就会走漏风声。大要案要有硬手段，有时候快刀斩乱麻比按部就班更好，既简洁，又不会出